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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瓷礼乐器 春秋时期，越族的高等级墓葬随葬器仍以饮食器为主，看不出明确的编列规制，基本没有乐器。此时期“鸟”形象仍全方位贯穿于军事、农事、祭祀、娱乐、衣食住行。《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均有大夫文种、范蠡“断发文身”和越王句践“长颈鸟啄”“鹰视狼步”的记载。“长颈鸟喙”这个词最早出现是战国的尸子对禹面貌的描述。句践以禹的后代自称，很可能为了显示与禹的关系的亲近，于是自己也有“长颈鸟喙”的特征。 越国在公元前 554 年到前 404 年盛行的文字是以篆书为基础的“鸟虫书”， 李泽厚认为“文字即本物，所以文字可以是‘神’本身。从而它也最宜于作权威（秩序）所需要的命令规范的物态化载体，成为权威（秩序）的体现物和守护者。”此文字是越人在兵器、礼器、乐器上的一种高规格的装饰纹样和徽记，现今出土的越王剑、戈、矛等上面，鸟篆文无不表明着主人的身份和地位。这也说明在春秋晚期，越与中原文化开始交融时，信仰上对古越习俗一以贯之，还处在对鸟等自然神的崇拜时期，受到中原的影响很少，祭祀的形式和内容仍延续自身特色，中原用礼器代表的等级制度在吴越地区只有部分被认可。 句践继位后直接受春秋晚期的中原礼制思想影响，对西周礼制的发展过程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也就无从得知礼器深刻的文化背景，他将礼器所代表的政治意义作为着重点，沿着中原青铜礼器商品化的发展轨迹，将中原宗教的形式直接嫁接在越族带有巫术性质的信仰之上。 战国时期原始瓷礼乐器开始大量出现，烧造的器类有甬钟、錞于、句鑃、鼓座、缶等，其个体大小与中原使用的青铜礼乐器相仿，造型上也完全模仿实用青铜器，各种辅首、纹饰仿制得惟妙惟肖。此类原始瓷礼乐器，造型工整端庄，青铜器的狂野豪放与泥胎体的媚丽柔婉结合，形成了仿铜原始青瓷礼乐器独具的韵味。目前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烧造高档仿铜原始瓷礼乐器的窑址多达数十处，呈现集群性生产状态。 原始瓷中数量最多的礼乐器是各种类型的编钟，中原地区春秋时期以后可以使用的钟分为单音和双音钟两种。双音青铜钟，无论甬钟或钮钟其共鸣箱皆为瓦合形构成，两个音高，一个在鼓的中心位置发声，另一个音在鼓侧发声。每只双音钟的两个音恰好是三度的关系，当敲击钟的正面 A 时，侧面的振幅为零，敲击侧面 B 时，正面的振幅为零，这样双音共存一体，又不会互相干扰，同时在双音钟侧鼓上有标志。单音钟是共鸣箱横截面为椭圆形的钟，它和圆筒形的钟性质相似，只能产生一个音频。一般成组编甬钟的首、次两钟为单音钟。从目前窑址、遗址及墓葬中发现的原始瓷编钟没有出现过横截面为椭圆形的做法，都是瓦合形，是仿制中原双音钟的外型，但未出现过侧鼓上的双音标志，更未发现有音梁结构。可以看出在仿制青铜钟时没有注意到单音钟与双音钟的区别，在制作之初就对成编、成组甬钟的每只乐钟的音高没有加以关注，只是在外型的尺寸上完全精确仿制而已。 青铜乐钟的音高在设计制作时都有设定，但青铜铸造是一次成形，中间很难改动，这要求编钟铸成后要进行后期加工校音，才能保证音高准确。在长期铸造实践中形成了青铜乐钟独特的调音磨砺手法，一般都会在钟内侧找到错磨的痕迹，极少有直接铸成不用校音的钟。中原文化历时五百余年的摸索，才达到相当高的音准要求。越族的原始瓷编钟，烧造完成后易碎，最多只能稍加磨制，烧成后改动的幅度很小。目前发现的原始瓷编钟没有后期磨错痕迹的任何遗留。 原始瓷礼乐器从烧造到衰败的近 150 年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通过调整用料及钟壁厚度、尺寸等对其音乐性能加以改进的尝试，也就是说在制作之初应该就没有对它们的音乐性能作出要求。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原始瓷编磬上，《考工记 ? 磬氏》有载 ：“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用此处的比值去度量东周编磬，没有一只，更没有一组能够与之完全相符。由此可见，石磬为取得一定的韵律， 外形不可能整齐划一，声律的调整是通过对磬的特定部位用粗砺石逐次磨错而达到的。原始瓷编磬也没有发现有后期锉磨及材料增减的痕迹，所有烧造完成的原始瓷磬基本形制划一。由于不能承受稍重的敲击，烧造好后也很难用增减材料的方式校音，所以这些乐器只能是政治权威的象征器。 越国土墩墓中随葬乐器组合与中原墓葬有很大差别，中原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的随葬一般是 3 到 4 个编列，乐器数量为 19 到 35 件不等。只有曾侯乙有 9 个编列、64 件乐器，数量完全是按照音乐性能而设，打破了周礼的规定。越族土墩墓随葬原始瓷礼乐器均出现在战国时期，其编列和乐器数量都远较中原为多，同一时期的编列也极不稳定。在浙江绍兴、上虞、杭州、余杭、长兴、安吉、海盐和江苏无锡等地已发掘的一些大型越国贵族墓中，均出土了大量仿铜原始瓷礼器与乐器。绍兴战国墓出土大小相差递减的青瓷句鑃 11 件，可能是战国句鑃的最高组合数。无锡鸿山特大型越国贵族墓出土的仿铜原始瓷礼器、乐器达 581 件。目前确定发掘前没有扰动痕迹的墓葬，从中出土的随葬原始瓷礼乐器组合主要有 ：万家坟硬陶组合编钟有 84 件乐器，其中甬钟 24 件、镈钟 16件、磬 18 件、句鑃 23 件、錞于 2 件、鼓座 1 件。鸿山邱承墩原始瓷组合有 103 件乐器，其中甬钟 26 件、镈钟 11 件、磬 16 件、句鑃 29 件、錞于 10 件、丁宁 3 件、铎 4 件、鼓座 4 件 ；老虎墩青瓷乐器组合有 45 件，其中甬钟 3 件、镈钟13 件、 磬 5 件、 句 鑃 21 件、 錞 于 3 件。 编甬钟的组合数量一直是礼乐制度的重中之重，战国早期中原地区青铜甬钟编列基本上是8件、10件、12件成编，南方地区特别是楚文化的甬钟编列方式较多，如曾侯乙墓的45件甬钟分为5组，由“3+9+11+12+10”成编；擂鼓墩M2的36件甬钟分为4组，由“8+5+7+16”成编。鸿山越墓邱承墩的26件甬钟分为2组，由“10+16”组合成编；老虎墩的原始瓷甬钟3件为一组，硬陶8件甬钟，纹饰可分2组，是“4+4”组合成编；万家坟的硬陶甬钟24件，分为2组，为“8+16”组合。与此期曾侯乙墓和擂鼓墩M2的组合方式接近，[黄翔鹏《释“楚商”―从曾侯乙钟的调式管窥楚文化问题》，《溯流探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曾侯乙编钟是曾楚文化的整合体” ，由越墓甬钟的数量组合方式上看，此期越民族接受的礼乐文明以楚文化因素为多，应该是当时越人认为楚的礼乐组合方式即为中原礼乐制度的统一规范。越族在制作原始瓷礼乐器在时充分考虑了组合数量因素，讲究的是以数量大量、组数多为显赫，贵族随葬中完全按照礼制规范的数量要求在使用。 在绍兴袍谷战国早期遗址中，发掘出土有“王”字纹的铁镰，有印纹硬陶坛、泥质陶筒瓦等器物，同时还发现有陶鼎、陶豆、原始瓷甬钟残件、泥质陶残璧、角形器等类似祭祀礼制功用的器物。祭器与明器两种功能不能混用，是传统的礼制观念。在战国时期的生活遗址中此类物品同出，可以看出原始瓷甬钟并不是明器，应该是礼仪活动的摆放陈设器物或日常弄器，其作用与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的玉礼器、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青铜礼乐器相似。生前陈设和死后随葬，是权力、财富、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蕴含着等级礼制的丰富内涵。 战国时期越族祭祀的具体仪式、器物虽与中原不同，还是可以看出到这时期越文化已经改革自身的习俗，对中原礼制的主流思想有部分的嫁接，本民族传统的遗失，使越民族特色不再显著，对中原礼乐文化的秩序背景又不能透彻理解和完善利用，导致了这一时期的越族，从文化思想上已开始先行崩塌。越国的民众尚未来得及接受中原信仰，便为楚所灭，民众流离失所，过往辉煌不在。古越族的信仰在萧然意韵中飘散，逐渐汇入了中原主流，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文图 / 林毅 郑建明）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郑建明提供，原文刊于：《大众考古》201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