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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曾国之谜”，是指现在的湖北随州、枣阳一带，不断出土带有“曾国”铭文的青铜器，而同时期的文献记载中，这一区域内却存在一个“随国”，出土材料中的“曾国”和传世文献中的“随国”，二者关系如何，一直是一个谜团。 董老师列举了目前学术界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第一种认为曾、随是两个不同的国家，第二种则认为曾、随是同一国家的两个不同叫法，即一国二名。曾、随一国二名最早由李学勤先生提出，后来石泉、何浩、吴良宝、黄圣松等学者先后撰文申论这一观点，例如何浩先生认为曾为国名、随为都名，吴良宝先生认为二者是自称与他称之别，黄圣松认为是他称以都名代替国名，有贬低之意，上述观点基于的主要论据包括曾、随两国活动地域相同、存在时间接近、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楚王酓章钟符合春秋晚期吴楚战争楚昭王奔随的历史背景等。 近年来，几批新材料的发现，推动了对“曾国之谜”的深入探讨。新蔡葛陵楚简中有“鄭憲習之以隨侯之囗囗”（甲三25），陈伟先生据此认为曾、随一国二名的论断值得重新考虑。被盗掘流散而见于香港的“随仲嬭（芈）加鼎”，乃是楚王为出嫁随国的芈姓女子所作，曹锦炎、张昌平先生先后撰文指出这可作为曾、随二国的证据。随州文峰塔M21中出有“随大司马嘉有”戈，也被论证引为曾、随二国的新证据。在文峰塔墓地曾侯舆编钟发现以后，由于铭文记载了吴楚战争的相关内容，而《左传》中与这一事件息息相关的正是随国，曾、随一国二名的观点又获得了新的支持。“曾国之谜”这一近40年前提出的命题，现在似乎又掀起了一个研究的小高潮。 董珊老师认为，新材料的发现和解读，对两种相反的意见各有支持；即使曾侯舆编钟铭文已经清楚地表明吴楚战争中的曾国就是文献中的随国，但仍不能否定历史上存在曾灭随或随灭曾的情况。两派观点不能达成一致的原因，在于对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不同。 近几年，董老师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涉及此问题。包括《试论周公庙龟甲卜辞及其相关问题》（《古代文明》第5卷，2006年）、《“周公戈”辨伪之翻案》（《华夏考古》2007年第3期）、《救秦戎器群的解释》（《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试论殷墟卜辞之“周”为金文中的妘姓之琱》（《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7期）和《清华简〈系年〉所见的“卫叔封”》（《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讨文集》）、《从出土文献谈曾分为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五辑）等。 随着新材料的出现和对旧问题的深入探讨，近来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专门或部分涉及了这一问题。如李零先生2016年两次讲座的《西周的邻居与后院》（2016年5月、9月），总结了西周封建大迁徙的六种情况：灭其国而占之，封建同姓，仍用旧名；灭其国而迁其名，所迁之民仍用故国旧名；灭其国而迁其民，换用新名；周人从西土东迁，仍用西土旧名；寻访古国遗迹，为之立国；国名随封地改变而改变。又如南开大学赵庆淼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商周时期的族群迁徙与地名变迁》（2016年5月），其中有“同地异名”、“异地同名”、“族随地迁”、“地名族群与族群迁徙”等多个章节专门探讨。再如中山大学于薇教授论文《西周封国徙封的文献举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1月）和她正在主持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徙封：西周封国政治地理的结构过程》； 2016年年末在苏家垄会议上陈致、段陶、庞琨发表的《两周四曾考》，都是关于该问题不同层次的最新研究，可见本问题为当下的学术热点。 董老师指出，我们现代的国家观念，是近代以来西方“领土国家”的概念，中国先秦时期并非如此，而是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所言的“都市国家”（王玉哲先生、林沄先生都有论及）。当时“国、都同名”的现象很普遍，如《左传》“围某”、“灭某”、“某人”、“入某”，“某”常常既是国名又是都邑名。驫羌编钟铭文中“征秦迮齐”的“齐”，就是指齐都临淄，临淄是晚起的地名，当时叫齐城。何浩也曾指出，随、成、许皆有表示都名的例子。在国家的初始形态阶段，“国”与“都”本就是一回事，其本质相同，所以名称也相同，国名就是都名；这种以都名作为国名的命名习惯长期存在，在立国或迁都等这些初始化的节点上，这类命名习惯都会反复出现。“一国两名”实质上是一国两都，两都的时代有先后，旧都之名逐渐成为国名。秦、齐、晋、郕、许最初都是都邑名，“曾”、“随”这两个名称，应该都是来源于都邑名称，迁都到“随”，国家也就称“随”，而传世文献恰好只记载了“随”的国名。 先秦时期，氏族名称与地名常常有趋同的现象，或以氏族命名地点，或以地名命名氏族。《通志·氏族略》讲古代氏族得名的缘由，前五种是“以国为氏”、“以乡为氏”、“以邑为氏”、“以亭为氏”、“以地为氏”，这些本质上都是“以地为氏”。“以地为氏”从逻辑而言，是先有地名，氏族名随着地名而变动。因为以邑为氏的命名传统，氏族迁徙常常导致氏族更名，如果迁徙多次，就会有新、旧多个氏族名称。一族多名与一国多名，都是因为迁徙行为引起的相同现象。而“地”的范围常常是动态变化的，氏族控制区域在长时段内扩张、收缩、迁徙和分化，都是常见的现象，如果我们能动态观察这些现象，不拘泥于地理范围的大小，那么将“国”的概念置换为族氏和族群，这种“一族多名”的现象就变得非常普遍了。举例言之，州又称淳于；商又称殷；楚又称荆或郢；魏又称梁；韩又称郑；赵又称邯郸；唐又称晋或翼；鲜虞又称中山；吴又称邗等等，都是一国两名的例子。赵孟介壶铭文称夫差为“邗王”；当阳季家湖所出“秦王卑命钟”铭文里的“秦王”，乃是指楚王，因为楚平王曾居于秦溪、楚昭王被立于秦溪，所以可用地名称楚昭王为“秦王”。而这个“秦溪”，应该就是随州附近的溠水，《清华简·系年》“夫差王”作“夫秦王”，是“差”、“秦”可通假之证，而“随”字从“左”声，“溠”字也从“左”声，是“随”与“溠”名称相因袭。上述讨论具体到“曾国之谜”所涉及的“曾”、“随”两个名称上，董老师的观点是：“曾”和“随”是同一个国族的旧都和新都的名称，同时也是这个国族的旧名和新名，而之所以有两名，乃是氏族迁徙的结果。 同一都邑在不同氏族之间转手的情况非常普遍，因为先后进入这一都邑的氏族都以该都邑名来命名自己的氏族，所以不同时代的同氏的氏族，未必就是同姓的氏族。对于这一看法，董老师用了两个例子来予以说明。 第一个是关于殷墟卜辞中“周”族的族姓问题，此类卜辞时代均属殷墟二期，而文献记载古公亶父迁岐是在殷墟三期，殷墟卜辞里的“周”族不会是姬姓周人，而西周金文中的“周”族，根据周人不用族徽的观点，也不会是姬姓周人，只能是妘姓的周族，此妘姓之周应与殷墟卜辞中的“周”为同一族属（参见《试论殷墟卜辞之“周”为金文中的妘姓之琱》，《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7期）。 第二个例子是“秦”的问题。《史记·秦本纪》记载秦、赵共祖，非子这一支“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其源头为造父封赵城。至周孝王时非子居犬丘，因善于养马而受封，“邑之秦”。因为非子受封于秦，而以“秦邑”这一邑名作为族氏名，因此，在非子之前，嬴姓的赵人是根本没有“秦”这个族氏的，也就是说，在非子之前，并没有考古学上所谓的“秦文化”可考。《清华简·系年》第三章记载周初二次可商以后，“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圄，以御奴且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陪”，有学者据此认为“秦人东来说”已成定论。董老师认为甘肃清水的“秦”名号是从东方移植来的，山东有秦台、有犬丘，所以西地名的“秦”与“犬丘”皆是山东商奄之民西迁的结果，是以族氏命名地点。西周铜器询簋、师酉簋铭文中均提到的“秦夷”、“戍秦人”的“秦”，指的是东方迁来的“商盖之民”，并不是嬴姓赵氏非子之族。周孝王封建非子这件事，应包含“授民”、“授土”、“授名号”这三个要素，“授民”即是将已居此地的商奄之民赐予非子，之后嬴姓赵氏的秦人为上层统治者，而商奄之民成为秦的下层人民。从考古材料看，秦人上层流行直肢葬，下层流行屈肢葬，可说明二者族源不同。《系年》所谓的“是秦之先”，应该说的是商奄之民是秦人下层之先。 回到“曾国之谜”这一主题上，董老师认为从叶家山到文峰塔、擂鼓墩的历代曾侯，都是姬姓周人地分族，姬姓周人分封至此，是以商周革命作为时代背景的，根据前述以都邑命名族氏的规律，姬姓之曾的名号“曾”，应该就是继承了当地的历史地名，而这一源头，应该是山东姒姓之曾。《世本》有“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的记载，殷墟一期卜辞有南方之曾，商周之际也有“曾”族铜器，这些都是姒姓之曾，而春秋曾子倝鼎铭文中的“惠于烈曲”之语，表明姒姓曾人在两周之际尚存，此时姒姓的曾与姬姓的曾同时并存，与周、琱并存类似。而随国在文献中也有“同氏不同姓”的现象，有姬姓之随（《左传》所谓汉阳诸姬），有炎帝之后代的姜姓之随，还有唐尧之后的祁姓之随，“随”、“唐”两地名，既见于山西汾水流域，又都见于湖北汉水流域，很可能是同姓族群迁移的结果。总结而言，姬姓之先人是因为分封迁至曾，就继承了姒姓曾人的名号，后来迁居至祁姓之随的故地，又继承了“随”的名号。由此可见，曾、随两国名、族名分合的历史，应该比过去理解的情况更复杂，“曾随两国论”并非毫无道理。从都市国家的立场而言，在随枣走廊曾经有曾、随、鄂等多个方国并存的状态，是很可理解的。 讲座的最后，董珊老师给大家讲解了“地随氏改”这一现象与传世文中的“史家笔法”。国、都、族三者之同名（“人地同名”）并且多名（“一国或一族多名”）的现象的原因，是氏族的迁徙行为（“氏随地改”或“地随氏改”）。我们在进行分析时，要厘清族名与地名的年代层次先后。长时段观察历史上族名、国名沿革，无论继承或更改，都是在不同族群之间不断接力造成的结果。传世文献记载历史，是“以后述前”，用后来的地名和族名习惯来记录，其中有“史家笔法”，都是有选择性的、粗线条的记录，只记载作者认为重要的邦国、氏族和事件，淘汰了作者认为不重要的。虽然传世文献保留了一些国、族的旧名称，但主流是淘汰旧名称，使用新名称，不少旧名称只能从出土文献中看到。具体到“曾国之谜”的问题上，“随”就是见于典籍的新名称，而“曾”就是遭到淘汰的旧名称。（整理：张天宇、施品曲审阅：董珊） （本文为董珊教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研究》博士生课程上所作报告整理，相关论文《从“曾国之谜”谈国、族名称的沿革》，刊载于《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五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7年），日前已正式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