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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变化转折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联邦德国处在战后重建的疗伤期，以温和与遮掩的姿态对待纳粹历史，那么20世纪60年代的它则迈入转型期，面对纳粹历史，开始变得态度强硬。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使得联邦德国在短短10年内三易总理。执政者的频繁更替使得它无法推行系统的历史政策。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又促使它不断突破原有界限，将纳粹历史剖于人前。 1959年的平安夜，科隆一座犹太教堂遭到破坏，反犹主义者在外墙上大肆涂写纳粹十字标志和“德国人要犹太人滚出去”的标语。到了1960年1月底，联邦德国全境仅仅是登记在册的反犹主义事件就已经达到了470起。这股反犹浪潮标记了1950年代克服过去模式的结束。它就像是扇在德国人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使得联邦德国曾经的行事方法备受指责。与纳粹历史进行交锋的一段新时期开始了。在二战结束15年后，纳粹历史的感知视角发生了变动，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纳粹政权在政治和道德层面上的消亡，而是纳粹相关人员的人事连续性和社会整合性是否正确。联邦德国的掌舵者们开始意识到，德国人在1945年错过了一个真正重新开始的机会。国内外要求重启非纳粹行动的呼声越来越强。那些要求在公共领域围绕纳粹历史及其后果展开讨论的观点，第一次占据了上风。几乎所有就这些反犹主义事件公开发表看法的政治家，都强调在面对纳粹遗留问题时采取思想和教育领域新措施的必要性。德国人开始明确意识到，只有大规模的、持续深入的公开讨论，才是对待纳粹历史的正确方式。 此后，联邦德国围绕纳粹历史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与辩论，尤其是围绕纳粹罪犯之审讯与追诉而展开的大讨论，第一次将纳粹罪行的骇人规模和精英分子在其中的深入纠葛清晰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唤醒了德国人对战后历史意识的深刻质疑和痛苦拷问。其中反响最大的事件包括：1958年在乌尔姆举行的特别行动队审判和在路德维希堡成立的“各州司法机关纳粹罪行中央侦查中心”、1961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艾希曼审判、1963至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第一轮奥斯维辛审判，以及1961、1965、1969和1979年联邦议院关于纳粹罪行追诉时效的四次辩论。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与纳粹历史的交锋中引发的社会政治冲突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并最终在议会外反对运动——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中爆发了出来。个人在纳粹时期的作为问题被政治化和现实化了，个人生活史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义并且置于政治评判的标准下。这在联邦德国不同代际之间划下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与此同时，想要将第三帝国的历史封存起来并且从联邦德国的前史中排除出去的尝试，遭到了彻底批判。德国人发现，联邦德国与纳粹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以及二战后的德国历史根本不存在任何零点、断裂或者完全意义上的重生。由此，六八学运指出，联邦共和国无法避免滋生新的纳粹主义的危险，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前提——现代德国社会的经济结构——还没有得到改变。所以他们的口号是：资本主义导致了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必须被消灭。在克服历史的进程中，学生运动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它促使了一种新共识的形成，那就是：纳粹主义还不属于历史，它还没有消失，不是德国历史上已经被翻过去的一页；相反，它是联邦德国社会与生俱来的危险要素；纳粹主义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人们更加迫切地要求真正的民主。 坦言之，学生运动这一代人与纳粹历史的交锋，更多的是改变了联邦德国的历史政治意识，而非具体的历史图景。他们并未就这段历史作任何具象的叙述，也未就深化对其的认识提供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事实上，他们并不愿意倾听父辈们究竟要说什么，而只愿意对其加以审问和判决。他们更倾向于用愤怒和谴责铸就的长矛，去刺穿第一代联邦德国人在纳粹主义面前搭起的屏障。年轻一代的诉求迫使联邦德国与其纳粹主义的前史正面交锋。可是，问题在于，这一代德国人只是深陷一种历史清算的狂热中，而无法将这种情绪化的乱流导向对历史进一步的认知和洞察。整个社会因此笼罩在愤怒、震惊、沮丧、抱怨和控诉的氛围下。 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虽然没有形成针对纳粹主义的系统历史政策，但是拓展了审视纳粹历史的话语空间，扫清了司法障碍，完成了与纳粹历史交锋的人员储备。就此而言，它是一个历史政治意识转型的时代，是一个为之后克服过去积聚力量的时代，影响深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