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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古代陆地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今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从古至今均是多种文化交融荟萃之地。伴随整个陆地绿洲丝绸之路行经西域向西输送的，不仅有丝绸、茶叶与瓷器，还有与之相关的传统工艺，刺绣便是这诸多工艺的一种。刺绣传统工艺经“丝路”传到西方，促进了西方在纺织技术上的发展；又借由“丝路”一路回传，使得我们也吸收借鉴了西方纺织的工艺和文化，如此，才有了今天丝绸之路上的锦绣无边。 刺绣俗称“绣花”“扎花”，是用绣针引绣线在绣地上穿绕，形成以绣线为主或者以线固定其他绣材为图案的一种装饰方法，结合不同的配色，形成不同的绣品。古书记载为“针黹”，黹便是缝纫、刺绣之意。从史料记载与出土实物来看，刺绣最开始是以实用为目的的，用于服饰与日用小件的装饰。《尚书·虞书》记有关于舜命禹制作章服的传说，“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后世帝王所穿的“衮服十二章”便可追溯至此，主张以“衣画而裳绣”的手法，通过绘画与刺绣的结合，呈现衣服的装饰特点。 目前传世最早的刺绣，据考出现在西周。1974年12月，在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鱼伯墓中，发现了留存于泥土中的刺绣痕迹。史料记载，西周时期的贵族服装多以刺绣装饰，并将之用于国家之间交流馈赠的礼物。春秋战国时期，刺绣走出宫廷，来到民间，自此，庶民之衣与军队之旗上出现了刺绣的纹饰。 一般而言，绣地、绣材、绣针与绣线构成刺绣的基本要素，而针法、绣法与绣种又决定着刺绣的工艺水平。 绣地缤纷汇西域 绣地，是指刺绣料子，有绷、缎、纱、布、皮等，亦称“地子”“底子”。虽相传周穆王西游之时便已带来丝绸，然而，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从织造技术而言，西域境内可供选择的刺绣绣地多为羊毛织品、皮革、裘毡。擀毡是商周时期西域人便已熟练掌握的制作技艺，其真正原产地在今伊朗高原，它极大地影响着中国西北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在丝绸织造技术传入之前，毡几乎是西域境内居民服饰制作首选的材料。陆地绿洲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毛毡也通过丝绸之路回传，影响到中原的宫廷与贵族生活。7世纪初期，黑羊毛毡制成的男人毡帽一度风行，并出现了毡与绣结合的绣法创新。《酉阳杂俎》中记载，唐玄宗赐给安禄山的诸多礼物中，便有“绣鹅毛毡”；蒙元时期，“剪绒毡”更被列入皇帝影堂织造的地毯中的上品。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中原地区传入的丝绸极大影响了西域的刺绣绣地。丝绸、蚕丝织造技术的传入使得该地区将丝绸纺织与原来的棉麻、毛纺织品结合起来，这些绣地与刺绣、染色、提花等工艺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西域居民的服饰艺术。“高昌锦”“于阗锦”“龟兹锦”“疏勒锦”等织锦富丽的绣地品种在历史上工艺水平很高，作为贡品朝贡给中原王室，形成了丝绸之路上丝绸文化的回流现象。据考，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上往返的丝织品中便有绢、绸、锦、缎、绫、罗、纱、绮、绒、缂等多种织品，它们极大地丰富了西域居民刺绣的绣地选择。 与此同时，汉晋时期，西域居民的衣着款式新奇，服装上刺绣的花草纹样精巧细致，从图纹到绣地都显出浓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痕迹。1959年新疆民丰县尼雅夫妻合葬墓出土的汉晋时期的“绣花棉布裤”，以粗棉布作面，裤腿脚边缘用草绿色显花细绢绸镶边，绢上以绿地、动物、花草、叶纹为主绣，配以绛紫、黄、宝蓝、白色等各色丝线，运用锁针绣出卷草叶、金钟花的纹样，纹饰枝枝蔓蔓，循环往复、富有动感。这条裤子不仅反映出汉晋时期西域绣地已出现棉、绢、绸等多种材质的混用，而且展现出汉代织锦、锦绣并用的特征。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枚“君宜高官”铭文铜镜，铜镜所装的镜套系用丝绸缝制而成，镜套之上还有彩色丝线绣花作为装饰。新疆博物馆馆藏的汉晋时期的“刺绣方格纹锦手套”，由蓝绢缝制，锁天青色绢边，用两种织锦拼贴缝合，采用锁针绣法，图案为鸟纹、藤草纹和环纹，其绣地也呈现出不同纺织品混用的特色。此外，吐鲁番出土的蜀锦表明，魏晋时期，蜀锦也传到了西域。 蚕丝织造技术经丝绸之路西传之后，综合本地纺织技术，西域的丝织业获得长足发展。据考，唐朝时期中亚的康国，即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迅速发展成丝织品生产中心之一和最重要的丝绸集散地；到宋元时期，中亚地区各种装饰盖布、马被、丝绸褥垫、镶金织锦、绸缎、谢纳尔（一种织物）、塔夫绸、撒马尔罕的薄绒驰名世界，西亚许多地区如报达（今巴格达）、谷尔只（今格鲁吉亚）、毛夕里（今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忽鲁谟斯（今伊朗东南部，波斯湾沿岸）等，也发展成为重要丝绸产区与集散地。更不用说，西域本地还有一种通过“通经断纬”之法织成的缂丝，也丰富着丝路刺绣绣地的选择。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一条唐代缂丝带，是我国境内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缂丝实物。这种特殊织法为高昌地区的丝织技术所吸收，从而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产生了以丝为原料的缂丝织物，并通过绿洲丝绸之路一路回传中原，影响和丰富着丝绸之路上的绣地选材。丝毛混纺、金线交织，使得汉唐以后的丝路刺绣呈现出多元荟萃的异域特点。 自唐宋起，波斯、粟特和阿拉伯等西域商人大量来华经商，异域丝绸制品经由丝绸之路不断回流中原，许多诗词歌赋中都有描写。《梁太子谢敕赍魏国所献锦等启》写道：“胡绫织大秦之草，绒布纺玄兔之花”，冰纨绞绡、织金锦绣之类新鲜的纺织绣地，刷新了中原文人的诗词表达。再如杜甫《丽人行》中写：“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乃贤的《题张萱〈美人织锦图〉为慈溪蔡元起赋》中“双凤回翔金缕细，五云飞动彩丝长”等，无不呈现出丝路刺绣绣地富锦织金、异域风浓的特点。 隋唐以降，在陆地绿洲丝绸之路上发现的刺绣则表现出更多宗教艺术的主题，其绣地和主题因此也有一定的限定。敦煌莫高窟中发现北魏时期的佛像残片，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一幅佛像。上绣“北魏太和十一年”等，字迹清晰可辨。刺绣的绣地是两层黄绢中夹一层麻布为衬，既使得绣地牢固，表面又显得光滑平整。五代时期，西域刺绣的绣地里有绮，和阗布扎克彩棺墓出土的绮刺绣尖头鞋，便是在绮上刺绣；宋元时期，缎、“纳石失”锦以及“撒答剌欺”锦（犬、兔之毛织造）的出现，深受西域各族居民欢迎；元朝更在西域设专局织造“纳石失”，丰富了西域乃至中原服饰的材质以及绣地的选材。 及至明清时期，西域民族纺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棉毛麻的织造技术提高，大量绸缎、毛织物、鹿皮、牛皮、棉麻与刺绣结合，绣线选择尚金崇艳，配色讲究撞色醒目。如1963年从故宫博物院调拨，藏于新疆博物馆的明代的“洒线绣云龙袍料”，其绣地为明黄缎面，绣有云纹与龙纹，龙头上下分别绣有葫芦、花盖、火轮纹饰；同样从故宫博物院调拨，藏于新疆博物馆的清代的“哈萨克族鹿皮袷袢”，绣地选择为鹿皮，鞣革细腻，在袷袢的前襟、领口、袖口处，用白、蓝、红、绿等绣线绣有花草叶组合的纹样，色泽鲜艳；另藏有清代的“维吾尔族毛织袷袢”，绣地是羊毛织物，质地浑厚柔软，刺绣采毛线，仍以花草茎叶纹饰为主，袷袢的领边、袖口与前襟绣满花纹，配色鲜艳；再有新疆博物馆藏的清代哈密“维吾尔族桃红地绣花女式袷袢”，绣地为缎，内衬为粉底花棉布，衣襟与袖口绣满牡丹、花草树叶纹样；新疆博物馆藏的清代“哈萨克族鹿皮绣花男裤”，绣地为鹿皮缝制，皮面上用红、蓝、白、金等各色线绣有团花纹样、花草纹样以及哈萨克族独有的角形图案；新疆博物馆藏的哈密王帽，绣地采用橘黄色丝绸，帽顶与帽檐四周绣有巴旦木、石榴与花草枝叶，帽顶中心挂有璎珞，穗带垂及帽檐底部。清代西域也出现了大量绣地为牛皮的维吾尔族绣花高跟女鞋、绣花长筒皮靴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