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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西部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充满神话和假说的地区，作为最后的边疆的美国大平原则是各种假说汇集的地方，美国人对于这一地区的认识经历了从较为悲观的“美洲大沙漠”到乐观的“雨随犁至”假说的转变。这两种假说对于美国西部开发、政府决策、乃至美国国内的地区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确立正确的自然观念对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至关重要，错误的自然观念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生态后果。 关 键 词：美洲大沙漠 雨随犁至 大平原 西部开发 自然观念 作者简介：付成双，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自从北美殖民地建立之时起，北美人对于西部的认识就一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假说和猜测成分。随着边疆的不断推进和西部探险，旧的假说不断被推翻，新的假说又不断产生。根据美国著名西部史学家亨利·纳什·史密斯的观点，不管这些想象的产物是否能够准确反映西部实际的地理和气候状况，但“它们有时对实际事务起着决定性的影响”①。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对于一个事物认识观念是指导其行动的理论依据。美国学者沃森和奥罗丹指出：“北美的环境是从数以百万计的单独法令中形成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法令都反映着单独的或者集体的观念与想象。”②西部大平原是美国最后的边疆，也是各种西部假说最后的汇聚地。美国人对这一地区的认识，经历了从较为悲观的“美洲大沙漠”假说，到盲目乐观的“雨随犁至”假说的转变。这种认知变化，对于美国西部开发进程、区域关系和政府决策，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也带来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教训。本文即试图通过研究美国人大平原观念的变迁，探讨对一个地区自然状况的正确认识对于人类改造自然活动所具有的意义。 一 “美洲大沙漠”假说的形成 从西经98度往西直到落基山脉之间的大平原地区，是美国历史上最后的西部边疆，也是内战以后农业开发的核心地区。其实，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密西西比河东边的森林边疆逐渐被填满，拓殖的前锋就已经抵达大平原地区。然而，美国人的步伐却越过了大平原，一下伸展到了落基山以西的俄勒冈地区。直到美国内战以后，当密西西比河以东和远西部的森林边疆都被占满时，大平原才成为美国人拓殖的最后的边疆。 造成大平原滞后开发的原因，一方面是技术性的，如习惯于西欧和美国东部的森林环境和湿润气候的美国人，面对这片广阔的草原束手无策：这里没有他们熟悉的树林可以建筑房屋和篱笆，也没有多少树木可用作烧柴，东部人在这里找不到他们所熟悉的溪流供人畜饮水，甚至连当时的铁犁对于高草区那盘根错节的草根也无能为力。另一方面的因素，则是“美洲大沙漠”观念的影响。根据这种假说，在西经98度以西直到落基山之间大约五六百英里宽的范围内，存在着一片荒芜的沙漠区，这里干旱荒凉，农业无法耕作。 “美洲大沙漠”观念是北美西部开发中曾经风行一时的观念。它产生于1820年代，对于19世纪美加两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曾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么，这种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 首先，与湿润且森林密布的东部相比，西部干旱而平坦的地貌特征是“美洲大沙漠”假说产生的环境基础。大平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区域，地势从西向东倾斜，在西部逐渐汇入落基山区。除了植被的主要类型为草地这一特征以外，大平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干旱。这里大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在10～20英寸之间，而且主要集中在夏季，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属于半干旱地区。如果以东部那样的耕作方式进行生产，这里的水分不足就以维持作物正常生长的需要。西部灌溉理论的先驱鲍威尔就曾经指出：“越往西，年降水量就越少……气候干旱，以至于没有灌溉，农业就无法取得成功”③。研究草原环境问题的著名学者艾森伯格也认为：“大草原的标志性特征不是平坦，而是干旱。”④ 大平原环境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这里的降水非常不稳定。在丰水年份，旱作农业可以获得很好的收成；而当干旱周期到来时，情况就会变得很糟。学者们对蒙大拿州哈佛(Havre)附近大树年轮的研究表明，从1784年到1949年，这里的降水变化很大，丰水年份，降水量是平均值的2倍；而在干旱年份，则只有平均值的1/4。对蒙大拿东部地区1878-1946年间的降水分析显示：该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是8.2英寸，但有32年的降水低于平均水平，并且在1881-1904年间有3年、1917-1939年间有7年被称为“死亡之年”，连地上的草都被旱死了⑤。 其次，“美洲大沙漠”假说是世人根据早期探险家的各种片语只言的描述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片面印象。西部史学家沃尔特·韦布指出：“美洲大沙漠的叙事由第一代探险者提出，被科学考察和军事报告所确认，并被旅行者和报纸的宣传而推广开来。”⑥西班牙探险家科罗拉多是较早做出“美洲大沙漠”断言的人士。他曾向西班牙国王报告道：“感谢主，令人高兴的是，我在这些荒漠中越过了77天后，到达了他们称为奎维拉的省份(Quivira，指今天的堪萨斯一带)。”⑦早在1690年代，哈德逊湾公司的探险家亨利·凯尔西(Henry Kelsey)也留下了西部少水、草木稀疏的记载。而该公司的另外两名探险家维伦戴尔(Verendrye)在1742年去达科他一带、安东尼·亨迪(Anthony Henday)在1751年到如今萨斯喀彻温至阿尔伯达西南一带探险时，虽然主要还在大平原的边缘活动，但根据印第安人的描述和他们自己的经历，都把草原描述为空旷、干旱的地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描述者所探查的区域不同，参照标准不一致，加之信息来源不可靠，所以他们对西部的描述差别很大：有的主要强调草原东部边缘的肥沃和美丽，有的则侧重西侧的干旱和荒凉。 美国人泽布伦·派克和斯蒂芬·朗的西部探险让“美洲大沙漠”假说最终得以形成。1806年7月，在杰斐逊政府的支持下，泽布伦·派克一行23人从圣路易出发，沿密苏里河和奥萨格河上溯，去西部探险。派克是自科罗拉多以来第一个提供大平原内陆准确消息的探险家。在根据回忆所写成的探险报告中，派克明确提出了“美洲大沙漠”的概念。他指出，在靠近落基山脉的地区，土地的沙漠性较为普遍，那里的平原“早晚会成为同非洲的沙漠荒地同样驰名的地方，因为在我探险途中的许多地方……的大片土地，地面浮沙被风力吹成各种各样的海上波涛的形状，这种土地上不生长任何植物”⑧。 继派克之后，为了对付印第安人，为毛皮商开路，1820年6月，美国政府派遣斯蒂芬·朗少校领导一支大约二十人的探险队去寻找雷德河的河源。朗的探险再次重申了“美洲大沙漠”的概念，并被广为接受。詹姆斯在1823年完成的关于朗的探险报告中明确指出：“就密苏里河与落基山之间的广阔区域而言，我们毫不迟疑地认为它几乎完全不适合耕种，当然也就不适于依赖农业的人民定居。”⑨詹姆斯的报告中还附了一幅地图，将从落基山麓向东延伸五六百英里的一片地区标注为“美洲大沙漠”。其实，即便是斯蒂芬·朗他们在使用沙漠一词来描述美国西部的时候也并不十分准确，“很可能是由于没有其他更恰当的表达方式”⑩。他们也指出，虽然西部不适于农业耕种和定居，但“却特别适合做野牛、野羊和其他野生动物的草场”(11)。 最后，19世纪上半期一些西部旅行者的记述与派克和朗的探险材料相互印证，再加上新闻媒体的宣传和发酵，“美洲大沙漠”的观念得以广为流传。许多当事人到西部旅游的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消息似乎进一步印证了派克和朗的上述观念，从而导致西部大平原是“美洲大沙漠”的观念由神话越来越“变成了现实”。1830年代，乔西亚·格雷格在南部草原旅行时认为，这些草原“太干燥，不能耕种，这些高地似乎只适于野马、野牛、羚羊以及它们那游牧的主人：草原印第安人”(12)。1839年，托马斯·法纳姆在穿越西经98度的草原以后，也发现绿色的高草让位于干燥、细长、只有2英尺高的草，整个地区毫无生气，是一片“干旱的废地”，显露着“无与伦比的荒凉景象”(13)。1846年，时年26岁的弗朗西斯·帕克曼在其《俄勒冈小道》这部半是历史、半是文学的著名作品中，也附和派克和朗的意见，生动描写了西部的荒凉和干旱景象：“这片荒凉、人迹罕至的旷野，即美洲大沙漠……在我们的面前和身后，平坦而单调的平原一眼望不到边。有时它泛着白光，是一片炽热、荒芜的沙地，有时又被粗糙的野草所覆盖。”(14) 除了这些相互印证的考察和亲身经历以外，在内战前的报刊中也充斥着“美洲大沙漠”的报道。如1837年的《天主教电信报》在介绍大平原地区时，完整地搬用了欧文的说法：“植物被烤焦并变枯萎，溪流干涸，野牛、鹿和羚羊等动物都逃往远处……留下一片没有生命的孤寂。”(15)1838年，查尔斯·霍夫曼在一篇关于“游魂骑士”的文章中也说大平原的“主要特征是沙子，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沙子充斥周围，完全取代了植被生长所需要的土壤”(16)。1843年的《美国先驱者》月刊刊登了一封多次穿越草原的行人的信件，根据这封信的描述，这个人在穿越干旱的平原时三天三夜没有水喝，口干舌燥，吐出来的都是血水(17)。 总之，从最初的探险者道听途说的描述，到派克和朗的探险提供言之确凿的“证据”，再加上其他西部经历者的回忆和报纸的渲染，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西部大平原逐渐从干旱的平原一步步退化成了“美洲大沙漠”。“美洲大沙漠”说最终变成了关于西部的最大神话之一。 二 “美洲大沙漠”观念对西部开发的影响 “美洲大沙漠”观念从1830年代流传，直到内战后才逐渐消退，它被广泛接受，深深地刻在了一代人的印象中，对于美国西部开发及其国内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美洲大沙漠”观念暂时迟滞了北美人向草原腹地移居的势头，从而改变了美国西部移民的路线和方向。自从北美殖民地建立之日起，北美人就不断地向西部扩张，西部问题曾经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重要的诱因。美国人对西部一直抱有两种复杂的感情：一是以帝国神话和花园神话为代表的乐观主义，认为西部扩张是美国命中注定的义务。著名的扩张主义理论家托马斯·本顿在1849年所作的演讲中曾经指出：“穿过我们国家的中心的、通向印第安人的美国之路，将会使我们读到过的沿途的奇迹复苏，并使它们黯然失色。从太平洋到密西西比的西部荒野之地将在它的接触之下开始呈现生机。”(18)继承了本顿衣钵的另外一名扩张主义者吉尔平则根据“等温线”理论，鼓吹美利坚合众国会在向西部的扩张中，以密西西比盆地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人类帝国(19)。而花园神话则宣扬，通过美国农场主的辛勤努力，西部的荒野会变成繁荣的城镇和人间的天堂。1797年，一位牧师在俄亥俄的迪阿菲尔德所写的日记可以说是这种花园梦想的完美体现：“将来有一天当这些森林被垦殖，当耶稣的福音传遍这个正在崛起的共和政体……这里将是一片乐土！芳香的园子，快乐的天堂！”(20)美国人对西部扩张的第二种感情则是恐惧：既担心西部蛮荒的环境会使得这里的居民也随之道德退化，又害怕这里移民的力量集聚到足够大时会像他们当年从英国寻求独立那样，从联邦中分裂出去。托马斯·本顿曾经认为：“向西伸展，而落基山的山脊无疑可以被称作是方便的、自然的永久边界。共和国的界限应该在山峰的这一面……在太平洋沿岸播种新权力的种子，我们就应该很好地认识到：一旦他们可以强大到照顾自己了，新的政府就会离开母国，就像儿童成人后离开父母一样。”(21)再加上西部最初是南部的宠儿，所以，东北部对于西部一直怀着矛盾的心情。“美洲大沙漠”观念在打破了花园梦想的同时，也暂时缓解了美国扩张主义理论家的上述担忧。派克毫不迟疑地发现了大沙漠的“好处”：“把我们的人口圈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使联邦能够保持下去。”(22) 大平原不宜定居的前景把美国人移民的方向转向了西北和西南部。面对当时看来完全不适于定居的大平原，习惯于森林生活环境的北美人感到陌生，而前面是一片荒漠的前景更让他们望而生畏。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对美国的农场主来说，开发干旱的大平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虽然早在19世纪上半期美国人拓殖的前锋就到达了大平原，但却在这里止步不前。而就在这个时候，西北方向上的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人心目中另一片等待开垦的处女地。而对于南部的奴隶主来说，西南部的德克萨斯则是种植棉花的另外一块沃土，大批的奴隶主带着奴隶向这里迁移。到1830年，这里就有2万名来自美国的白人和1000名奴隶(23)。直到内战以后，随着远西部的逐渐占满和耕作技术的改进，美国人才从东西两个方向往大平原地区推进，掀起了西部开发的最后狂潮。虽然美国人越过大平原向远西部进发部分是出于技术方面的原因，但“美洲大沙漠”假说无疑也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爱丁堡大学地理系教授沃森指出，“美洲大沙漠”假说“是所有美国观念中最强大的幻觉之一，在一个多时代里实际上否决了大草原可以耕种和放牧的任何可能性”(24)。 “美洲大沙漠”假说在改变了美国人移民和扩张方向的同时，也对当时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自从1818年条约以后，美英两国划定了落基山以东地区的边界，对俄勒冈地区实行两国共管。而“美洲大沙漠”假说则让渴望土地的美国人感到了紧迫，加快了向远西部和德克萨斯扩张的步伐。在拓殖者向远西部和德克萨斯迁移的同时，美国政府也挥舞起战旗。1844年，扩张主义总统波尔克入主白宫，他把占领俄勒冈和吞并德克萨斯合在一块，提出了“重新合并德克萨斯和重新占领俄勒冈”的口号。最后在西北方向，美国与英国相互妥协，接受北纬49度纬线作为俄勒冈的边界。而在西南方向，则对软弱的墨西哥动武，发动美墨战争，吞并了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大片墨西哥领土。 第二，“美洲大沙漠”观念还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印第安政策，它是1830年《印第安人迁移法》的理论基础。自从殖民地时期起，为了取得印第安人的土地，美国政府在处理与印第安人的关系方面可谓是煞费苦心。对于东部那些较为顺从的印第安部落，政府通过与他们签订条约的方式令后者让出土地，而对于那些不肯出让土地的印第安部落，则实行武装讨伐。在19世纪后期以前，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采取的政策，主要是进行隔离，而不是文明开化。可是，在1820年代，美国出现了所谓的“印第安事务危机”，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部落酋长拒绝谈判割让更多的土地，另一方面则是南部诸州随着人口的增加，对境内的印第安人土地越来越渴望，同时也越来越对印第安人失去耐心。在这种情形下，一个解决印第安问题的一揽子计划逐渐成熟，那就是把东部的印第安人全部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从而实现与印第安人的永久隔离。 虽然对印第安人实行迁移的想法可以追溯到托马斯·杰斐逊，而且早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为了逃避政府的开化政策，就有零星的切诺基人和奇科托人迁移到了阿肯色河和怀特河(White River)河谷一带。但直到1825年，也就是斯蒂芬·朗提出“美洲大沙漠”概念两年以后，对印第安人的迁移政策才最终确定下来。1824年12月，门罗总统提出了对印第安人实行迁移的政策。根据他的说法，东部的印第安人只有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以东部现在的土地换取西部的土地，才可以“在我们的限度内推进这些部落的安全和幸福”(25)。1830年，以征讨印第安人起家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上台以后，迁移印第安人的政策最终得以执行。 可以说，“美洲大沙漠”观念的流传是印第安人迁移政策的群众基础。对于当时已经习惯了扩张主义生活方式的美国人来说，西部荒漠的观念令他们对东部印第安人残存的土地更加垂涎。佐治亚曾经在1802年答应把查特胡奇河(Chatthoochee River)以西的土地交给联邦政府，而政府则承诺通过和平的方式把该河以东的印第安人土地转让给该州。然而，1820年代的印第安危机使佐治亚对联邦政府的印第安政策越来越不满意。其他南部棉花州也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美洲大沙漠”观念为19世纪初期正为密西西比河以东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关系而头疼的美国人“指明”了道路。美国西部史专家比林顿指出：“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就在落基山以东有一个不适宜于人类居住的荒芜地区……如果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印第安人都驱逐到这个地方，东部宝贵的土地就可以向拓荒者开放，两个民族间的摩擦就可以消除，而土著也可以免受白种人的罪恶和疾病之害。”(26)里格尔(Robert Riegel)在其名为《美国故事》的教科书中也指出：“考虑到远西部显然不适宜于白人定居，把印第安人送到那片地方是合情合理的。”(27)普鲁查教授在1963年发表在《印第安纳历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质疑关于美洲荒漠观念是联邦政府执行印第安迁移政策的基础这一传统说法。他通过研究认为：“这一说法屡次出现在那么多书本中，很令人费解，因为针对印第安人迁移或美洲大沙漠问题的学术研究著作或文章并没有表明双方之间存在关联。”(28)需要指出的是：密西西比河以西是一片广阔的地区，纵然迁移政策的执行者并没有有意将印第安人赶往沙漠，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当时这一广泛流传的理念。关键问题在于，不管西部荒漠的边界在哪里，在当时的白人看来，密西西比河以西都是不宜于农业耕作的地区。因此，政府以西部的荒漠土地置换东部印第安人手中的肥沃土地的做法就会受到基层白人民众的欢迎。而且只要“美洲大沙漠”观念还被广为接受，西部草原仍然被认为没有价值，那么两族就能继续维持和平状态。比林顿写道：“只要在美国人的概念中，这是‘一片大保留地’，两个种族就能和平共存；但只要企图把这些部落人从他们的猎场赶出去，就必然要引来麻烦。”(29) 第三，“美洲大沙漠”观念对于美国南北部之间的地区关系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在美国发展早期，依靠不断获取新土地才能生存的南部奴隶制种植园主的扩张热情远远高于北部地区，北部一度认为向西部扩张会吸走本地宝贵的人力资源，造成工资上涨，不利于工业化。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部走在西部扩张的前面。从独立到1850年，北部仅在西部发展了8个州，占领了346 856平方英里的领土；而南部则是9个州，占领了677 306平方英里的领土，面积几乎比前者多出1倍(30)。“美洲大沙漠”观念让南部奴隶主感觉到棉花种植园的命运快要终结了，反而刺激了奴隶主更大的扩张热情。因此，从1820年代后期开始，南部诸州除了在内部排斥印第安人、抢夺他们的土地外，还在西南方向上加紧扩张：吞并德克萨斯，侵略墨西哥，并在1850年妥协案中妄图把奴隶制扩展到整个西部去。然而，干旱的西部平原排除了种植园发展的任何可能性，正如韦伯斯特所指出的那样，“我认为奴隶制度将被一种比在德克萨斯被认可和批准的法律更为高级的法则摒除于这些地区之外。我指的是自然的法则、地理的法则和地球构造的法则。这一法则以超越于其他人类所有法令的力量，永久性地决定奴隶制不能够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存在”(31)。韦布认为：“大平原通过阻止棉花王国的扩张而保存了联邦。”(32) 总之，作为一种流传甚广的假说，“美洲大沙漠”观念对于当时美国的历史发展和政府决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它暂时迟滞了美国人向西移民的势头，改变了移民的方向，并进一步刺激了南部奴隶主阶层的扩张性。 然而，随着人们对西部认识的加深和科技的进步，到1860年代以后，美国人逐渐抛弃悲观的“美洲大沙漠”观念，转而青睐“雨随犁至”假说，盲目乐观地认为，人类的科技和信心可以征服沙漠，让荒野长满玫瑰，从而导致了开发大草原的新一轮高潮的到来，并导致了更具灾难性的后果。 三 “雨随犁至”假说的兴起与大平原的疯狂开发 随着美国东西部之间交往的增加、技术的进步、森林边疆的减少和人们对大平原了解的加深，美国人的眼光在内战以后最终又转回到大平原，这里成为了美国西部拓殖的最后边疆。到1870年代，随着技术条件的成熟，原来较为悲观的“美洲大沙漠”观念在相信科技万能的美国人心目中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乐观的“雨随犁至”假说。根据这一假说，伴随着居民的到来和生产生活活动的开展，干旱的大平原的降水会变得越来越多，而沙漠也会变成玫瑰飘香的花园。 早在1840年代，密苏里商人乔赛亚·格雷格发表的一段文字就表达了边疆拓居者改变荒漠的看法：“既然大自然万物都有阴晴圆缺、盛衰交替的变化，难道季节就不能有所改变吗……我们难道没有理由相信这些干旱贫瘠地区也能因此而复苏，而富饶，也许有一天这块土地上将布满兴旺繁荣的拓居区，一直延伸到落基山脉。”(33)政治家吉尔平也公开鼓吹征服大平原。他是打破“美洲大沙漠”假说的先驱之一。按照他的说法，“大平原不是沙漠，恰恰相反，它是正在崛起于北美大陆的未来帝国的中心”(34)。 到1860年代，似乎整个社会都开始质疑“美洲大沙漠”观念，支持“雨随犁至”假说。1867年，由斐迪南德·海登(Ferdinand V. Hayden)领导的“准州地质勘测队”通过对西部的调查，在报告中声称：“人们的拓殖与林木的增加已使内布拉斯加州密苏里河沿岸地区的气候得到改善。所以在过去12年或14年中，雨量逐年增加，并且一年中的雨量分布均匀。我坚信，随着拓居地区不断扩大和林地的适当种植，这种变化将继续扩展到整个干旱地带，直到落基山麓。”(35)著名的气象专家托马斯(Cyrus Thomas)也认为：“自从科罗拉多地区开始定居以来，村镇和城市建立起来，农场被开垦，矿山得以开发，道路被修通和应用。湿度在逐渐增加……因此，我个人坚信，降水的增加是一种永久特征，而非周期性的，而且从过去的8年中就已经开始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本地区的定居有关，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湿度也会增加。”(36)提出“雨随犁至”这一著名观点的C. D.威尔伯极力宣扬：“在这奇迹般的发展中，犁是其先行信使，是准确无误的预言者，是取得成功的因素。人类能够感动上苍将雨露洒向他们所选择居住的土地，靠的不是魔法或妖术，也不是符咒或祭品，而是他们满脸的汗水和双手的艰苦劳作。”(37)威尔伯甚至狂言：“上帝没有制造永久的沙漠，人是进取性的，因而，除了人类允许或忽视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沙漠。”(38)在1868年的《草原农场主报》中，卡梅伦曾谨慎地提醒这里用作草场的资源有限，农业除非灌溉，难以发展。不过在当时一片乐观主义情绪面前，他的观点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相反，诺德霍夫发表在《哈泼斯》杂志上面鼓吹大沙漠由于铁路的到来而消失的文章则被广泛转载(39)。 当时流行的观念认为，随着定居者的到来，炊烟会增加空中的云量，树木和作物的蒸腾作用会增加空气中的水汽含量，再加上好运气，西部的雨量就会不断增加。更有甚者，认为铁路两旁的电线杆、甚至连7月4日的独立庆典也能起到增加雨量的作用。除此之外，西部为了增加降水而积极推行的另外一项活动就是植树造林运动。1873年，美国政府通过《植树法》，并设立植树节。虽然在这里面看不到“雨随犁至”的影子，但毫无疑问，该法是根据西部干旱少树的情况而对《宅地法》所进行的修正。植树节的倡导者、农业部官员莫顿(Stirling J. Morton)就是来自内布拉斯加的一位旱作农业专家。 正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之下，美国内战后迎来了大平原地区农业开发的高潮。从1870年代开始，20年没有变动的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边疆迅速向西扩展，到1880年，前者人口达到85万，后者45万。从1868年到1885年的三次达科塔繁荣，使得该地的宅地赠与面积由21.3万英亩增加到188.1万英亩。到1885年，达科塔州密苏里河以东的地区都已经有人定居，人口达到55万，与1880年相比，增长了400%。在北部移民增加的同时，南部也经历了同样的繁荣。1889年4月22日，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最后一块领地俄克拉荷马对移民开放，200万英亩的土地在几小时内被疯狂的移民抢占完毕。到1896年，大平原上已经有600万人居住。在后来沙暴的中心，即科罗拉多、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五州交界的勺柄地带，人口的增长率达到了600%(40)。 虽然人们习惯上把1890年美国移民局的声明作为美国边疆时代结束的标志，可是，整个北美的西部开发却并没有结束，北边的加拿大的西部拓殖才刚刚开始，并在1896-1914年间以“最后的、最好的边疆”而吸引大批移民前去移居。即便是在美国，在1890年代以后，这种以单一产品开发、不计资源代价的粗犷经济模式不仅没有结束，相反，还在20世纪初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繁荣。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西部小麦种植面积的扩大，堪萨斯、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得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五州在大战期间共增加小麦播种面积1350万英亩，其中有1 100万英亩是毁掉草皮新开垦出来的土地。仅在堪萨斯的芬尼县，小麦的播种面积就从1914年的7.6万英亩增加到1919年的12.2万英亩(41)。 1930年代的大危机和席卷整个北美的沙尘暴最终宣告了这种发展模式的末日的来临。罗斯福政府除了解决经济危机外，针对西部所存在的生态问题，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予以整治，标志着从殖民地建立之初就逐渐孕育的西部开发历史的终结。 四 1930年代的沙尘暴与美国人对大平原的新认识 虽然在科技进步和大好的外部环境下，美国在19世纪最后30年里开发西部草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西部的生态本身就比较脆弱，降水少，春夏两季蒸发量大，而且土壤构成独特，容易因干旱和耕作而变成粉末。虽然美国人乐观地认为“雨随犁至”，然而，西部的降水非常不稳定，而且呈现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西部开发的基础是所谓的旱作农业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丰水年份，这种耕作模式创造了奇迹。然而，旱作农业“不是不需要水分的耕作，而是在水分不足的地区进行耕作”(42)。犹他农业试验站的农业专家约翰·威德索(John Widtsoe)在1911年指出：“当旱作农业方法被理解和尝试的时候，总能取得成功。但它比湿润地区的农业耕作需要更多的智慧、更加坚定地遵从大自然的法则，和更多的机敏。”(43)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相对丰沛的降水和良好的市场前景支持了小麦经济的繁荣。1930年代初期的大危机使小麦经济繁荣的外部市场消失了，农产品价格直线下跌，从而导致大量农场主破产，迁向其他地区，丢下农场无人照管。而1930年代相对较少的降水和高温更使西部的情况雪上加霜。从1930年到1936年，美国整个大陆地区除了缅因和佛蒙特外，年降水量都比正常年份低15%以上。1934年，内布拉斯加州的最高气温达到华氏118度，艾奥瓦州115度，伊利诺伊州100度，结果有370人热死(44)。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下，美国出现了西部历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1930年代的沙尘暴。1930年9月14日，沙尘暴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大斯普林菲尔德，这是1930年代的首次沙尘暴。此后，沙暴光顾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强度越来越大，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根据美国土地保护局的统计，整个1930年代，能见度不到1英里的天数，在1932年，有14次；1933年，38次；1934年，22次；1935年，40次；1936年，68次；1937年，72次。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县，1935年最糟的一次沙暴竟然持续了908小时，其中有7次能见度为零，这样的情况有一次长达11小时(45)。 大规模的沙尘暴肆虐的结果，其一是造成大草原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堪萨斯州西部、科罗拉多州东南部、新墨西哥州东北部、俄克拉荷马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勺柄地带长500英里、宽300英里的范围内，1000万英亩的土地成为受灾最严重的沙窝(Dust Bowl)地区。整个沙尘暴肆虐的地区，平均每英亩有408吨表土被吹走，总共被吹走的表土达到8.5亿吨(46)。其二是迫使大批人口流向他乡。饱受风沙之苦的堪萨斯州西南部的16个县，人口减少了24%。最后的边疆俄克拉何荷州，在1930年代的最后5年，平均每月有6000人逃往加利福尼亚。在高平原地区，有1万人丢弃了自己的房屋，流向他乡，500万英亩的土地遭到严重风蚀，受灾面积达到5100万英亩(47)。其三，沙尘暴还造成大片农田减产或绝产。1920年代，西部草原上小麦产量达到平均每英亩13.1蒲式耳；而1930年代，只有0.9蒲式耳。1936年播种的25万英亩小麦，竟然颗粒无收。原来建立在草地—食草动物(野牛、草原鼠)—食肉动物(郊狼、秃鹰等)—印第安人基础上的生态系统到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只剩下肆虐的风沙，被卷起的一道道沙丘，流亡他乡的难民和被埋没的废弃农场，失去了往日的绿色，也没有了生命的欢笑，原来的希望之地变成了绝望之地。1939年，《达拉斯农业新闻》哀叹，大草原，原先是鹿、野牛和羚羊的家园，现在则成了沙尘暴和联邦工程管理署的家(48)。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罗斯福政府把解决经济危机与环境危机结合起来，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新政，并把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当作“联邦政府的一项首要职责”来推行，从而继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运动以后，在美国掀起了环境保护运动的第二轮高潮。为了治理沙尘暴，罗斯福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1)通过对西部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实行限产、政府购买和移民等多种措施，减轻人畜对土地和环境的压力；(2)修建从南到北、横贯西部的防护林带，试图遏制沙暴东侵；(3)采取多项措施，治理水土流失；(4)建立大平原调查委员会，对西部情况进行调查，寻求解决沙尘暴的科学方案(49)。 美国历史学家马林曾将西部沙尘暴的原因归结为西部独特的气候，唐纳德·沃斯特在批判了马林将沙暴归结为气候的观点的基础上指出，那种个人主义的、以掠夺自然为基础增殖个人财富的文化价值观念，才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从根本上说，大肆犁开草皮是颇具进取性的企业家时代的杰作，展现着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50)。大平原调查委员会在它所完成的名为《大平原的未来》的报告中，把1930年代沙尘暴的原因归结为错误的耕作方式，“特别不合适的农业耕作方法，而不是以生态学为基础的对更多生产这一美国信念的挑战成为大平原委员会结论的基础”。报告还进一步指出，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一系列传统的美国观念在作祟：“最早的居民的一个固有特征是，他们认为大自然是被使用和进行开发的某种东西；自然可以随意按人之便利去塑造。从表面上看，这是事实；砍树是为清理土地进行耕种，播种是为了生产粮食，在天然降水量低的地区利用水利是为了增加产量。然而，从更深的角度上来看，现代科学已经说明，自然基本上是无伸缩性的，它要求遵从。”大平原委员会的报告进一步指出：“除非对大平原的农业发展模式进行永久性的变革，否则当雨水稀少时，救济将总是不可避免的。”(51)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6年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承认：“引起沙尘暴的唯一原因是我们错误的土地利用模式，本来应该作为牧场的土地，我们却用来生产小麦。”(52) 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甚至比那个时代的保护主义更进一步，看到了罗斯福政府所推行的功利主义保护观念的缺陷，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土地伦理学说。土地伦理学说打破了传统的人对自然没有伦理义务的谬论，扩大土地共同体的范围，将人与自然万物都纳入这个土地共同体中。按照利奥波德的说法，“土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和公民”(53)。利奥波德还提出了土地伦理学的判断标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54)根据这一准则，凡是有利于自然界的和谐、美丽和生态多样性的行为，都是正确的。正是看到了自然的生态系统的博大精深，利奥波德才要求世人“像大山那样思考”！ 五 结语 无论是较为悲观的“美洲大沙漠”观念，还是盲目乐观的“雨随犁至”假说，都是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美国人对大平原环境的片面认识。这些观念的产生深受当时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又反过来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国内决策、地区关系和西部开发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洲大沙漠”观念的产生与适应了森林环境的西欧文化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派克和斯蒂芬·朗本人之所以使用这一词汇，“很可能是由于没有其他更恰当的表达方式”(55)。而后一种假说的产生则与1860年代美国人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征服自然的盲目乐观情绪密不可分。这两种假说对于美国社会的发展和西部开发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表明：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观念对其行动有时具有决定性影响，一个错误的自然观念很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生态后果。 “雨随犁至”假说是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念作用下人类的征服自然观念和迷信科技万能这种乐观情绪的一个自然结果，它的流行是导致1930年代沙尘暴的罪魁祸首之一。从表面上看，1930年代的沙尘暴是一系列因素积累的结果：干旱少雨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是它发生的基础，疯狂的垦殖、放牧和依赖机械化从而不断扩大的单一小麦种植农场是导致这场灾难的最直接因素，而1930年代的干旱则是其导火索。不过，掩藏在这一系列因素背后的终极原因还是近代以来机械主义自然观和进步观所倡导的以征服自然为手段、以谋取财富为目标的价值观念。装备了现代科学技术和新教伦理精神的人们狂妄地认为，大自然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各种欲望而可以被随心所欲地改造、征服、索取的资源库，它除了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性价值之外，不具有任何其他的价值，而且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人类不改变这种反自然的价值观念，人类对于自然的肆意破坏就不会结束，同样的问题就还有可能在别的地方重现。1937年，作家沃尔特·达文波特(Walter Davenport)发表文章指出：“只要人们和机器仍然毁坏干旱的草地而种植小麦，沙暴就会变得范围更宽，破坏更严重。只要这无所顾忌的贪婪……依然违反自然法则，我们就将会有更大更多的沙暴。”(56)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5年1月24日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人类必须与自然携手并进。”(57)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这种由于对自然环境的错误认识而导致严重生态后果的实例，也不胜枚举。例如，在当年以粮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叫高山低头，让江河让路！”、“向青山进军！”、“让锯斧声震醒千年沉睡的森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所反映的既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传统观念，也是不尊重自然规律、盲目乐观的一种心态，其结果也如同美国1930年代的沙尘暴一样，是巨大的生态和社会危机。美国人能够从西部开发所引起的环境破坏中幡然醒悟，走上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的道路，相信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东方生态智慧的华夏儿女也一定可以从包括美国在内的生态危机中汲取教训，走上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道路。 注释： ①亨利·纳什·史密斯，薛蕃康、费翰章译：《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ⅩⅤ页。 ②J. W.沃森、蒂莫西·奥罗丹编：《美国环境的观念与政策》(J. Wreford Watson and Timothy O'riordan, eds.,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纽约1976年版，第2页。 ③唐纳德·沃斯特：《一片没有定居的土地：美国西部的景观变迁》(Donald Worster, An Unsettled Country: Changing Landscapes of the American West)，阿尔伯克基1994年版，第10页。 ④⑤安德鲁·埃森伯格：《野牛的毁灭：1750-1920年的环境史》(Andrew C. Isen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Bis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1750-1920),坎布里奇2000年版，第16、17～18页。 ⑥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大平原》(Walter Prescott Web, The Great Plains),纽约1931年版，第153页。 ⑦约翰·沃菲尔德·辛普森：《天堂的幻觉：对我们的景观遗产的掠影》(John Warfield Simpson, Visions of Paradise：Glimpses of our Landscape's Legacy)伯克利1999年版，第80页。 ⑧泽布伦·蒙哥马利·派克：《对北美西部地区的探险》(Zebulon Montgomery Pike, Exploratory Travels through the Western Territories of North America),伦敦1811年版，第248～249页。 ⑨(11)埃德温·詹姆斯：《从匹兹堡到落基山的探险报告》(Edwin James, "Account of an Expedition from Pittsburgh to the Rocky Mountains"),思韦茨主编：《1748-1846年间的西部早期旅行记》(Thwaites, ed. , Early Western Travels, 1748-1846)年版，第147、148页。 ⑩拉尔夫·莫里斯：《落基山以东的美洲大沙漠观念》(Ralph Morris, “The Notion of a Great American Desert East of the Rockies”),《密西西比历史评论》(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第13卷第2期。 (12)乔西亚·格雷格：《大草原的商业》(Josiah Gregg, Commerce o f the Prairies),见于思韦茨主编：《1748-1846年间的西部早期旅行记》(Thwaites, ed. , Early Western Travels, 1748-1846) (13)托马斯·法纳姆：《1839年5月21日至10月16日在大西部草原上的旅行》(Thomas Farnham, "Travels in the Great Western Prairies, etc. , May 21-October16，1839")，思韦茨主编：《1748-1846年间的西部早期旅行记》(Thwaites, ed. , Early Western Travels, 1748-1846)第28卷，第108～109页。 (14)弗朗西斯·帕克曼：《俄勒冈小道与庞迪亚克的阴谋》(Francis Parkman, The Oregon Trail & The Conspiracy of Pontiac),纽约1991年版，第64页。 (15)《美洲大沙漠》(“The Great American Desert”),《基督教电讯报》(The Catholic Telegraph),1837年4月13日版，参见美国期刊在线数据库(American Periodicals Series Online)。 (16)查尔斯·霍夫曼：《游魂骑士：美洲大沙漠的一个传奇》(Charles Hoffman, "The Ghost Riders: A Legend of the Great American Desert"),《时代精神报》(Spirit of the Time)，1838年12月15日版，参见美国期刊在线数据库。 (17)J. H.佩克：《美洲大沙漠》(J. H. Peck, "Great American Desert"),《美国先驱者》(The American Pioneer)，1843年2月1日版，参见美国期刊在线数据库。 (18)(20)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第30、133～134页。 (19)威廉·吉尔平：《中心黄金地带：北美的农业、畜牧业和金矿开采区》(William Gilpin, The Central Gold Region : The Grain, Pastoral, and Gold Region of North America)，费城1860年版，第133页。 (21)弗雷德雷克·默克：《俄勒冈问题：英美外交和政治论文集》(Frederick Merk, The Oregon Question: Essays in Anglo-American Diplomacy and Politics),坎布里奇1967年版，第117页。 (22)泽布伦·蒙哥马利·派克：《对北美西部地区的探险》，第249页。 (23)J.布卢姆等著，杨国标、张儒林译：《美国的历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42页。 (24)J. W.沃森：《想象的地区》(J. Wreford Watson, "Image Regions")，J. W.沃森、蒂莫西·奥罗丹编：《美国环境的观念与政策》，第25页。 (25)斯图尔特·班纳：《印第安人是如何丧失其土地的：边疆的法律和权力》(Stewart Banner, How the Indians Lost Their Land: Lawand Power on the Frontier)，坎布里奇2005年版，第195页。 (26)雷·艾伦·比林顿，韩维纯译：《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下)，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0页。 (27)(28)弗朗西斯·保罗·普鲁查：《美洲大沙漠与印第安人的迁移》(Francis Paul Prucha, "Indian Removal and the Great American Desert")，《印第安纳历史杂志》(Indiana Magazine of History)第59卷第4期(1963年12月)。 (29)雷·艾伦·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下)，第310页。 (30)(32)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大平原》，第186、156页。 (31)丹尼尔·韦伯斯特、罗伯特·杨·海恩：《韦伯斯特和海恩在美国参议院的发言》(Daniel Webster, Robert Young Hayne, Webster and Hayne's Speech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on Mr. Foot ' s Resolution of January, 1830, Also, Daniel Webster's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March 7, 1850, on the Slavery Com promise),费城1850年版，第101页。 (33)乔西亚·格雷格：《大草原的商业》，第257页。 (34)威廉·吉尔平：《中心黄金地带：北美的农业、畜牧业和金矿开采区》，第120页。 (35)美国土地局：《美国土地局专员的报告：1867年》(U. S. General Land Offic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the General Land Office ,for the Year 1867),华盛顿特区1867年，第135页。 (36)约翰·沃菲尔德·辛普森：《天堂的幻觉：对我们的景观遗产的掠影》，第95页。 (37)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第186页。 (38)(40)唐纳德·沃斯特：《沙暴：1930年代的南部平原》(Donald Worster, Dust Bowl: 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纽约1979年版，第81、84页。 (39)N.卡梅伦：《美洲大沙漠》(N. Cameron, "The Great American Desert")，《草原农场主》(The Prairie Farmer)，1868年8月29日；查尔斯·诺德霍夫：《一般杂记》(Charles Nordhoff, "General Miscellany")，《新英格兰农场主与园艺者报》(The New England Farmer, and Horticultural Register),1872年3月4日；查尔斯·诺德霍夫：《美洲大沙漠》(Charles Nordhoff, “The Great American Desert”),《阿尔比恩报》(The Albion)，1872年3月11日。均参见美国期刊在线数据库。 (41)唐纳德·沃斯特：《在西部天空下：美国西部的自然与历史》(Donald Worster, Under Western Skies: N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American West)纽约1992年版，第98～99页。 (42)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大平原》，第367页。 (43)玛丽·哈格里夫斯：《对旱作农业的回顾》(Mary W. M. Hargreaves, "The Dry-Farming Movement in Retrospect"),《农业史》(Agricultural History)第51卷第1期(1977年1月)。 (44)(46)唐纳德·沃斯特：《沙暴：1930年代的南部平原》，第12、29页。 (45)唐纳德·沃斯特：《沙暴：1930年代的南部平原》，第12～29页；高国荣：《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草原沙尘暴起因初探》，《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 (47)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1页。 (48)唐纳德·沃斯特：《沙暴：1930年代的南部平原》，第123、35页。 (49)A. L.欧文：《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资源保护》(A. L. Riesch Owen, Conservation under F. D. R.),纽约1983年版，第105～122页。 (50)唐纳德·沃斯特：《在西部天空下：美国西部的自然与历史》，第101页。 (51)大平原干旱地区委员会：《大平原干旱地区委员会的报告》(Great Plains Drought Area Committee, Report of the Great Plain Drought Area Committee),华盛顿1936版。参见http//newdeal.feri.org。 (52)《白宫行政办公室新闻发布会(19376年1月10日)》(Press Conference, Executive offices of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10,1936,10:55A. M.),埃德格·B.尼克松编：《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资源保护(1911-1945)》(Edgar B. Nixon, ed. ,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Conservation 1911-1945)第1卷，海德公园1957年版，第469页。 (53)(54)奥尔多·利奥波德著，侯文蕙译：《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213页。 (55)拉尔夫·莫里斯：《落基山以东的美洲大沙漠观念》，第190页。 (56)克里斯·J.梅戈克编：《美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索引与原始文献》(Chris J. Magoc, ed. ,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American History: A Reference Guide with Primary Documents)韦斯特波特2006年版，第195页。 (57)《罗斯福1935年1月24日致国会咨文》(Roosevelt to the Congress, January 24,1935),埃德格·B.尼克松编：《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资源保护：1911-1945》，第1卷，第30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