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沿动态】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性别”不再只是语言学家的研究课题，而是在风起云涌的妇女运动的推动下，逐渐与妇女史和性史相扣连。在这一学术范式转换的过程中，不少史家充分吸纳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文艺理论的多种研究方法，渐而有意识地分析女性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角色与作用。宗教改革史研究由此别开新境。 当然，在此之前的著述中，学者不可能完全忽视女性。只不过呈现在他们笔端的大半是女王、女性殉道者、宗教改革家的配偶这类人物。这种书写精英女性的传统史撰与建基于性别研究之上的女性史，乃有本质的区别。就前者而言，史家只是简单勾勒和分析她们的过往，并没有人类学家的“厚描”意识；他们不会从“符号”或“标志”的角度切入，来思考女性作为一种被建构的性别是否为权力关系的表征。而后一种进路，则着意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检视女性被“制造”的过程和手段，并探析不同阶层的女性、不同地域的女性以及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命运与遭际，以及她们对信仰的不同感受和诉求。 尤有进者，宗教改革妇女史吸收社会规训和信仰规训的研究进路，不再拘囿于分析新教女性，而是同时考量天主教地区的女性生活。譬如，女性新教徒和女性天主教徒以前很少被视为宗教改革和天主教复兴的驱动力，现在则被史家诠释为塑造基督宗教敬虔发展的重要内驱力。她们如何在一生当中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她们又是如何在婚内就信仰问题与丈夫、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互动的？女性修道者在尘世的灵性追求为何？她们如何藉修道来实现身份认同？女性修道团体如何在救死扶伤、照顾贫弱、教化儿童等社会性牧灵工作中实现人生价值？妇女如何因应斯时男权社会中弥漫的厌女症？她们的性生活由哪些力量来规训？在近代早期国家的构建过程中，新教与天主教两方阵营中的女性，究竟哪一方获得更多的权利？凡此种种，皆为省思宗教改革运动和近代早期历史的重要问题。职是之故，晚近曾有学者直言：“讲授宗教改革史这门课，如果不把女性作为这段历史的主体来考察，那是说不过去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还，宗教改革史研究又吹新风：妇女史研究在逐步深化细腻的同时，史家亦开始发掘宗教改革男性史（或曰男子气概/男性身份认同史）。“男性史”或许乍听起来有些奇怪。毕竟，男性在历史书写中是无所不在的。传统史撰中的帝王将相、高官显贵难道不是以男人为主？长久以来，历史学家特别是男性历史学家，在书写男性历史人物的过程中，或许并不会有意识地先去思考书中的主角不仅是生理上的男性，而且也是文化上、社会期许中被建构的性别。 然而，既然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女性作为文化性别和社会性别的被建构性；那么，转向男性，检讨宗教改革时代男人何以成为男人，辨析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寻求建构何种类型的男性基督徒，便成为题中之义。对此，本文试举几例以呈现该领域的冰山一角。 毋庸置疑，每当谈论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几乎是无法规避的历史要角。“改革家路德”，大凡读史之人或多或少有所印象。随着晚近“教派史学”的式微，史家大多自觉地将这位人物置诸其所处时代的情境中重新考量；非黑即白式的评价几无市场可言。抑有进者，在宗教改革社会史的影响下，无论是神学家还是史学家，大半不满足于诠解路德的“唯信称义”“唯因圣经”“两个王国”等思想理路，而是深入探究路德对婚姻和家庭的理解。毕竟宗教改革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人际关系、家属关系以及敬虔的社群模式。婚姻和男女关系成为新教社会极为看重的方面。 对宗教改革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路德对天主教会的教士独身制度大加挞伐，认为此制度不但灭人欲、毁天理，而且引发虚伪奸诈，以至于上至教宗下到神父，每每罔顾法条，行淫不止。这其实涉及一个问题：独身的教士是否为男人？有当代学者将这一类人视为中世纪社会的“第三性”。然而“第三性”在天翻地覆的16世纪，已然不足以让信众信服其价值。天主教会必须因应挑战，以重构和维护自身的男子气质。就此，罗耀拉·依纳爵及其创立的耶稣会提出新的思路。在一个以婚姻关系和生殖能力作为男性身份认同的父权制社会，耶稣会借助“情感吸引”策略、“与性无关的兄弟情谊”以及“属灵的父道”，来建构和彰显一种被重新想象的修道人士的男性气概。这就与新教娶妻生子的牧师群体形成了反差和对抗，也赋予了自身存在的理据。 宗教改革以及男性气质的构建其实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系紧密。新教社会在形成的过程中，同时将社会主导权、政治领导权以及信仰训导权赋予了男性家长。新教社会需要的是一个“新亚当”：不仅身体康健，而且要在世俗和灵性之间保有社会角色和信仰角色的平衡，能够领导配偶、家人和社区。信仰规训、身体规训和家内规训便成为必要之举。理论上虽如此，但在实际生活中做一个合格的男性新教徒却并不容易。譬如，在新教地区如日内瓦，标志阳刚之气的新一代父权制在形塑过程中便频繁与宗教权威产生龃龉，并给男性带来沉重的压力。 而在天主教地区，仅靠缔结婚姻不见得就可以确保男性尊严。例如在西班牙的加利西亚，当地的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也有对“新亚当”的要求，而且其“反女性”特质尤为突出。但其男性身份认同乃与实际生活状况相距甚远。加利西亚地区的曼达约村庄乃赤贫之地，当地男性农民生活艰难；依照当地风俗，他们大半要做上门女婿，经济大权往往落在岳母之手。久而久之，“结了婚的老爷们跟个娘们儿似的”，遂成为当地的民间谚语。若要赢得自尊并同时改善生活，当地大批男子只得选择留下妻儿移民以另谋生路，待生活改善后，再衣锦还乡独立门户。移民打拼，便是当地人赢取男人气概的必要之举。 在宗教改革时代，不仅天主教会的修道人士出现男性身份认同的危机和挑战，还有另一类人也为社会所不容，亦即同性恋群体。特别是男同性恋被视为藐视社会秩序、破坏宗教信仰的非法分子，不具备男子气概，也不具有人权。在实际生活中，同性恋大半是隐秘的，多种身份认同并存的局面乃是常态。有一位名叫维尔纳·史泰纳的人便是很好的例子。他出生于瑞士的显贵之家，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在瑞士宗教改革开启之前，是天主教会的教士。独身的教士身份本来是他的男性身份认同。但随着宗教改革的爆发，他果断加入新教阵营，摇身一变成为新教牧师，娶妻生子，声望显著。拥有婚姻和家庭的牧师身份便成为他的另一个男性气质。可实际上，这位善于钻营的改革家还是一位同性恋，最终，他被告发、审判，终生软禁。其实，在维尔纳身上，多种男性身份认同便同时存在，且处于对立紧张的关系。有学者指出，一部男性史倘若没有留意到同性恋，那么将难以完整展现近代早期欧洲男性的实际生活状况。因此，在笔者看来，未来的男性史研究势必要与性史和同性恋史展开更为细腻的补充与结合；而且，史家也应更有意识地探究男性性行为所处的社会语境与性别建构的语境。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