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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根革命”的市场化政策导向对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重建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消费功能的凸显和生产功能的下降，标志着社会发展的模式从鼓励竞争、刺激发展的能动模式向抑制竞争、维持平衡的稳定模式转变。这一形成于冷战格局下的发展模式，在70年代以后日益走向开放、竞争、多元化的世界体系中，越来越难以为继。外部竞争的压力通过能源危机、海外市场流失、军事失败、外交受挫等形式传递进来，促使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动力危机迅速转化为滞涨危机，并引发了抗税运动等社会危机。以里根为首的新保守主义者借机提出放弃政府干预、还权于市场和社会的口号，并在执政后开启了市场化改革的进程。80年代以后公共政策的转向从三个方面推动了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重建。 第一，重新确认了“自由生产”的价值，推动了中产阶级工作伦理的回归。 在约翰逊政府时期，就有专家提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福利改革方案。具有温和保守倾向的尼克松上台后，力推过福利改革，呼吁过企业家精神，向企业家发出颇具鼓动性的号召：“你们是想爬进壳里寻求保护，还是卷起袖子大干一场？”(43)但尼克松政府无意突破干预主义的窠臼，民众的观念也是模糊的。1969年的一次跟踪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大政府”、“大企业”和“强大的劳工势力”谁应为当前的经济问题买单时，选择大政府的受访者不到1/3，声称“三者都有责任”或“不清楚”者最多，达到43％。(44)整个70年代，历届政府都是既想改革又瞻前顾后，犹豫反复的态度反而加剧了滞涨并存的两难困境，制造了更多的利益纠葛和观念障碍。 不过，这也是一个为变革积累势能的时期。70年代末，绵延、反复的危机和困境终于令中产阶级失去耐心，“急于寻找一个替罪羊”(45)。以里根为首的新保守主义者借机诱导舆论，“以保守主义的理念改造美国普通民众的思想和观念”(46)。里根强调：世界的希望在美国，而美国的优势就是以个体自由选择为基础的市场竞争，(47)罗斯福之后的社会政策背离了这一传统。“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不是解决问题之道，而是问题本身”(48)，只有更新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重启自由竞争，才能“恢复健康的经济体”和“健康的乐观主义”(49)。里根还借用供给学派的理论，强调“生产”的意义。他指出，当前危机的根源，并非消费能力和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生产能力下降、有效供给不足，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削减税负，“改革和去除不必要的、非生产性或反生产性的政府管制”(50)，“培养美国人民的活力、创造性和雄心，以及对勤奋、节俭和自制的追求”(51)。 里根从中产阶级最关注的税收问题入手，将质疑和不满引向政府干预和平等主义，宣称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自由竞争和发展生产。与当初的肯尼迪一样，此时的里根找准了时机、选对了策略，推动了社会价值重心的回摆。1980年，美国民众对保守主义的认同率从1973年的29％上升到34％，对自由主义的认同率则从31％下降到25％。(52)共和党不但在总统大选中大获全胜，还赢得了自1954年以来首次参议院多数席位。在1981年5月的民意调查中，认为“大政府”应为经济危机埋单者上升到53％，态度模糊者缩减为11％。(53)80年代，从下层中产阶级在“工作比不工作好不了多少”的情况下仍坚持工作的选择，到上层中产阶级“工作不再仅仅是工作”而是一种“充满魅力的需求”的态度中，(54)都折射出生产社会精神气质的复兴。 第二，里根开启的解除管制改革恢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就业稳定性的下降推动了中产阶级消费欲望的节制和工作动机的反弹。 1981年2月18日，里根发布了市场化改革的规划纲领《美国的新开始：经济复兴计划》。计划列出的四大任务之一，直接指向政府侵入市场体系生产环节的部分——政府管制。其实，在上任第三天，里根就成立了由副总统乔治·布什牵头的解除管制小组。因为“政府管制给美国的大、小企业强加了巨大负担，阻碍了生产发展，应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困境负主要责任”(55)，只有解除过度管制，恢复市场竞争，才能激发创造力，使美国回归繁荣。3月，里根发布第12291号行政命令，提出按照成本—收益分析原则清理管制条例，解除管制改革正式启动。在整个任期内，里根将始于70年代中期的解除经济管制推向深入，在石油、天然气、航空、卡车、公交、铁路等行业放开市场价格，降低准入条件。同时，首次将改革拓展到涉及环境保护、职业保障等社会管制领域，采取限制新增条例、放松管制标准、削减开支和人员等方式，减少企业的社会成本。里根的改革思路为此后历届政府所继承。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也是刚上任就成立了由副总统主持的临时机构，并陆续推出了电讯、银行等一系列解除管制立法。 解除管制改革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的进入门槛，对原有企业构成巨大冲击，政府—大企业—白领“三方分利”的稳定格局被打破了。1984年，州际商务委员会下属的货运公司数量比解除管制的前一年增加了72％。(56)大企业当初之所以接受政府管制，是出于维护利润稳定的考虑。当政府管制撤销后，大企业也开始无所顾忌地按照市场逻辑重塑经营模式：将人力成本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到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和地区，用临时性职位替换固定职位，减薪和大规模裁员。从1982年至1987年，私人企业白领雇员的雇佣成本指数增长幅度从6.5％下降到3.7％(57)。1981—1984年，《财富》杂志的前500强企业共裁掉了300万份工作(58)。90年代初，大企业的雇佣率从1970年的21％下降到10％(59)。 企业经营模式的调整对白领雇员就业稳定性的冲击极大。管制时代扩张最快的办公室职员等低技术类白领职位，首当其冲地成为裁减对象，被“不要加班费和医疗保险的”电脑取代了。(60)蓝领工人白领化的入口也收紧了。80年代，进入白领圈子的蓝领工人比70年代下降了5％(61)。改革还造成了联邦管制机构的精简。1981年10月底，联邦全职白领雇员的数量从一年前的198.5万减少到151.25万，下降近25％(62)。由于技术革新的需要，高级白领的境遇要好得多，但同样面临职位稳定性下降的考验。80年代，“对雇员不忠”的现象在计算机、制造业、房地产、保险公司等行业的大公司中蔓延，工程师、项目经理等高级白领也无法指望享有稳定的工作。在1989年的48.5万失业者中，有65％是管理者、专业人士和办公室职员。(63) 就业稳定性下降从不同方面刺激了各中产阶级集团社会功能的重建。对多数中下层白领来说，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工资待遇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上升。从1989年至1993年，美国男性工人的中等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4.6％，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雇员工资下降了近5％(64)。白领们不但被迫控制消费，而且必须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以保住饭碗。因休假所致的缺工率在70年代增加了12.1％，而80年代则下降了17.7％(65)。1987年，美国人平均工作时间比1968年延长三周多，(66)90年代中期，美国人年均工作时间比挪威人长14周，比日本人多2周(67)。 由于收入丰厚，高级白领在消费方面受到的冲击不大，但他们却更不能容忍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的下降。因此，在职位不稳定的情况下，工作动机更加强烈，其社会功能平衡性的恢复就主要表现为生产功能的提升。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雅皮士(Yuppie)。这些兴起于80年代的年轻城市职业者往往既是消费专家，又是工作狂，甚至由此“患上属于自己的疾病——慢性疲劳综合症”(68)。 除白领外，中产阶级的另一个重要成分——战后一直处于萎缩状态的小业主阶层(老中产阶级)，也在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中复兴了。从1980年至1988年，美国的非农业自雇佣者增长了22％(69)，而且向金融、地产、风险投资和科研开发等高端领域拓展。这个群体正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型，其复兴本身就标志着中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均衡化、社会功能的平衡化。 第三，80年代以来的福利改革和税制改革提高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抑制了消费，鼓励了生产，从正反两方面刺激了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平衡性的恢复。 里根改革的四大核心目标中，有两项针对政府干预市场分配结果的是税收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福利改革首先指向“伟大社会”运动设立的小额福利项目，大学生担保贷款、退伍军人再就业和培训补贴等都被大幅削减或取消；对于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食品券等大额福利项目，主要采取收缩领取人数的方式进行削减。有40万家庭由于领取资格的提高失去了AFDC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福利补贴。(70)这些承受损失的家庭，多为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交界的部分；至于中产阶级享有的社会保障、医疗照顾、退伍军人补偿金等保险项目，几乎未被直接涉及，但受到间接影响。1983年的《社会保障法修正案》提高了社会保障工薪税和医疗保险中个人负担的比例，扩大了自雇佣者的税基。(71)1985年，社会福利保障开支占各级政府总开支的比重比1980年下降5个百分点(72)。里根的福利改革远未达到预定目标，但为以后的政策议程确定了大方向。在克林顿任内，削减福利开支的力度比里根后期还要大，AFDC项目被取消了，代之以苛刻得多的贫困家庭临时补助(TANP)。 同时推进的税制改革意在将税收的再分配功能部分地转化为刺激生产的功能。这项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重点是减税，从1981年10月1日开始，政府分三年将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削减25％，最高边际税率从70％削减到50％；第二阶段重在调整结构，1986年，政府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从11％—50％之间的14档合并为15％和28％两档(收入超过一定标准时加收5％附加税)，同时提高了工薪税、社会保障税、联邦消费税等单一税税率，取消了很多税收优惠。90年代以后，减税成为公共政策的主流。克林顿政府在实施了针对上层的增税、成功消化了巨额财政赤字后，也回到了减税的路上。税制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是上层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首先，减税削减的是边际累进税率，收入越高减税额度越大。1986年，年收入高于100万美元的家庭税收负担减轻了31％，而年收入在3万至4万美元之间的中产家庭税负平均只减少了7％(73)。其次，税制结构调整产生了增税效应。比如，税率合并使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50％减少到28％(加上附加税是33％)，而三档低税率(11％、12％、14％)反而提高到15％。此外，提高单一税税率扩大了这一税种的收入累减效应，而中产阶级正是单一税的主要承受者。 由于改革进程的反复性、不平衡性，各中产阶级集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总体消费能力到底受到多大影响也从无定论。不过，改革提高了中产阶级生活成本、增加了消费压力是确定无疑的，这为引导理性消费提供了契机。80年代，很多美国中产家庭重新厉行节俭，平价商店和旧货市场很受欢迎，二手车和移动住房的销售额明显上升，还出现了合伙买房以及与回家父母同住的趋势。同时，为保持原有的生活质量，身兼双职或多职的白领越来越多，妇女就业率大大增加。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的年均城市劳动参与率为59.4％；肯尼迪—约翰逊时期下降到59.1％；在就业环境最为严峻的里根时期，这一比率却大幅度提高到64.7％(74)。 再分配改革对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影响不仅是负面刺激，也有正面激励。在强化了的竞争环境中，生产能力成为决定社会流动方向的核心要素，那些市场能力较强、生产动力较大的中产阶级集团其实受益了。1981—1988年，在具有高中学历和大学毕业文凭的两类人群中，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分别下降了1.9％和3.7％。不同的是，对于学历较低、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前者而言，流失的中产阶级主要沦入了下层(同期下层比重增加2.6％，上层减少0.8％)，而在学历较高、市场优势较大的后一人群中，减少的中产阶级基本上升入了上层(同期上层比重增加4％，下层减少0.3％)(75)。总体来看，中产阶级的规模萎缩了，但功能提升了，再度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上升的中产阶级更新了上层阶级的构成，促进了向上层发展的意识；下沉的中产阶级努力寻找出路，也带动了下层阶级素质的提高。变革的过程混合着痛苦和无奈，但也蕴含了发展和希望。1982年10月以后，美国经济逐渐复苏，GDP实际增长率连续7年维持在3.5％以上，通货膨胀率长期控制在5％以下，自此走出了滞胀阴影。 有学者认为，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增无减。(76)不少人还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咎于此。其实，所谓中产阶级消费功能的收敛，是指消费行为更有节制、更理性，而不是绝对消费水平的下降。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保障框架并未受到触动。在里根承诺不予削减的“安全网”中，社会保险项目开支占到94.5％(77)。经济繁荣推动的收入增长加上基本的生存保障，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呈现自然增长是不足为奇的。同时，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均衡，还取决于其生产功能的提升，而美国中产阶级在这方面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只能说明市场化进程及其对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重建尚有改进空间，而不代表这个方向本身是错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