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人类因环境、气候的差异创造了不同的神灵和信仰，再由各自的信仰支撑起族群的礼仪规范和行为准则。考古学家从不同族群祭祀活动中礼器、乐器使用的区别和演变，可以分析出族群信仰的大体差别，进而体察出人们信仰的变迁。 礼乐器的起源 在人类早期社会，生者表达对逝去祖先和神灵的敬意时，往往需要声音来规范行动的整齐划一，于是出现了发音器，即最初的乐器。随着参与人员的增加，逐渐出现歌舞等集体活动，乐器也开始增多。最先出现的应该是可以敲击的食器、容器，如瓮、缶等作为临时使用的乐器。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过一批新石器时代骨笛，发音相当准确，已经可以吹奏较为复杂的旋律，可能是当时用于占卜、判断气候和节气的重要工具。在先秦时期，重大事件前由乐音占卜是不可或缺的步骤，如《周礼?春官?大师》记载：“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说明当时有专门的乐官以乐音占军事行动之成败。以五音定节气的做法至汉代仍有延续，据《后汉书 ? 律历志》载：“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可见“乐”在统治管理中的绝对话语权，一直到思想轴心时代之后，知识界对“天”的认识发生的根本变革仍没能减弱“乐占”的影响。 祭祀用乐与一般演奏音乐所要求表达的气氛不同，因此从早期就出现两种不同的乐器发展模式。礼乐器在这个时代与统治王权有极其密切的关联，非一般民众所能使用。史前时期的鼍鼓、特磬都是象征王权的重器，它们组合在一起并不是仅作为一般的乐器，而是作为礼仪性的设施，象征着墓主人的等级身份和特权地位，这些乐器已经成为一种礼乐器。 早期的大型活动应该有乐器定节拍和巫觋之舞才算完整。甲骨文里的“巫”字和跳舞的“舞”字是相通的。可见舞在当时是很重要、很神圣的，同时又对现实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如在群体里面起到团结、巩固、组织的作用。这种活动、仪式，通过跳舞把群体和个人组织起来。《道德经》中最重要的观念——“无”，其根源仍在巫术礼仪。李泽厚先生在《由巫到礼——释礼归仁》中认为“无”即“巫”，舞也。 礼乐器流变 雏形与滥觞 中原地区具有礼器性质的乐器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鼓、木鼓、石磬为代表，而在陶寺晚期3296号墓（M3296）出土的铜铃，是迄今所见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其用纺织品包裹并系于墓主人腰间，而不是与鼍鼓、石磬、土鼓、陶埙等乐器放在同处。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M4的铜铃出土时，暗绿色玉舌被置于铃腔内。铃、舌金玉相配，可见在当时应为极其珍贵的物品。此铃体量小，音乐性能不佳，且玉舌不堪敲击，这表明在当时铜铃并非纯乐器，应更带有礼制功能。 据传为夏代乐曲的《夏龠》，歌颂大禹治水的事迹，并用龠伴奏。所谓“龠”，是用数根苇竹制成管子，用绳捆扎，管上端有吹孔，这是排萧的前身。此曲内容是对统治者的赞誉，应该是当时经常演奏、并要求民众学习的舞蹈。《周礼地官 ? 舞师》中所说的“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可能就是这类舞蹈，也只有在大型活动中的普遍使用，才使舞曲得以流传后世。由此可见禹祭天地时，应是摆案设俎，盘豆成列，鼓磬定节，颇有仪式，《礼记 ? 乐记》中“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的礼制时代由此进入滥觞。 器成编与音成列 史前礼乐制度中常见的土鼓已逐渐退出商代礼器范畴，此时期出土的铜铃也多为狗铃，完全没有了礼制功能。出土的商代青铜乐钟的总数是石磬和鼍鼓的两倍还多。磬处于由节奏乐器向旋律乐器过渡阶段，不能构成严格的音列，仅起到音高变化和单色丰富的作用。商末的磬较之前有飞跃性的进步，初步做到因声计材，为确保音质有大量磨错现象，各磬的外形不能整齐，在礼制上的标志功用仍大于其音乐性能，就目前考古资料来看，还不能明确商代编磬已经出现。商代晚期，以3 件编铙与石磬为主体的礼乐器组合初步形成，只用于大型、庄严的活动，是礼制的象征物。同时代音列齐全的小型乐器才是单纯乐器，用于日常演奏、欣赏。商代“器成编、音成列”是礼乐系统演进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一时期，礼乐器所规范的节奏秩序是礼仪活动的重要部分。中原地区的礼乐制度已经开始相对规范性，当时社会已经发展到需要多层次的划分等级，祭祀内容偏向于对现实社会等级的规范。西周的礼乐配置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改进而来。 中原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铙是标志性礼乐器，铙体小壁薄，其中最高者为 21 厘米，重 1.32 千克 ；最小者仅高 7.7 厘米，重 0.15 千克。常常是三个一组，纹饰只有简单的兽面纹或线条纹，甬部没有旋，可以安装木柄手执而鸣，部分有铭文。晚商时期中原类型的铙，主要是用于祭祖，演奏时可手持。小铙出土于墓葬并成组使用，更多的用以代表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其上有些还有铭文，说明代表个人身份的礼制功能较南方大铙更明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