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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目前文物考古界关切的课题。本文仅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谈些看法，就教于读者。 一、大遗址的概念及保护的重要意义 大遗址，目前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一般而言，大遗址指面积大、文化内涵丰富、学术价值高，对研究古代社会有重要意义的遗址。其种类有聚落、城镇、宫室、建筑群（含园林）、寺庙（含石窟寺）、手工作业作坊、工程、陵寝和墓葬群等，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的遗存，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由于大遗址是国家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是反映社会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对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从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开始，其研究目标即是大遗址。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即对北京周口店遗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等进行调查、发掘。新中国建立之后，19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对西安半坡、丰镐、汉长安城、唐长安城，安阳殷墟，洛阳汉魏故城、隋唐城等大遗址开展调查发掘工作。河南省也开始了对郑州商城遗址的工作。这些遗址的工作大多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今后还需长期继续工作。 国家对于大遗址的保护工作历来重视，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即有50处以上的大遗址。截至到目前国务院先后公布的429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有1000多处为大遗址，保护工作十分繁重。 二、大遗址保护的历程及发展 大遗址保护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体系。大遗址面积大、内涵丰富、学术价值高、需长期工作的特性，与工农业生产、城乡经济建设的发展产生矛盾，使大遗址的保护始终是文物保护工作的焦点和难点。一贯得到国家的重视。 新中国建立之初，1950年5月，即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并颁发《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其后在1953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在基本建设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特别指出：“各部门如在重要古遗址地区，如西安、咸阳、洛阳、龙门、安阳、云岗等地区进行基本建设，必须会同中央文化部与中国科学院研究保护、保存或清理的办法”。这些重要遗址的地区，都是大遗址集中的地区。1956年4月国务院《关于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特别明确指出：“全国很多地区已经确定是革命遗迹和重要的古文化遗址，例如：河南省安阳殷墟、新郑郑韩故城、洛阳汉魏故城，陕西省西安市丰镐遗址、汉城，山东省临淄县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河北省邯郸赵王城、易县燕下都，湖北省江陵楚郢都、纪南城，云南省大理县南诏故城，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辽大明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拉和卓高昌故城、雅尔湖故城以及历次革命战争中有重要纪念价值的地点。在上述遗址进行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规划的时候，必须征得文化部同意，以避免遗址的破坏”。《通知》中指出的这些大遗址，以后都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发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是根据中国国情，在总结建国以来文物保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颁布的第一个行政法规。明确保护文物的范围和对象，按国家、省、县（市），分级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科学记录档案，明确文物保护不改变原状的原则，为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奠定了基础。同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计180处）。1963年4月文化部颁布《文化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必须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科学记录档案和组织具体负责保护人员”，即简称为“四有”。并提出：“为解决和生产建设的矛盾，更好地发挥文物的作用，要进行文物保护单位的规划工作，以便纳入城市或农村建设规划。”在这里明确提出文物保护单位的规划工作。（以上引文见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法规文件汇编》，文物出版社 2009年）。 1964年3月文化部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召开了“大型古遗址保护工作座谈会”，是在1961年发布“保护条例”，公布第一批国保单位之后召开的，意在总结交流经验，推动大遗址保护工作。主要推动“四有”工作，研究大型遗址的保护规划。会议计划1968—1969年完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后因“文化革命”中止（见李晓东：《1964年“大型古遗址保护工作座谈会”述略》，《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1年4期）。“文化革命”期间，文物包括大遗址，遭到严重破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文物保护工作重新走上轨道。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62处）。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这是国家公布的第一部保护文物的法律，是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使之上升到法律层面。为贯彻文物保护法，保护大遗址，1983年10月，国家文化局在山东曲阜召开全国古城址保护工作会议，会议主要是交流经验，提出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讨论管理条例（草案），进一步加强大遗址保护。总的情况国保单位保护较好，如：内蒙古辽上京遗址、邯郸赵王城遗址等城内土地征为文物保护用地，无居民及工农业生产。会议还介绍曲阜鲁故城用勘探的方法，划分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同时会上提出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分，丰富了“四有”的内容。燕下都遗址的保护经验，主要是发动群众组织义务文保员，防止在城墙、夯土基址开荒、取土，阻止盗墓活动，取得很好的效果。并着重讨论了西安、洛阳、安阳等城市的大遗址保护（见徐光冀参加会议的《工作笔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入，1992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中央提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方针，以后增加“加强管理，合理利用”形成十六字文物工作方针。这一方针以后载入了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2002年）。这是对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重点发掘，重点保护，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的一个重要发展，使文物保护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1992年三峡工程启动，为保护三峡文物，编制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规划，保护项目1087项，这是在我国大型基本建设中，第一部全面系统的文物保护规划（该规划已于2010年由三峡出版社正式出版）。同时，国家文物局主导编制大遗址保护规划，经国家文物局审批，省政府批准公布，作为法规性文件执行，纳入城乡发展总体规划。将大遗址保护实际由文物行政部门为主导，变为各级政府为主导，加大了保护力度。 2005年国家文物局编制了《“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将100处大遗址纳入保护规划。以后又增加到150处。由中央主导，地方配套，并投放专项资金，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同时国家文物局在洛阳、无锡、西安、杭州召开有关大遗址保护的会议和论坛，开创了大遗址保护的新局面，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