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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约战略新动态的原因分析 北约在对利比亚军事干预中所展示的战略新动态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背景。除去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北约积极寻求战略转型这一根本原因外，北约战略新动态还受到北非和西亚地区特殊地缘战略关系与历史环境的强烈影响，兼之北约战略属于很典型的动态和扩张战略，具有强有力的内在需要和发展惯性，因此也为北约战略新动态提供了驱动力。 第一，北约战略新动态首先离不开后冷战时期特殊的国际政治与安全环境，其次离不开北非与西亚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与社会环境。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形势急剧起伏，与冷战时期相比，区域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纷争、领土纠葛急剧增加，极端民族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沉渣泛起，世界热点地区与有争议地区明显增多。与此同时，挟冷战胜利之威势的西方国家，热衷于推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新帝国主义，醉心于构筑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政治与安全新秩序，毒化了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周势，加剧了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动荡，同时还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旧国际秩序与规则构成严峻挑战。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全球性经济衰退到来，国际财政危机与金融事故频发，美国身陷财政危机的困境中无法自拔，欧盟许多国家亦陷入沉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无法脱身，西方各国亟待寻求新的增长点，急速弥补由于西方国家经济衰退而造成旧的国际力量结构松弛。总体而言，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日渐呈现出多元化、秩序松弛的态势。 近年来，北非和两亚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潮，集中反映了国际政治与社会冲突的某些动向。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北非与两亚集中了全世界最典型的政治、宗教与种族矛盾，而且各种矛盾和冲突相较以前更加激烈，成为后冷战时期全球性矛盾与冲突的缩影。在世纪之交的北约安全战略中，北约设定了许多将要防范或反击的目标，比如恐怖主义、独裁专制、宗教极端主义、种族仇杀、反西方传统等，这些“威胁”与“乱象”在北非与西亚都有体现。北约甚至比较肯定地认定，西亚与北非的冲突已呈现扩散迹象，不仅严重危及周边其他国家或地区，而且还对北约在欧洲—大西洋—北美区域的核心战略利益构成了巨大威胁，因此，北约必须采取预防性干预，提前介入北非与西亚地区的动乱，主导上述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形势，使之向有利于北约战略利益的方向发展。然而，北约严重高估了自身所遇到的危险，甚至有意夸大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特别是在对利比亚的态度上更是如此。“西方衰落的原因并非伊斯兰教兵临城下，伊斯兰教兵临城下，却是由于西方的衰落。”[7] 北约战略转型进程自科索沃冲突、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时开启，在利比亚战争中得到更充分展示。在北约的新战略设计中，利比亚既在伊斯兰世界具有巨大号召力，又在北非地区具有重大影响力，对北约的现实政治与未来战略格局客观上构成了双重威胁，利比亚对两方的敌视与对立态度，无形中已经成为北约对北非与西亚实施战略调整进程中最大的难题。北约希望通过对利比亚实施军事干预，再造利比亚，以便更好地应对北非和西亚的矛盾与冲突，更好地在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北约的战略新动态的现实考虑是，通过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充分利用“阿拉伯之春”所造就的有利环境与氛围，加强北约处置区域性冲突的能力，全面整合北非与两亚的政治与安全秩序。 第二，北约战略新动态在其表现形式、内容、特征等方面，深受利比亚国情与政情的影响。就利比亚所处的历史与现实环境而言，相较科索沃与阿富汗，不论是在政治影响、经济实力或者意识形态等领域，还是在自然与社会资源、地缘战略地位等方面，利比亚均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从冷战时期起，作为北非较有影响的区域性大国，利比亚就一直恪守阿拉伯历史与文化传统，坚决捍卫北非地区利益，充当伊斯兰国家的代言人，积极鼓吹泛阿拉伯主义，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俨然成为伊斯兰国家与阿拉伯世界的一面旗帜。利比亚近年来出现的政治与社会动荡，不仅涉及北非地区各种力量，例如阿盟、非盟、地中海沿岸国家等，而且还涉及国际社会中的许多组织与大国，其中包括联合国、北约、欧盟、石油输出国组织等，远非北约所能擅专。因而北约在制定针对利比亚的战略方案时，客观上必须运用“大战略”思维，在“无边界集体防御原则”的指导下，从战略的高度对利比亚做出长远性、整体性规划，使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行动不仅符合其自身的需要，也要部分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至少不与国际社会的政治与安全需要发生严重抵触。 同样，就利比亚自身而言，尽管无法与北约相提并论，但其内政外交却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利比亚社会结构极其复杂，部族力量和宗教势力比肩林立，伊斯兰宗教传统、阿拉伯文化与泛阿拉伯政治主张盛行于世，其影响不仅远不止于北非地区，而且也超出北约所能掌控的范围以外，北约从很早起就一直将其认定为“非对称性威胁”，执意要摧毁旧的利比亚，创建一个享有充分“自由”的新利比亚，最终将其纳入西方势力范围。西方国家坚信：“利比亚与国际社会隔绝了几十年，这使其30岁到40岁这代人缺乏教育，无法管理这个国家，而这些人有可能在新的利比亚掌握政权”。[6]设想北约假如以传统方式介入利比亚冲突，必然会深陷各种旷日持久的政治、民族与宗教纠葛、战后政治派系与部族斗争中无法自拔。因此，北约在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采取了“非接触性战争政策”，客观上使北约得以充分利用其空中打击优势，同时假手于利比亚反对派的地面武装，将政治效果与军事手段有效地结合在。起，既避免了深度介入利比亚国内矛盾，又最大化地实现了北约自身的战略目标。 第三，北约在世纪之交实施历史转型，这种客观需要与发展惯性成为推动北约战略新动态出台并提升的重要前提。冷战结束伊始，北约旋即开启了其战略转型进程。针对国际社会不断山现的矛盾与冲突，北约集中就一些最紧迫、最具威胁性的问题，重新设定了其战略安全目标：加速扩展自身的集体防御职能，通过不断东扩、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伙伴国等措施，大规模扩张势力范围，扩大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为此，北约除对其组织结构、安全战略、政治与安全职能等实施改造外，还大规模介入多个国际与区域性热点冲突，尝试采取积极主动的预防性防御政策与措施，旨在提前消除任何可能针对北约的威胁。 如果说北约战略新动态在伊拉克战争、阿寓汗战争中尚处于探索阶段，那么在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这一战略新动态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雏形。北约充分吸取了其对科索沃、伊拉克、阿寓汗军事干预的经验，对自身的战略方针、手段、步骤、目标等展开全面调整。将未来北约战略方针与军事行动设定为应对“非对称性威胁”，将集体防御安全职能固定在“无边界集体安全防御”，强调未来军事干预行动的小型化、战术型、时效性，强调将军事干预与政治、经济手段相结合，强调北约行动与国际社会、区域力量的协调与配合等。正如2012年5月北约各国首脑在芝加哥峰会上所总结的：“我们在利比亚的成功行动再次表明，北约可以迅速而且有效地实施复杂行动，以得到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支持，我们已经学到了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正在将其纳入我们的计划与政策中。随着‘联合保护者行动’付诸实施，北约确立了与伙伴国、其他国际组织、区域性组织展开协商与务实合作的新标准。就此而言，我们认识到‘利比亚联络小组’的价值”。④从北约对利比亚军事于预所见，北约的战略定位比较准确，因此确保了其域外于预行动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军事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