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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卡扎菲集团没有构建合法型、传统型统治的基础，因此构建一个让国民信服的魅力型统治成为其政治精英孜孜以求的目标。卡扎菲通过 “第三世界理论”和《绿皮书》所规定的指导原则，以及民众革命、伊斯兰社会主义、对抗西方国家等实践行为，构建了魅力型统治。但是随着社会变迁和全球化大潮的冲击，完全凭铁腕和魅力赢得民众认同，推进政治变革，寻求制度合法性，显得日益艰难。卡扎菲统治利比亚近40年多年，政治动员缺乏国民士气和公共精神所需求的能量，笼罩在这里的景象，不是政治的发展，而是它的衰朽。这次利比亚政治危机是北非政治危机“滚雪球效应”引发的利比亚国内政治斗争的扩大化，外来力量的加入以及北约国家的干预直接放大了这种效应。这也反映了利比亚现代化中威权政治的衰朽，卡扎菲强人政治“魅力平凡化”的历程。 关 键 词：利比亚 卡扎菲 魅力型统治 魅力平凡化 作者简介：韩志斌，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东热点问题与联合国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 10ZD&115）、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研究”（11CSS011）和陕西省教育厅项目“阿拉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010JK293）的阶段性成果。 最近肇始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和埃及的“街头革命”，引起中东北非重大政治动荡，而利比亚的政治危机更为严重。由于以法国为首的北约的干预，利比亚政治危机已经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利比亚战争，直至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他本人也死于非命。学术界公认的中东政治危机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二是统治者合法性的衰落和政绩的困局；三是伊斯兰激进力量的推动；四是外部力量的干预。但具体到利比亚情况则不一样，如果说，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危机是政治体系治理危机等内因造成的，利比亚的政治危机则更多的是外因，即埃及和突尼斯的“示范效应”而引发的利比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政治力量博弈的历史延续，这也反映了卡扎菲强人政治从“魅力型统治”到“魅力平凡化”的历史流变和政治合法性的兴衰历程。 卡扎菲政权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1969年9月1日，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赛努西君主制政权。尽管这些民族主义者较为顺利地推翻旧政权，但在如何构建一个新政权方面还没有任何蓝图。亨廷顿说过，民族主义的职能就是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而当完成这一使命并需自己适应行使统治国家的新职能时，往往会遇到一场重大危机。[1]对于刚刚上台的卡扎菲集团来说，遇到的危机就是如何获得合法的统治，换句话说就是得到民众认同的政治合法性。按照韦伯的观点，合法的统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统治具有合乎理性性质的合法型统治，统治具有传承性质的传统型统治，统治具有魅力性质的魅力型统治。 首先，卡扎菲集团执政不是合法型统治。原因有四：一是卡扎菲集团政治治理的程序与结构并没有持续受到特定原则的约束。尽管作为“自由军官组织”成员的卡扎菲集团原则上受到内部规定的制约，但后者不能上升到国家政策制约的高度对前者进行强制约束。二是卡扎菲集团最高一级的权力单位革命指挥委员会缺乏监督机构。三是事务处理的规则不是依据准则，而是按照“自由军官组织”政治精英个人的偏好。四是任职人员和职务权力没有实现分离，即“自由军官组织”的行政管理集团和行政管理资源没有实现分离，卡扎菲集团的权力来源是自己。 其次，卡扎菲集团执政也不是传统型统治。传统型统治的权力来源于古老遗留制度和权力的神圣尊崇感，统治者的身份与地位是由传统规则来确定的。[2]而卡扎菲集团却没有这种历史资源。不过卡扎菲统治后期的官僚体制与传统型统治有相似之处：一是行政任命依据是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命令；二是统治者可以任意专断，依据其需要来认定所需实行的原则；三是实行老人政治、家长制。国家权力掌握在以卡扎菲为首的统治集团手中，其成员年龄老化，更新换代不强。家长制主要体现在部族管理的方式。 最后，卡扎菲集团的政治治理也不是魅力型统治，但这种统治类型一直是卡扎菲集团政治精英所追求的目标。魅力型统治是指一个人因其具有某种特殊品质而获得领袖身份，并依据这种特殊合法性构建整个统治体系。[3]而政变初的“自由军官组织”政治精英还不具有这种极其非凡的品质。正如罗斯·福斯特所说，卡扎菲政变的成功更大程度上归功于旧制度的僵化，而不是挑战者的精神活力以及支持的广泛性。[4]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在利比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并不稳固，赛努西君主制政权并不想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一直梦想着反攻倒算，重回统治舞台。 由于卡扎菲集团没有构建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的基础，因此构建一个让国民信服的魅力型统治成为其政治精英孜孜以求的目标。 卡扎菲构建“魅力型统治” 合法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政府必须培养公民对他的尊重和自愿服从，要让民众意识到政权的统治是合法的。对于卡扎菲集团而言，其上台之初当务之急的任务就是培育合法性，而其途径则是构建魅力型统治，卡扎菲集团通过在下述措施在民众中赢得魅力，得到政治认同与合法性。 （一）理论构建：《绿皮书》 卡扎菲在推翻君主制政权的六年后，开始总结其意识形态的理论原则，出版了三本系列小册子，总页数不超过100页，总称为《绿皮书》。《绿皮书》的出版标志着卡扎菲的革命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绿皮书》第一部分的标题是：《民主问题的解决之道——“民众权威”》，主要阐述卡扎菲直接民主的理论基础及其在利比亚执行的以人民大会与人民委员会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制度的特征。[5]他拒绝东西方政治体系，推进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也就是在利比亚成立全国人民大会与人民委员会。 《绿皮书》第二部分的标题为：“解决经济问题的出路——社会主义”，首次出版时间是1978年。[6]卡扎菲拒绝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结论是社会主义是经济秩序的最优化选择。 《绿皮书》的第三部分的标题是：“第三世界理论的社会基础”，考察了第三世界理论的社会基础，集中在家族、部族与国家层面。[7]这一部分出版于1979年，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无疑也是理论性最强的部分。大致来说，这一部分尝试性地考察个人，特别是妇女在伊斯兰社会的角色。 （二）政治操作：民众革命 1973年4月15日，卡扎菲发起了民众革命。第一，废除现有法律，替换为灵活变动的革命法规。第二，清除革命的敌人；第三，行政革命消除各种资产阶级与官僚主义；第四，武装普通民众，捍卫革命；最后，发起文化革命净化国外思想，将纯正的道德与物质潜力结合在一起。为了完成民众革命，卡扎菲鼓励利比亚民众夺取全国民众委员会的权力。按照九月革命的初始设想，1973年4月利比亚发起的民众革命有三个目标：第一，革指会负责动员民众的力量。第二，革命政府希望在现政权中拥有领导地位，削弱传统部族领导人的权力基础；第三，授予民众权威，破坏传统的官僚机构。实践证明，民众革命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回应，民众在革指会允许的限制范围内积极参与政治生活。随着民众动员与参与水平的提高，以卡扎菲为首的革指会对革命的控制力度也增强了，卡扎菲的魅力型统治也逐渐培养起来。 （三）经济运形：伊斯兰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革命运动不可分割的部分，特别是北非与中东地区发生的革命更具这一特点。如果社会主义被界定为财富与资源的再分配，那么，1969年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利比亚发生的一切无疑是社会主义革命（卡扎菲称之为“伊斯兰社会主义”）。利比亚经济管理与运作方式日益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住房、资本与土地都被大规模地重新分配 。消灭私人企业，利比亚经济体系大体上被中央政府所控制。从1979年开始，的黎波里西部贾法拉（Jefara）平原的土地被大面积重新分配，此活动一直持续到1980—1981年。革指会在夺权不久就实行石油国有化，控制了石油与天然气工业等经济领域。这一突出的政策不仅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还有助于巩固并控制革命成果， 也是卡扎菲吸引民众力量，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必要组成部分。 （四）外交实践：对抗西方国家 卡扎菲的“魅力型统治”与反西方情结是离不开的。英国学者弗·哈利迪写道：“革命民族主义被证明是更多国际冲突的起源，使人们在更大程度上竞争性地关注于民族利益。”[8]在“革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架构内，利比亚与西方和美国之间的对抗与打压、挑战与应对成为当时国际体系的突出特征。卡扎菲早在1973年就提出“武装人民群众”的思想，对以色列和美国发动圣战。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卡扎菲被称为“恐怖主义大师”的称号。1980年2月15日，美国关闭的黎波里大使馆。到1982年末，美国停止从利比亚进口石油，并抵制向利比亚出口高技术产品以及与恢复石油生产的相关设备。[9]利比亚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处于低谷，甚至断交，因而成为美、英等国长期敌视的对象和打压的目标。1989年，美国证实利比亚支持了大约30个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和革命运动。里根总统甚至骂卡扎菲是“世界的疯狗”。[10]通过挑战西方大国政府的合法性，卡扎菲也招致了西方政府挑战自己政府的合法性。 （五）区域理念：推进阿拉伯国家统一 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卡扎菲的基本主张一直是得到民众支持的合法性来源。卡扎菲自己承认，他接受并继承了纳赛尔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泛阿拉伯主义、泛非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另外，由于利比亚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他关心的是四个圈（即阿拉伯、非洲、伊斯兰和世界）。但是他对外政策的支柱仍是泛阿拉伯主义。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点：首先，统一应该从马格里布地区出发。卡扎菲认为，利比亚和马格里布以东的阿拉伯世界是天然的地缘共同体，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历史、理想和命运，因此，必须从马格里布出发，实现从阿拉伯湾到大西洋这片土地的统一。其次，阿拉伯统一必须以利比亚为中心，而卡扎菲就是阿拉伯统一的代言人。卡扎菲在1986年表示：“一种具有世界水平的新的国际主义已经建立起来，它的中心在利比亚，它的司令部在利比亚。它在利比亚是为反对美国和犹太主义，保卫锡德拉湾和巴勒斯坦而斗争。”[11]他还认为，既然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皮埃蒙特统一了意大利，利比亚也应该而且必须扮演统一整个阿拉伯民族的角色。最后，非洲统一事业也是他极为关注的问题。他试图把北非和西非两个地理区域合并为一个整体，即撒哈拉伊斯兰合众国或联邦，然后再把它扩大到非洲各地。卡扎菲先后同马什里克（埃及）和马格里布（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的国家进行联合，大都半途而废，功败垂成。卡扎菲在屡次讲话中也一再解释，阿拉伯统一和非洲统一是相互促进的，阿拉伯统一是非洲统一的基础或前提，而非洲的统一又反过来促进阿拉伯统一的巩固和发展。 （六）自身层面：注重个人形象 按照韦伯的观点，魅力型领袖的统治合法性是被追随者认可的程度。[12]而注重个人形象则是赢得追随者认同的最好方式，卡扎菲非常注重个人形象，如使用女保镖，住帐篷以及在不同场合穿着不同衣着，从而被称为“国际时装典范”。 卡扎菲政权的“魅力平凡化” 卡扎菲通过构建“第三世界理论”和《绿皮书》所规定的指导原则，以及民众革命、社会主义、对抗西方国家等实践行为，构建了自己的魅力型统治。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全球化大潮的冲击，完全凭铁腕和魅力赢得民众认同，推进政治变革，寻求制度合法性，显得日益艰难。卡扎菲统治利比亚近40年多年，政治动员缺乏国民士气和公共精神所需求的能量，笼罩在这里的景象，不是政治的发展，而是它的衰朽。卡扎菲强人政治的魅力已今非昔比，也就是韦伯所说的“魅力平凡化”问题。 第一，从民众革命到威权政治 从理论层面来说，卡扎菲所强调的民众革命有其合理性，也颇具吸引力。但利比亚的权力体系具有二元化的特点，即民众形式上通过人民大会、人民委员会以及各级人民大会直接行使权力，但卡扎菲通过革命委员会掌握实际权力，形成威权政治。 20世纪90年代初，利比亚权力控制的多重政治体系得到巩固。政治权力和权威机构仍是总人民大会，然而实权控制在所谓的“革命委员会” ，国家的安全部门并不受总人民大会控制，而是处于卡扎菲的直接领导之下。卡扎菲正是通过以下几个政治机构牢牢控制了国家权力。 第一种公开成立的安全机构。1、领导人情报局（the intelligence Bureau of the Leader），这是最重要的机构。该机构于20世纪70年代在东德的帮助下成立，主要负责安全机构的情报工作。2、军事秘密服务局（the millitary secret service）该机构负责卡扎菲的个人安全。3、民众国安全机构，负责利比亚国内外安全。除此以外还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立的革命护卫队、人民护卫队和清除委员会等安全机构。 第二种是法律没有明确的秘密机构。1、自由统一军官运动（Free unionist officers’ movement）。其成员占据中央机构的领导核心，大约有60－80人，大都出身于部族，还包括卡扎菲班加西军事学院毕业的左帮右臂，一直是卡扎菲依靠的力量，掌握国家的重要职务。2、卡扎菲伙伴论坛（the Forum of companion of Qadhafi）。从名字看，似乎是一个军事沙龙，实际上是由100人左右组成的秘密机构。3、人民社会领导委员会（People’s Social Leadership committees）。1994年，卡扎菲在达纳宣布成立人民社会领导委员会，其成员主要是利比亚国内各主要部族的代表人物，其目的就是通过控制部族权威人物控制部族和家族，保持国家稳定。这一机构可以有效的平衡中央和地方基层草根阶层的矛盾，对社会稳定意义深远。几年后，利比亚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卡扎菲自己的手中。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主要从卡扎菲的信任部族中任命。国家行政机构的成员成为记忆并在某些场合模仿卡扎菲演讲的传声筒。 20世纪70年代以来，利比亚的现代化发展主要是在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种发展模式首先是要在意识形态上对利比亚社会实施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造，卡扎菲“民众革命”的实践，表面上是将民众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带有明显的“乌托邦”和“理想化”色彩。利比亚更多的是靠在政治上对领导者个人魅力的大力宣传，但缺乏有效的制度性的保障。同时，利比亚现代化发展的各种举措又被完全置于政治需要和政治考量的前提之下，目的在于无条件地树立和确保卡扎菲个人的绝对权威，并由卡扎菲人为地来设定利比亚的发展方向。 从本质上看，利比亚现代化发展动力并未超越传统威权主义的范畴。因此，昔日与卡扎菲称兄道弟的革命志士(即所谓的“反水反对派”)之所以反目成仇，很大程度是不满卡扎菲垄断权力，或者自己的权力欲没有得到满足。因此，这次利比亚政治危机从本质上仍是卡扎菲利益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延伸，再加上外部力量(特别是北约)的干预，从而使危机扩大化，发展成为利比亚战争。 第二，从民族主义到部族政治 与其他国家政治危机不同的是，部族因素成为利比亚政治危机的极为活跃的因素。在中东地区，强大的部族势力通常都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将使他们的权益受到威胁，因此普遍会要求新建立的国家应以部族势力占主导地位。关于建立民族国家或建立部族国家的两种倾向的冲突，是利比亚独立后一直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冷战结束后，卡扎菲思想在利比亚政治实践中发生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强化了对部族主义的依赖。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主要从部族中任命。到1994年，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大都控制在卡扎菲部族的派系手中。卡扎菲依靠的部族为卡扎法部族,其目的是保证其个人的安全治理和政权的安全体系。卡扎法是一个规模相当小的部落，19世纪流落于昔兰尼迦地区。大多数成员过着游牧式的生活方式，极为贫穷落后。他们自己拥有忠诚于部族的军事力量，但在君主制制度下，他们没有得到赛努西君主制的重用。卡扎菲上台后，提升该部族的政治地位。卡扎法部族的军官被委托到敏感、重要的职位。1975年8月，革指会成员巴希尔•哈瓦迪（bashir hawadi）和计划部长奥马尔• 穆海斯（umar al-Muhayshi）发动未遂政变，事后卡扎菲将革指会人数减为5人。卡扎菲加紧巩固自己的地位，凡是认为对自己不忠诚的官员都被清除出国家机关。1995年2月，利比亚又发生一次未遂军事政变，促使卡扎菲再次任用自己的部族亲属，授予它们各种权力。卡扎菲革命民族主义的思想理念中是反对部族主义的，建立民族国家与排斥部族国家是卡扎菲执政后构建革命民族主义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方面。卡扎菲求助于部族主义，依靠强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这种做法在暂时巩固政权的同时，也使其政治体系具有部族政治的特征，这对于现代政治模式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更重要的是，卡扎菲重用个别部族成员参与政治，疏远了那些没有得到重用的部族。卡扎菲任用部族的不同态度造成部族对待卡扎菲政权的亲疏离散，导致部族中形成了许多反对派，这也为政治分裂危机打下基础，从而也使卡扎菲的“魅力型统治”“黯然失色”。 第三，反西方情结引来祸水 卡扎菲与美国对抗，以及随后的联合国制裁，国家陷入贫困，追随者在思想利益与物质利益方面获得的质量与数量日益减少。国民富裕，统治者就是成功的，如果国民贫困，统治者的情况就是令人遗憾的。[13]也就是说，国家的凝聚力和国民的忠诚取决于国家保证个人福祉的能力，对公民来说，热爱祖国是由于得到好处的结果。因此魅力统治不是纯粹的理性概念，它是实际存在的物质实体。 联合国实施制裁后，利比亚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处境，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也遭遇重重困难。再加上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些促使卡扎菲外交思想上的变化和利比亚外交政策的调整。一方面,卡扎菲强烈谴责对利比亚的制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他多次表示希望同美、英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利比亚希望依靠非洲国家，特别是非洲统一组织的支持摆脱困境。1998年，非统决定单方面解除安理会的制裁令。此后，包括非统执行主席在内的多名非洲国家首脑乘飞机访问利比亚，以实际行动冲破安理会对利比亚的空中制裁。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还称赞卡扎菲“是我们孤独时的朋友”,指出“西方国家的敌人不是我的敌人，我不准备让任何人支配我的处事方式”。 经国际社会的积极斡旋，1999年初，利比亚政府将2名涉嫌制造“洛克比空难”的利比亚人移交给联合国。联合国随即宣布暂停对利比亚的制裁，利比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所缓和。1999年欧盟宣布暂时终止对利比亚的制裁。同年11月，英国政府全面恢复与利比亚中断了15年的外交关系。 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承担洛克比空难家属赔偿费用以及与欧美国家建交，但其统治所依靠的意识形态革命民族主义中的反西方情结并没有动摇。卡扎菲在一年一次的九月革命纪念日上，仍将反西方作为赢取民众支持的革命民族主义话语，历数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殖民伤害成为卡扎菲获得政治合法性的程序性演讲内容。在2009年9月的第64届联大会议中，卡扎菲做了长达75分钟的长篇发言，抨击西方实行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也是以法国为首的北约支持反对派，打击卡扎菲的深层历史原因。 第四，接班人问题与家族政治 民众陶醉于现任统治者的魅力并不等于认同其世袭制，也就是说民众认同于统治者的魅力并不等于承认其子孙后代的魅力。一旦有魅力的统治者显示出将统治权力让渡给自己后代时，其魅力会在民众中大打折扣，转入平凡统治的模式。卡扎菲虽号称“人民领袖”，自身也算廉洁，但在权力、利益分配等关键问题上仍难脱“家族政治”窠臼。据报道，卡扎菲的八子一女分别涉足石油、燃气、酒店、媒体、流通、通信、基础设施等产业，基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其长子穆罕默德掌控通讯部门；次子赛义夫（被视为卡扎菲继承人）负责卡扎菲发展基金会；三子萨阿迪担任特种部队司令；四子穆阿塔希姆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六子哈米斯担任精锐的第32旅旅长。这种家族、部族统治治理方式和接班人问题，减少了民众对其统治权力的认同。 第五，利比亚碎片化的地缘结构也会导致魅力平凡化 利比亚处于阿拉伯半岛、非洲与地中海三大世界的边缘区域，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对其核心领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利比亚的历史——社会——文化秩序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那就是碎裂化的地缘格局。这里有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有部族地方原始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天然不可征服的海洋与陆地屏障，再加上东南与西南部广阔的沙漠，利比亚早期的地理范围包括三个区域，东部的昔兰尼加，西部的的黎波里塔尼亚以及西南部的费赞。从历史脉络演变来看，昔兰尼加倾向于同马什里克（Mashriq）或伊斯兰世界东部看齐，而的黎波里塔尼亚则认同马格里布与伊斯兰世界西部。由于利比亚南部延伸到撒哈拉沙漠深处，与非洲邻国享有相似的社会经济特征，费赞自然就同南面的非洲中西部国家交往甚密。[14]这种根深蒂固的多种政治认同阴影日益浮现，政治权力结构沿着种族、教派界限出现断裂的可能性增大。利比亚危机始于班加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东部地区和班加西的部族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 第六，民族与国家的悖论 利比亚“魅力型统治”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目的，即政治权力（国家）的诉求，是一种以民族意识为基础的政治纲领或理想。在理论上，卡扎菲的革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把“民族”和“国家”结合成一体。但在现实操作中，民族主义与国家权力却不是重合的，这也是卡扎菲泛阿拉伯主义联合行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每当利比亚与其他国家进行联合时，后者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现实的、具体的“国家”，而卡扎菲那种想象的，抽象的“民族国家”则是民众与政治精英脑海中一种虚幻的想像。卡扎菲推动联合计划的激进做法，得罪了许多阿拉伯兄弟，如鼓吹推翻阿拉伯君主制，支持摩洛哥军官推翻国王，在阿拉伯峰会上用手枪逼约旦国王侯赛因退位，在阿盟峰会上与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恶言相向。[15] 阿盟本身就积聚了阿拉伯世界的各种复杂矛盾，而卡扎菲本人更是各种矛盾的集合体。在阿盟峰会中，卡扎菲与别国领导人吵架的新闻总是见诸报端。因此，阿盟一直对卡扎菲政权心存不满，从而在投票赞成联合国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 结语 总之，地缘分裂决定了利比亚民族国家构建的不稳定，革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注定利比亚难以与西方国家从内心深处握手言和，而部族政治则使得卡扎菲政权仅能得到少数部族的支持，这也为政治分裂危机打下基础，从而也使卡扎菲的“魅力型统治”“黯然失色”。而卡扎菲能够支撑数十年统治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统治方式的不断变换。因此，这次利比亚政治危机是北非政治危机“滚雪球效应”引发的利比亚国内政治斗争的扩大化，外来力量的加入以及北约国家的干预直接放大了这种效应。这也反映了利比亚现代化中威权政治的衰朽，卡扎菲强人政治“魅力平凡化”的历程。 注释： [1] [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2] [德]韦伯著，杭聪编译：《经济与社会》，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3] [德]韦伯著，杭聪编译：《经济与社会》，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4] [美]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著，韩志斌译：《利比亚史》，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15页。 [5] 引自《绿皮书》第一部分，参见Mu’ammar al-Qassafi, The Green Book, Part 1: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f Democracy-“The Authority of the People”(London: Martin Brian & O’keefe, 1976). [6]引自《绿皮书》第二部分，参见Mu’ammar al-Qassafi, The Green Book, Part 2: The Solution of theEconomic Problem- “Socialism”(London: Martin Brian & O’keefe, 1978). [7]引自《绿皮书》第三部分，参见Mu’ammar al-Qassafi, The Green Book, Part 3: The Social Basis of theThird Universal Theory(Tripoli: Public Establishment for Publishing, Advertising, and Distribution, 1979). [8] [英]弗·哈利迪著，张帆译：《革命与世界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9] 参见P. Edward Haley, Qaddafi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69, New York: Praeger Pnblishers, 1984. [10]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32. [11] Ronald Bruce St John, Qaddafi.s World Design: Libyan Foreign Policy, 1969-1987,. London: Saqi Books, 1987, p.69. [12] [德]韦伯著，杭聪编译：《经济与社会》，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13] [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4] [美]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著，韩志斌译：《利比亚史》，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2页。 [15] 田文林：利比亚局势的多维透视，《学习月刊》2011年第9期，第3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