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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长城基本上修建在北方，广义上的中国北方是指秦岭淮河以北地区。一般说长城地区，也就是中国古代王朝修建长城防御工程，对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威胁进行防御的地区。 长城防御区或长城地区，主要包括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的北部地区。长城地区的地理环境，自然也是指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环境，包括大兴安岭及其以南的东北平原，广袤的蒙古高原，肥沃富饶的华北平原，黄土沉积区黄土高原，联通西域的河西走廊等。 长城的修建与中国相对独立的自然环境有密切的联系，长城修建位置的确定取决于诸多因素，地理环境是其中因素之一。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存的空间，是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认识长城首先要认识生活在长城外宽广草原带的游牧民族，认识长城内农耕地区政权为补充北部自然环境天然屏障性不足，修建长城防御来自游牧政权的扰掠的需求。这两个方面都涉及以长城为轴心的长城内外的自然环境。 长城的走向选址及修建，主要与地貌关系较大。长城从东向西，将农耕社会和草原分割开来。长城之外是广阔的草原，地形较为平缓，难于防守而宜于进攻。草原地区的气候，冬季受强大的蒙古高压控制，寒冷至极。夏季则因远离海洋，湿润气候难以到达而干燥少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的过程中，造就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豪放性，不畏艰难、英勇好斗的精神成为文化。 长城内外的冲突除政治因素之外，主要与气候变化关系较大。国内外都有学者认为，长城地区的农耕与游牧民族的激烈冲突，主要是由于受气候变化因素的影响。持这种认识的学者，长期以来虽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至今仍为很重要的观点。1907年出版的亨廷顿《亚洲的脉动》，在最后一章“历史的地理基础”中提出了一种大胆的假说：两千年来亚洲的气候曾有若干湿润和干旱的周期，这与游牧民周期性外侵相吻合。也就是说，干燥周期到来之际，草原随之干化而成沙漠；游牧民为寻求新牧场而向外移动，遂造成一连串外侵和征服现象。这些游牧民包括进攻罗马帝国的野蛮人。 亨廷顿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兴趣。虽然当时一流的气象学家如De Courcy Ward和中亚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 Sir Aurel Stein ）都对这样的观点表示怀疑或不能接受，但亨廷顿的观点还是促进人们思考气候和人类文明的关系。亨廷顿在《文明的主流》一书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话不再说的那么绝对，但还是坚持自己的认识：气候的变迁和人类文明的兴衰密切相关。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肯定和发展了亨廷顿的气候论。他将四千年来亚非欧三洲游牧民入侵农耕地区的史实加以归纳，发现有同时并发性和周期性。这种周期约为六百年一个轮回，前三百年为活跃期，后三百年为静止期。汤因比指出这种游牧民族活跃与静止的周期与亨廷顿的气候旱燥与湿润脉动曲线相吻合。 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长城内外农耕和游牧族群的生产及生活，直接影响到长城内外的社会安定。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攻中原，气候灾害也常是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气候灾害也常使农业减产，加上统治者政治腐朽常激化农耕地区的社会矛盾，致使战乱烽起。 历史上的气候变迁，寒冷期与温暖期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交替变化。北方游牧民族小规模的犯边和大规模的进攻中原，也随之呈现相应的交替变化。因为在气候寒冷期，北方游牧民族为了生存，需要大规模南下抢掠。气候寒冷期，农耕地区种植业也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抗御游牧民族南下的能力受到削弱。 中国国家气候中心首席古气候学家张德二认为，气候因素与人类文明进程有着重要的关联。明代的气候条件不好，灾害频繁发生，社会不安定，这是导致明代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活动，都不能忽视气候因素的作用。 当然，气候因素并不一定总是文明兴衰的主要影响因素。清代康熙年间的气候条件也不好，但在大一统的局面和统治者的较好领导下，依然出现了历史上的繁华盛世。因此，在研究长城及长城区域的各类问题时，不能过于忽视气候因素，也不能过分强调气候因素。 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长城的修建和防御、长城内外的形势受环境影响，都属于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长城修建起来之后，随着长城内农耕经济的发展及人口的迁徙，又对环境的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已经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郭德政和杨姝影在《中国北方长城的生态学考察》中认为，北方长城地区环境恶化，与农耕经济向北发展有关。每次沙漠化的活跃期，也是南方农耕民族越过长城向北扩张、进行农业开垦的时期。当沙漠化程度加剧到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农耕民族不得不向南回撤的时候，游牧民族重新占据这一地带，沙漠化又开始趋于稳定甚至出现恢复。 长城地区是农牧交错地带，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历史上亦有因王朝政权向农牧交错的长城地区大量移民，加之长城保护下的安全环境中人口发展，致使农田开垦过度，造成植被严重破坏，并引起此区域大面积的沙化的情况发生。有些朝代，有些地区的长城不断改线，也与人类活动造成环境恶化有关。 （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