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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已成往事，但这次军事干预充分显示了北约在后冷战时期的战略动态。北约新战略脱胎于20世纪90年代纷纭多变的国际政治与安全环境，伴随着北约对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而不断成熟。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集中展示了其大战略思维、“非接触性战争政策”、“无边界集体防御原则”等，突显了北约谋求“巧防御”、“快速反应”、“综合指导”、“兼顾国际与区域政策”，“军事与民事相结合”等新手法。然而，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也暴露了其战略形态的许多不足：缺乏完整规划以及国际法理基础、战略定位片面与错位、与地区及国际需要存在距离等。 关 键 词：利比亚战争 北约战略 “非接触性战争” “智能型作战” 作者简介：许海云(1967－)，男，山西大同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系副主任，主要从事冷战史、北约史研究。 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已过去两年多。这次军事干预堪称北约在后冷战时期域外行动的一个典范，北约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击毙头号劲敌卡扎菲，逮捕其子赛义夫，以反对派“利比亚之友”替代卡扎菲政权，其军事行动相较科索沃干预和阿富汗战争可谓高效、简洁。如果没有利比亚后来出现的种种乱象，例如国家政治与经济秩序混乱、“全国过渡委员会”疲软无力、多地出现部族仇杀、多个城市爆发流血冲突、东部与南部地区自治倾向严重等问题，按照北约的政治逻辑与战略推理，它似乎很圆满地达到了预定目标。然而尴尬的是，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反而将北约置于一种政治上的窘境：虽然北约在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功，其预设的军事战略收效显著，但北约军事干预的政治效能却非常有限，北约对利比亚的政治预设与指导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实，战后利比亚国内严峻的政治与社会生态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实际上等于向其向身提出了更高的政治与安全要求，即北约必须恰如其分地为其未来战略制定一揽子规划。 与经历了战火洗礼的利比亚相似，同样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北非与两亚地区，其动荡局势始终未出现好转，叙利亚和伊朗与两方国家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埃及政治与社会秩序起伏不定，苏丹南北分治后一直矛盾不断，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的斗争僵持不下，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纠葛连绵不绝……北约要想进一步染指北非与西亚地区事务，重新整肃上述地区的政治秩序，就必须对其指导方针、安全战略、行动方法等展开全方位调整，避免重蹈在利比亚军事干预中军事强政治弱的覆辙。本文拟以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为题，通过分析北约军事干预的起因与过程，深入揭示后冷战时期北约战略新动态的发展路径、特征以及存在问题，进而探知未来北约战略的发展趋势。 一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政策及其实践 2011年伊始，以突尼斯、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为代表的北非国家，以也门、约旦、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巴林等为代表的西亚国家，爆发了严重的政治风潮和社会动荡。由于伊斯兰国家与欧美等国在历史上彼此隔绝、长期对立，对北非和西亚出现的政治与社会动荡，欧美等国极为期待，誉之为融化“伊斯兰坚冰”的“阿拉伯之春”，不仅倍加关注，而且积极参与其中。在北约对北非和西亚的干预行动中，尤以对利比比亚的军事干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 2月15日，利比亚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示威活动由小到大，迅速蔓延，从东部城市向西、向南扩散，很快蔓延至首都的黎波望。在欧美等国的支持下，利比亚反政府武装迅速崛起，很快与政府军形成对峙之势。3月17日，为防止利比亚局势恶化，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案”，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意在保护平民不受伤害。然而，为拯救渐处下风的反政府武装，3月19日，欧美等国向利比亚发动了一系列军事打击，如美国“奥德赛黎明行动”、法国“哈马坦行动”、英国“埃米拉行动”、加拿大“莫比尔行动”等。3月31日，北约正式介入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实施代号“联合保护者”的军事行动。在北约战斗序列中，既包含了：多个北约成员国，也囊括了许多非北约国家，如瑞典、卡塔尔、阿联酋等。在北约用于军事干预的350多架战机中，美法英等国的战机数量最多，尤其是美国，其战机数最几乎占到全部战机的一半。4月5日，美国宣布将空中打击的领导权转交北约，美军不再担当军事打击主力，北约由此接管了在利比亚实施军事行动的领导权。 在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北约采取了四个重大步骤。第一，在对利比亚军事干预之初，北约就将其军事行动在名义上纳入国际体制中。北约积极推动联合国关于设置“禁飞区”的相关决议，在利比亚率先建立“禁飞区”与“禁运区”。“联合国决议案的目标是，授权其成员国使用所有必要的手段保护平民，这一目标基本上是一个穿插着军事行动的人道主义使命，但是军事目标并不清楚，它没有明确要求卡扎菲下台，但是它却站在反叛者一边，尽管并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1]北约严格禁止利比亚飞机在“禁飞区”起落或者通行，直接封锁了利比亚对外空中联络通道，客观上便利了北约对利比亚的空中行动。北约打算在联合国的名义下，尽快消灭利比亚政府军，实现其政权更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北约在动用空军采取行动的同时，还派出18艘海军舰艇，甚至包括两艘潜艇在内，在利比亚附近海域巡逻，对利比亚沿海地区实施封锁，切断卡扎菲获取武器装备与援助的外部通道。事实上，北约热衷于推行“禁飞”与“禁运”政策，就是要将利比亚与国际社会完全隔绝，使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彻底孤立，从根本上削弱利比亚政府军的实战能力与抗打击能力，为北约实施深度打击创造条件。 第二，北约采取了选择性作战模式，以空军作战为主导，竭力避免地面对决，尤其是街垒战与消耗战。为了确保能尽快实现其战争目标，北约充分利用了其空中优势和高科技优势，对利比亚主要城市与军事要地实施大规模密集轰炸。据统计，在利比亚战争中，北约战机共出动26 000架次，实施军事打击任务9 600个。①通过密集轰炸，北约空军基本上粉碎了利比亚政府军，摧毁或大大削弱了卡扎菲政府的大多数军事设施，以倾覆卡扎菲政权赖以存在的军事基础，最终顺利实现利比亚政权交替。 第三，北约采取了“定点清除”策略，对利比亚领导人实施定向打击。卡扎菲由于长期推行敌视西方的外交政策，因此深为两方政界嫉恨，两方国家一直欲先除之而后快。在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北约秉承其一贯的“定点清除”政策，运用高科技手段，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捕食者”无人机、“咆哮者”电子攻击机、“地狱火”反坦克导弹等，对卡扎菲的居住地、停留区和指挥部等实施重点打击，意图实施“斩首”。北约此举旨在以最便捷、最简约的方式击败利比亚，不战而胜或少战而胜，最大限度减少军事干预的负面影响。北约联合武装力量指挥官冯·乌姆将军声称：北约军事干预的目的是“使卡扎菲无法以其想要的方式进行战斗，北约会降低卡扎菲残害利比亚百姓的能力，这不是一个北约取得胜利的问题，而是一个精心且持续为联合国决议而工作的问题”。[2]事实上，“定点清除”政策已经成为北约在后冷战时期新型作战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四，北约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加速分化利比亚社会，推动利比亚社会内乱与内斗。在对利比亚的空中打击中，北约故意将许多比较敏感的民用目标也纳入打击范围，通过连续轰炸，制造恐怖气氛，增加北约军事干预的效能与威慑，削弱利比亚的抵抗士气与战争意志。因此，尽管空中轰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北约为此备受国际舆论谴责，甚至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也连连抗议，但北约却始终未能停止轰炸。与空中轰炸相对应，北约还大量散发传单、进行无线电宣传与电视转播，对利比亚民众实施信息灌输，增强其对利比亚民众的政治威慑与心理压制，使民众远离并放弃卡扎菲，引导并驱使其认可利比亚政权更迭这一既成事实。 与此同时，北约也不断加强利比亚反政府武装的力量与影响，加速利比亚政治与社会分化。一方面，北约加紧对利比亚政府实施分化与瓦解，从内部削弱卡扎菲政权的团结与稳固。“卡扎菲的统治已经证明，它具有更大的弹性，而反政府武装则比许多人所预计的更少弹性。”[3]另一方面，北约加大对反政府力量的支持力度，为此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和特战人员进入反政府武装和部族武装控制的地区，向其提供军事训练、战术指导、武器装备以及作战经费，加强其地面攻势。这些反政府力量向执行轰炸任务的北约空军提供地面引导、通信联系和情报支持，破坏利比亚境内各种军事设施，迟滞和削弱利比亚政府军的作战能力。 北约对利比弧的军事干预，是继阿富汗战争后的又一轮军事行动。这次军事干预充分反映了北约的一些新战略动态，北约的“智能型作战”具有后冷战时期新型战争的许多特征，例如将空中轰炸与地面游击战相结合、将封锁战与舆论战相结合等。在新战争原则的指导下，北约将政治影响、经济能力、外交压力等统统贯注于军事行动，在北约设定的军事干预手段中，包括了力量投送、空中行动、维持空间和网络、全球形势预警、空中外交、对民间政府的军事支持、网络宣传、信息传播、心理暗示等。北约“将完全不相同的软实力任务，融合到联合的空中外交战略中，使其能够在谋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更有效地实施这些效能”。[4]就其军事战果而言，北约的“智能型作战”获得了成功，卡扎菲政府在整个战争小孤立无援，其武装部队连遭败绩，不断反水，各种地区力量与部族力量都加入反卡扎菲行列。最终，北约实现了推翻卡扎菲、建立利比亚新政权的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