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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布丰“美洲退化论”的反驳 在欧洲启蒙时代，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但与布丰齐名的学者并不是很多，布丰在欧洲哲学界和自然科学界享有顶尖大师的地位。“美洲退化论”出自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师之口，其在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自然是可想而知了。布丰在其皇皇巨著《自然史》中系统阐述了“美洲退化论”，(17)尽管这种理论一经提出便有欧洲学者开始质疑，但丝毫没有影响其在启蒙时代成为欧洲人了解大洋彼岸世界的主要依据，很多欧洲人就是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在脑海中虚拟出了一幅美洲凄惨悲哀的图景，在想象中形成了与“理性”居主导的欧洲文明对立的“野蛮”美洲的“他者”形象。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得到同时代很多著名学者的进一步发挥，使之更加完善，然而其根基是布丰奠定的。要想彻底推翻这种理论，首先必须动摇其赖以支撑的基础。因此，美国政治精英不得不把反驳的矛头对准这位享誉欧美学界的大师级人物，旨在对“美洲退化论”来个“釜底抽薪”，不留余地。这些美国开国先辈深知，布丰阐述“美洲退化”时尽管不是信口开河，但大前提可谓“荒诞不经”，与美洲大陆的本质风马牛不相及，要将之推翻也非易事，逻辑的推理与理论的构架显然是难以奏效的，必须用事实或数据来说话。在这点上，生活在北美大陆的美利坚人占据着欧洲人所无法具备的天然地缘优势，他们很清楚布丰理论的“软肋”，只需把事实摆出来，布丰构架的这一复杂理论体系便不攻自破了。 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富兰克林与布丰虽未谋面，但彼此很了解。富兰克林不仅是个思想家和政治家，而且还是著名科学家，他对电的实验在欧洲科学界影响很大。1750年，富兰克林给他的英国朋友彼特·柯林森写了多封信，概述了他对闪电的实验。这些关于电的信件和相关论文在欧洲科学界广为所知，布丰阅读之后即刻推荐用法文出版。在布丰的力促之下，富兰克林所著的《电的观察与实验》一书1752年在巴黎出版。(18)把这本书译为法文的托马—弗朗索瓦·达利巴尔(Thomas-  Dalibard)1754年3月致信富兰克林，特别提到包括布丰在内的法国哲学界同仁要他“向阁下表示最衷心的致意”，他们无不急切地盼望能够获得富兰克林的来信。“我祈求阁下尽可能快地和经常地给我来信。阁下尊名在这个国家如雷贯耳”。(19)这封信表明布丰对富兰克林是相当钦佩的。从富兰克林留下的这一时期文件来看，他几乎没有与布丰通信交往，但很关注这位欧洲大博物学家的学术研究动向。布丰1749年正式出版《自然史》首卷，其他各卷陆续推出。经常来往于欧美的富兰克林可能有所得知，或许已经看到法文版的《自然史》。此时，富兰克林担任1743年成立的“美利坚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会长，尽管学会经费不是很充足，但他还是出资购买了布丰的《自然史》，供会员们传阅，以便及时地让他们了解布丰阐述的“美洲退化论”。(20)大概与向欧洲人展现北美事务的真相有关，富兰克林1755年把数年前已经写成的一篇关于英属北美殖民地人口调查的论文印成小册子出版。威廉·克拉克在为这本小册子所做的序言中指出，富兰克林的《关于这些地区人口增长等观察》“写于数年前，但这位才华横溢的作者直到现在才允许其出版，他的一些朋友劝告他将之公布，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大有好处的”。(21)这里所谓的“好处”显然就是有助于欧洲人了解这一地区的实情。在这本小册子中，富兰克林认为，英属北美殖民地每隔25年人口就可以翻一番，主要原因在于北美土地充足肥沃，来自欧洲的移民能够用很少的钱购买到足以养活一大家人的土地。北美资源的丰富固然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但原因不仅于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起早贪黑与乐意接受教育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2)富兰克林在这本只有十几页的小册子中对布丰只字未提，但此时出版显然有针对布丰等欧洲人贬低美洲人口增长乏力之意。富兰克林可谓美国革命那一代人中反驳“美洲退化论”的第一人，他从18世纪50年代就开始搜集北美地区、英国和法国空气中湿气的数据，这一工作持续数十年，最后得出欧洲的湿气含量比美国要高的结论。布丰主张，美洲空气中湿气过重是生活在这一大陆四足动物和印第安人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富兰克林的这一结论显然是对布丰这一观点的有力反驳。杰斐逊1785年6月在致法国友人的信中谈到富兰克林这些数据对于驳斥布丰关于美洲退化论的重要性。他说，富兰克林博士“近期提供给我一个事实，证明了伦敦和巴黎的空气比费城的空气更为潮湿”。如果这一事实确凿，必会质疑“在潮湿的地区，动物肯定是较小，在炎热地区，动物肯定较大”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不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之上”。(23)富兰克林不仅通过直接的科学实验数据说明美洲自然环境的真相，而且还在与欧洲友人的通信中表明美洲印第安人并不像布丰等人描述的那样在体质上和智力上发生退化。1772年6月，富兰克林致信巴黎的一位朋友说，印第安人在体力、胆量或智力上不比欧洲人差多少，他们只是缺少让他们上升到相同文明水平的铁和其他自然资源。(24)这封信很重要，不过原件已找不到，现在只能从当时法国人写的论著中知道其主要内容。从富兰克林留下的大量信件和著述中，他很少指名道姓地对布丰提出指责，或许是碍于与布丰熟识的面子，或许是碍于布丰在欧美学界享有的至尊地位，却意识到反驳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对英属北美殖民地以及独立后美国的重要性。富兰克林通过科学实验得出的翔实数据最具有说服力，自然成为美国人公开驳斥布丰等人“美洲退化论”所持的重要依据。 杰斐逊是对布丰的“美洲退化论”提出系统批评的第一人。1780年，法国驻费城使团秘书弗朗索瓦·巴尔贝—马布瓦(  Barbé-Marbois)向时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的杰斐逊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杰斐逊对这些问题给予详细的回答，借机写成《弗吉尼亚纪事》(以下简称《纪事》)一书，杰斐逊给后世留下卷帙浩繁的信件、文章与文献，但这本书是他一生中撰写的唯一著作。杰斐逊在书中对布丰关于美洲退化的观点逐一进行驳斥，列出详细表格对新旧世界的动物大小和重量进行比较，得出了与布丰正好相反的结论，即新大陆的动物在数量上不比旧世界的动物少；新大陆的动物在体型上不比旧世界动物小；从旧世界带到新大陆的动物在体质上没有发生退化；印第安人在体力上和智力上不比欧洲人差。他对美国自然环境的详细介绍有力地反驳了布丰关于美洲发生退化的根源所在。(25)《弗吉尼亚纪事》可谓一部了解北美大陆的百科全书，涉及山川地理、生活习俗、政治制度、教育状况、宗教信仰以及经济活动等等，但杰斐逊写这本书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要批评布丰等人强加给美洲大陆的不实之词，帮助欧洲人了解北美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杰斐逊在后记中谈到，他写这本书主要是给欧洲人看的。据杰斐逊自己称，这本书1781年和1782年在弗吉尼亚撰写，写完后把手稿交给了马布瓦。1784年，杰斐逊对原稿做了一些补充，在巴黎打印数份，赠送给几个要好朋友一阅。杰斐逊在附录中特别强调，这本书主要是针对布丰等人提出的“美洲退化论”。他们设想，“美洲的土壤、气候和其他环境中存在着导致动物天性发生退化的因素，土著人或外来人甚至也不例外，他们在体质上或品行上出现退化”。杰斐逊认为这种理论“毫无事实根据”，是对这个占地球三分之一大陆的“贬低”，成为欧洲人了解美洲真相的“障碍”。(26)因此，杰斐逊写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清除布丰等人设置的这些“障碍”。很多学者对这本书的评价也正是基于这个角度。如研究杰斐逊的美国历史学家彼得·奥努弗认为，杰斐逊撰写《纪事》主要以“欧洲精英为读者群。杰斐逊在《纪事》中向布丰的退化论提出了挑战，橙清了对美国大自然的质疑，表明美国的动物，包括印第安人，个头与欧洲的同类一样大，甚或更大。文化民族主义贯穿于这种比较中：他们的‘新大陆’必然永远地被界定为与旧世界对立”。(27)其实，这本书还远远谈不上充斥着“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更谈不上杰斐逊意在把大西洋两岸的世界永恒地对立起来。此时，美国刚刚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百废待兴，对欧洲人在文化上蔑视美洲或美国只有被动“防御”之力，尚未主动展开“进攻”。因此，杰斐逊在《纪事》中只是指出布丰理论的错误，以弗吉尼亚为主体客观地描述了这个新国家的现状，丝毫没有对欧洲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等“说三道四”，也未表现出“不敬”或“鄙视”的倾向。杰斐逊撰写的《纪事》只是他反驳布丰“美洲退化论”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年期间，杰斐逊在这一问题上丝毫未敢懈怠，抓住一切机会批评布丰等人对美洲的无稽之谈。沙特吕侯爵(the Marquisde Chastellux)与布丰甚熟，亦为杰斐逊的好友。两人常有信件往来，杰斐逊1784年8月受邦联国会之命出使法国，到了巴黎之后曾托沙特吕侯爵将他的《纪事》赠送给布丰。1785年6月2日，杰斐逊接到沙特吕的信，可能涉及布丰及其退化论。6月7日，杰斐逊在给沙特吕的复信中对布丰的“美洲退化论”给予反驳，批评了布丰关于美洲动物的退化、印第安人缺乏天资以及美洲气候潮湿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特别强调了印第安人在智力上丝毫不比欧洲人低劣。杰斐逊明确宣称，他有“确凿的证据断言，北美印第安人具有天赋的证据使他们在同样未开化的状态下具有与白人相同的水平”。因此，印第安人“在体质和智力上与白人无异”。对于移居美洲的欧洲后裔之退化，杰斐逊认为，这“不是布丰体系的组成部分。布丰的确没有迈出这一步，他止步于此”。(28)杰斐逊这里不是对布丰表示称赞，而是言下之意，布丰为德波和雷纳尔等人迈出这一步奠定了基础。这封信实际上就是《纪事》第六问的缩写，尽管只有数千字，却是画龙点睛，言简意赅，对布丰关于美洲退化的核心思想提出强有力的批评。 杰斐逊深知，对于布丰这样的大博物学家，单凭《纪事》中罗列的事实要其承认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要让他亲眼目睹美洲动物的标本与他在《自然史》中描述的完全不同。杰斐逊1784年启程赴法国任职之前，就有到巴黎后拜见布丰的打算。他后来回忆说，在他“从费城启程前往法国时，我看到摆在一家制帽商店门口的一张不同寻常的大黑豹皮，我当场花了16美元将之买下，决定携带这张皮到法国，以便让布丰先生确信他在认识这种动物上的错误”。(29)杰斐逊到了巴黎之后先托朋友给布丰送去《纪事》一书和这张黑豹皮，然后想约见布丰。布丰此时担任路易十六自然史博物馆馆长，他在学界享有的地位不是杰斐逊想见就能见到的人。杰斐逊一直苦等，大有不见布丰不罢休的意思。杰斐逊1785年10月致信其荷兰友人范霍根多普，诉说他至今仍未见到布丰。布丰“整个夏天都住在乡村。我把《纪事》一书送给了他，只听说了布丰在某点上的看法，即对猛犸和大象身份的观点。关于这一点，他依然认为两者是相同的”。(30)到了此时，已距杰斐逊到达巴黎一年多的时间了。杰斐逊最终如愿与布丰会晤，具体时间估计为1786年初，杰斐逊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没有谈到具体会面的日子，只是布丰于1785年12月31日给杰斐逊发信，邀请杰斐逊在他的皇家公园住所共进便餐。(31)杰斐逊如约而去，事后也没有留下这件事的详细记载，有时在给朋友的信中偶尔谈及与布丰的会面。1824年12月，丹尼尔·韦伯斯特采访了已步入耋耄之年的杰斐逊，直到此时，杰斐逊才谈到这次与布丰会面的情况。 布丰事先肯定仔细阅读了《纪事》一书，当然知道杰斐逊是有备而来。据杰斐逊的回忆，两人初次见面，彼此心照不宣。布丰没有与杰斐逊就《纪事》中的不同观点发生争辩，很客气地赠送给杰斐逊一本他刚出版的新著，然后颇为自信地对杰斐逊说，如果阅读了这部著作之后，阁下“将非常满意地认为，我是正确的”。布丰显然低估了杰斐逊的判断力。杰斐逊“试图让布丰承认他在普通鹿和美洲驼鹿上的错误；他把我们的鹿与欧洲红鹿混淆起来，误认为我们的驼鹿是驯鹿。我告诉他，我们的鹿长着两英尺长的角；他很热情地回答说，如果我能提供有一英尺长的鹿角的单一标本，他将放弃这一质疑”。(32)杰斐逊自然不会错过让布丰承认其错误的机会，回去后即刻给国内朋友阿奇博尔德·卡里去信，告诉他通过与布丰的谈话发现，这位博物学家绝对不辨北美的“麋鹿和鹿”之间的区别，希望卡里尽快“获得一对最大的雄鹿角和一张每种颜色的大皮”，这将是“一件十分珍贵的礼品”。与此同时，杰斐逊也给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约翰·沙利文写信，要他竭尽全力获得“驼鹿、驯鹿以及麋鹿的毛皮、骨骼和角”，这些东西之“珍贵超出你的想象”。(33)沙利文接到杰斐逊的信后，专门派了一支军队深入新罕布什尔州的北部荒野山林之中，甚至开辟了一条20英里的专道，为的是把捕获的麋鹿从森林中拖出来。这项工作的完成花费一年多的时间，1787年4月16日，沙利文致信杰斐逊汇报了他已得到驼鹿的毛皮和骨骼，不日将寄往巴黎。(34)杰斐逊早就接到沙利文的来信，但驼鹿的标本一直不见踪影。杰斐逊以为在邮寄过程中已经丢失，遂感到大失所望，多年来的辛勤努力将前功尽弃。他在9月28日致约翰·亚当斯的女婿威廉·斯蒂芬斯·史密斯的信中，流露出在这件事情上极低的悲观情绪。(35)时隔数日，突然峰回路转，杰斐逊接到驼鹿的标本，大喜过望，即刻给布丰致信，言“我现在很高兴地能够向阁下提供一只驼鹿的骨骼和毛皮，提供驯鹿、麋鹿、鹿、尖顶雄鹿和美国雄獐的角。它们均来自新罕布什尔和马萨诸塞”。杰斐逊是要布丰明白，把驼鹿分类为更小的驯鹿是错误的，“驼鹿可能是一个新的种类”。(36)杰斐逊以为，布丰见到这种新物种的标本之后就会改变他关于美洲退化的观点，这一想法显然有些简单化了。即使布丰承认在某些问题上有所偏差，但他绝不会改变在理论上构建的美洲退化这一框架。因此，布丰见到驼鹿的标本之后，只是答应在下一卷书纠正这一错误。(37)然而，还未等布丰兑现允诺他就与世长辞了。 杰斐逊反驳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可谓不遗余力，甚至怀疑布丰在撰写《自然史》美洲部分时所使用资料的可信度。布丰从未去过美洲进行实地考察，资料主要来自到美洲的观光者所写的见闻和报告。杰斐逊对这些观光者提供之材料的客观性提出质疑，确信他们在观察自然界任何动物之前就固执己见地认为，欧洲在各个方面优越于新大陆。杰斐逊悲叹道：“对准确地比较两个地区的动物，我们显得是多么不成熟啊！”(38)杰斐逊反驳布丰“美洲退化论”的执着精神成为他政治生涯之外的闪光点。萨缪尔·莱瑟姆·米切尔(Samuel Latham Mitchill)是杰斐逊时代的著名博物学家，他在杰斐逊去世的当年发表对这位前总统的颂文，把杰斐逊发起反对退化论的运动说成等同于第二次宣布独立。(39)这种评价或许有些夸张，但也足以彰显出杰斐逊反驳布丰“美洲退化论”的重要意义。 在开国先辈中，富兰克林与杰斐逊在反驳布丰的退化论上比较突出，像麦迪逊、约翰·亚当斯、汉密尔顿以及其他人也没有对这种理论完全保持沉默，麦迪逊曾为杰斐逊提供反驳布丰理论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亚当斯干脆就认为布丰的理论根本就不可信，表现出不屑一驳的态度。(40)在他们看来，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大前提与美洲的实际相距甚远，但这种明显错误的理论在欧洲大有市场，至少满足了欧洲中心主义者自我优越的傲慢心理。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布丰阐述的这一理论必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这样就使开国先辈对之反驳更加“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