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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各国随着经济上的迅速复苏和政治自信心不断增强，越来越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没有一个西欧国家可以单独承担复兴西欧的重任，只有走联合之路。于是，以法、德两个宿敌的和解为基础，从经济上的欧洲煤钢联营入手，启动了西欧的联合进程。这种通过成员国将部分经济主权让渡给一个超国家的高级机构的方法，不仅将欧洲联合的理念逐步转为具体的现实，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使历史上战乱迭起的欧洲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较长时期的稳定与和平发展局面。另一方面，以打破美国的西方霸主地位为其特色的法国的“戴高乐主义”，以及以突破美国战略限制为其特点的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则是西欧国家谋求独立发展和推行具有本国特色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标志。西欧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正在发展。随着西欧在经济上不断摆脱对美国的全面依赖，欧洲的政治联合步伐也将逐渐加快，欧洲正在成为另一个世界力量的中心。 美国的另一个盟友日本，由于其经济的“起飞”而导致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加剧，同时要求建立日美对等关系的呼声高涨。1960 年，美日签订《新日美安全条约》，恢复了日本的部分主权。日本将继续在政治上追求大国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实行“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路线。从当时的世界格局来说，“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34]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施以恩惠的问题，两国关系友好。但在苏共20 大召开之后，两党两国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分歧和国家利益冲突日益发展。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及西方的持续压力，成为推动中国摆脱苏联模式，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力量。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终于拥有了“两弹一星”，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 1971 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已经看到了这种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尼克松在1971 年的对外政策报告中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多极外交的新时代；同年夏天，他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明确提出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是决定未来世界命运的五大权力中心。[35]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采取主动行动与中国改善关系。[36]当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它在联合国内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时候，全世界也看到了一个潜在大国的崛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