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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世界现代史与当代文化发展”问题 文化，是历史发展的命脉，也是见证历史的符号，希罗多德的《历史》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更以“文化”作为研究历史的单位。新文化史诞生和冷战的结束，更是掀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从文化的视角去分析考察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世界现代史研究也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 (一)文化因素与国际冲突问题 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研究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二次文化高潮后，写出了《第三次文化高潮》一文，阐释了第三次文化高潮的背景和内容。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的最新发现导致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革命，并改变了机械论的传统观念，人们以发展变化的眼光从事文化艺术研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文化高潮，出现了“现实主义”文化形态：(1)文学上，问世了许多反映时代精神和现实问题的作品，如弗郎兹·卡夫卡的《行踪》；(2)艺术上，涌现了许多新画派——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和新画家，如凡高，毕加索，从艺术的角度去表现人类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3)音乐上，以抽象代替写真，创作出许多曲调奔放、节奏明快、反映激烈变化的乐曲，如阿德罗·舍内贝格创造了12音调作曲法，强调“让思想快乐”，去反映新时代的呼声和跳动的脉搏；(4)生活上，催生了大众文化，结束(改变)了农村与世隔绝的状态，代之以标准的语言，新式的服装，坦荡的生活和公开的交往。 梁占军(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论国际冲突研究的文化视野》，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从事国际冲突研究应具有的文化视野进行阐发：(一)微观层面的文化视野：第一，在国际冲突发生方面，文化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异质文化间的差异和矛盾可能成为诱发国际冲突的导火索，而宗教和民族问题最为突出；(2)异质文化交流互动中，强势文化的扩张常常会导致文化冲突，进而升级为国际冲突；(3)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感情可能衍化出民族偏见、歧视或仇恨等情绪，对国际冲突的发生会起推波助澜作用。第二，在应对冲突的决策方面，文化因素作为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制订及危机处理行为的重要变量，其影响是：(1)文化因素往往会通过决策者来对具体的决策施加影响；(2)文化因素能够直接影响危机决策的内容和目标；(3)文化因素对应对国际冲突的决策和实施手段有制约作用。第三，在平息国际冲突方面，文化的差异可能会成为化解冲突的障碍，冲突双方寻求解决冲突的阶段，文化差异导致的原则性对立或误读可能会增加冲突平息的难度，甚至扮演阻碍解决的角色。(二)中观层次的文化视野：(1)文化互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以国际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交流、交锋、交融、交织”等文化交往形式中，“交锋”就是碰撞、冲突的对立状态；(2)国际冲突的发生反过来会对冲突各方的文化产生影响，或激发对抗中的文化活力，增强其抵御外来文化侵入的能力与自保能力，或彼此相互采纳借鉴对方的文化优点，对原有的文化进行补充、修正或完善，以获得更成熟的文化适应能力。(三)宏观层次的文化视野，即从文化视角对国际冲突研究这一文化现象的理论构建进行考察和分析，重视从理论层面对国际冲突研究进行整体把握和文化解读，关注国际冲突研究在理论建构方面对文化成果的借鉴与运用，如有人受牛顿的机械平衡理论启发，提出了“势力均衡”理论，有人受达尔文生物进化思想影响，提出“现实主义”理论等，尤其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把“文化因素”提升至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核心地位，引发了国际冲突研究领域的文化研究热。但“文化分析”只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分析视角的一种补充，无须片面夸大，在强调文化因素重要性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或否定其它因素的作用。 (二)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问题 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是近些年来史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保尔·柯纳顿(Paul Koerner Dayton)《社会如何记忆》，莫里斯·阿尔布瓦(Motris Arbois)《论集体记忆》，勒高夫(Le Goff)《历史与记忆》，都是这方面的力作。在世界现代史上，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不幸的民族，一战后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共同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慕尼黑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被英法出卖，纳粹德国最后占领其全境，后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获得解放，成立由各党派组成的“民族阵线政府”，宣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改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1989年发生了“丝绒革命”，改国名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取消了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字样。冷战时代结束后，斯洛伐克要求独立的倾向日益明显，1993年最终分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历史记忆”。郑得兴、张家铭、胡丽燕(分别为台北东吴大学助理教授；台北东吴大学教授；捷克查理大学博士候选人)《中东欧年轻世代的认同与记忆——以捷克及斯洛伐克为例》，对分裂后的两个共和国年轻世代(1989年前后出生者)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进行问卷调研，发现捷克人对自己的国族认同有一种自豪和自尊，仍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认同为主，有“欧洲怀疑”情结；而斯洛伐克人则尽量去“捷克化”，以“欧洲认同”来强化“国家认同”，加速“欧洲化”进程。在历史意识和历史记忆上，捷克年轻世代强调捷克历史发展的元素，而斯洛伐克则强调新架构下斯洛伐克历史的元素，当调查问题“一、捷克斯洛伐克的丝绒革命是哪一年？二、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位总统(1918当任)是谁？”时，他们对问题一的回答几乎一致，对问题二的回答，差异却十分明显：捷克人几乎都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位总统是马沙理克(Masaryk)，而斯洛伐克人答对的只有62％。当问到自己国家内(捷克或斯洛伐克)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时，捷克人的回答是1918年的独立，而斯洛伐克人的回答是1993年的分裂。可见不同的国家框架建构，就会有不同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 (三)文化传播与范式转型问题 现代历史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从宏观史学转向微观史学，从社会史学转向文化史学，但不管哪一种模式，史学都有“文化中的文化”之称。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诸多的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这些理论或思潮都以不同的方式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史学研究和范式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易兰(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论孔德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从众多的史学思潮中选“实证主义”进行研究，从“实证主义与科学方法；实证哲学与人类历史；实证方法与历史研究”三方面，对孔德“从个别到一般，从分析到综合”的实证主义思想进行挖掘。他认为孔德在“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历史法”中，坚持“历史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通过综合、归纳，挖掘人类生活中各种现象的必然联系，推断出其规律，并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现象。张洁(温州大学副教授)《留美学人与文化形态史观传播研究》，对“文化形态史观”的内涵，留美学人吴宓、张荫麟、孔繁霱、刘崇鋐、雷海宗、林同济、吴于廑、陈序经对“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播情况及“文化形态史观”传入中国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认为：“文化形态史观”也称“文化形态史学”、“文化形态学”(Morphology of Culture)或“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指的是“在历史研究中通常从宏观的角度，以高度自律的文化作为有机的载体，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各个文化或文明体系的异同，归纳出其共通的形态和模式”[5]。“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播，激发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热潮；推动了中国史学方法论的更新；丰富了中国史学研究的内容。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文化形态史观”并未像马兹利什(Mazlish)所预言的那样，“二三十年代以后只不过是一件古玩”，而仍呈现出研究的热潮。李勇(淮北师范大学教授)《域外史学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回响》，对西方史学思潮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传播情况及具体回响进行分析，他认为“年鉴学派在中国风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稳步传播、后现代主义走红”[6]构成了域外史学在20世纪后期中国传播的突出现象，使中国的史学由苏联史学一枝独秀变为欧美史学姹紫嫣红，历史哲学著作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研究思路从五种生产方式到多种社会发展模式，研究方法也从阶级分析法进入跨学科法，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史学的繁荣与发展。 此外，温州大学陈勇博士做了关于《中世纪欧洲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及其经营管理》，杨祥银副教授做了《关于口述资料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徐华炳副教授做了关于《海外移民与温州华人华侨研究》的学术报告，并介绍了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和华人华侨研究所的建设情况。 总之，专家学者们围绕着各种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补充、提问、点评等方式进行互动，并针对某些问题进行了辩论，最终达成以下共识：(1)必须深化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现代史研究，把握好体系，编写好教材，设计好内容及考核标准，使世界历史真正成为富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学科；(2)高度重视理论探讨与现实应用的结合，密切关注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向，用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去解决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3)实现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扩大历史学科影响力和发挥史学教育在人文素质提升中的作用；(4)加强专业联系，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对外交流。通过此次会议，与会者亲身感受到了温州大学优美的校园环境，扎实的科研基础和发展潜力，表示愿为温州大学的发展和历史学专业的提升献计献策。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郑寅达教授等与会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