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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网：首先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能给我们谈一下您是如何走上考古之路的吗？ 郭伟民先生：83年高考的时候我报考的其实不是考古专业，甚至不是历史系。我当时报的是西南政法学院刑侦系，准备做公安，与考古专业相差甚远了。我们当时是先填志愿，把志愿交上去，等分数出来，可以改志愿。考完之后，我的分数比较高，尤其是历史分数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班主任没有给我通知就直接给改填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了，这样我就成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所以说，是这样的机缘巧合让我走上了考古之路。在大学本科学了4年考古，本科毕业又面临一次选择，最后我还是决定考硕士研究生。考研究生到底考哪里？由于当时我的父母双亲年纪都比较大，他们希望我能回湖南，这样我就选了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历史系当时教考古学通论的老师是易漫白先生，易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56年考取社科院考古所黄文弼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准确来说他是黄文弼先生和夏鼐先生合带的研究生。当时梁思永先生那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就是易先生翻译的。因为解放前他在长沙教会学校读书，英语比较好。1961年从社科院考古所调到新疆支边，在新疆从事考古工作直到1978年。因为他是湖南人，就调回了湖南湘潭大学，他招收的专业就是田野考古方法论。家乡正好有学校、有老师招考古专业的学生，我第一志愿就报考了湘潭大学，就这样考上了。我在湘潭大学读了三年研究生，学习田野考古方法论，期间参加过石家河的考古实习，后来我分到湖南考古所一直从事考古行业。 中国考古网：您进入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以后就从事史前考古研究吗？ 郭伟民先生：起初不是史前考古，当时单位人少，哪一段都得做，所长何介钧先生说湖南考古所现在楚文化的研究没人，你就去做楚文化研究吧。所以前几年我的发掘以及我的研究重点都是楚文化，在湘西也做了几年发掘，在一个战国西汉墓地里面发掘了300多座墓，也写了相关文章。后来做史前研究是因为我连续多次参加了城头山的发掘，自然而然我的工作重点就转到史前了。因为在北大读博士研究生阶段重点还是在史前，这样就有了转向，以后的研究重点也基本上都是在史前方面。 中国考古网：您在北大博士毕业以后是否回湖南也是个艰难的选择吧？ 郭伟民先生：这倒是不难的选择，以我的个人经历、研究的方向，毫无疑问对湖南肯定是最了解的。若我从事考古发掘研究，我对湖南的材料是最熟悉的，而且湖南地区还是很有做研究的潜力的：它的材料、它的区位都能够在学术上取得成果。反之，如果到一个新地方或者新单位，要面对着对材料的重新掌握，那就不如自己亲手摸过的、亲手挖过的材料那么得心应手。这就基本上确定了我毕业之后还是回湖南工作。 中国考古网：道县玉蟾岩的发现表明湖南在稻作农业起源阶段的重要地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近年来长江下游还有上山等也有与稻作农业起源有关的重要发现，湖南在这方面有新的发现吗？ 郭伟民先生：这些年来我们的稻作农业研究是从后段往前段追，是从已知去追未知。10年以前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是处在比较领先的地位，尤其是道县玉蟾岩、彭头山、城头山这一系列发现，基本建立了从彭头山文化到屈家岭文化水稻起源、演变或者说是进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稻作农业演进的大致序列，有不少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发表。但是像所有研究工作一样，或者说研究课题一样，经过某一段时期的热点之后，会有沉寂的时候，或者说是遇到瓶颈了。在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方面，下一步工作该怎么做？湖南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稻作文化显然是与史前社会变迁、文化发展有重要关联的研究重点，但是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新的材料，也没有新的突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我们可能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准备期，就是说如何去搜集材料、准备材料、发现材料。这些年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比如说一方面是丰富了已知的相关稻作农业的材料，我们最近几年又发掘了不少彭头山、大溪、石家河时期的遗址，对水稻本身的演变、进化有了更多了解，而且我们也摸索出来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我们的顾海滨副所长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从植硅体到后来的大植物遗存分析，再到后来小穗轴的研究，它实际上是经过了这样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 稻作农业起源最关键的问题是野生稻向栽培稻进化的过程，另外还有与水稻相关的农业形态或者说农业体系的研究，比如水稻田的发现，与水稻相关的灌溉体系的发现，稻作农业与社会、与人的关系这些层面的研究，这些需要与环境考古等密切结合来进行全面的研究，对已有的材料或者已有的工作进一步去加强、完善和深化。 另外一方面，就是寻找更早的、一万多年前的遗址与稻作农业有关的遗存。这些年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在澧阳平原我们发现了比彭头山遗址更早的遗存，有了一些线索。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南方的埋藏环境是土壤酸性很强，一般有机质的保存很少，除非在瘀泥里面。如果不是在饱水的环境里面，基本上找不到任何有机质，这就需要选择新的遗址取得新的发现。 中国考古网：目前的稻作研究在湖南地区从玉蟾岩到后期有连续性吗？ 郭伟民先生：从水稻的进化情况来看是有连续性的，比如说野生稻向栽培稻转变的过程，由早期的有人工干预痕迹的野生稻到有人工驯化或者说开始向栽培稻转变的这个过程，在湖南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从玉蟾岩到彭头山文化，到皂市下层文化再到大溪文化，这个转变过程序列清楚，比例也很清楚，栽培稻占多少，野生稻占多少。粒型也有变化，小穗轴基盘也有变化，这是没问题的。 中国考古网：您在专著《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文化和社会》和《城头山遗址与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系统梳理了湖南史前考古的发展序列，从彭头山、城头山、高庙、汤家岗到大溪文化，湖南其实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发展毫不逊色于其它地区，您如何评价这个时期湖南史前文化的地位？ 郭伟民先生：大约距今8000——6000年这个时间段，湖南的史前文化确实是一个高地，或者说非常先进、发达，甚至引领了整个南方某个区域里的文化进程，其实这个进程还可能发生得更早一些，比如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来看，湖南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就非常清楚，而且是非常连续发展的过程。 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一系列遗存的发现再到彭头山文化，一直到大溪文化阶段，湖南的文化比较发达。大溪文化早期就有城址，这个毫无疑问，这个城到现在为止还是中国最早的城。在整个南方地区的文化发展进程中，环境与文化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按照现在的一些学术界的认知，或者一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来说，农业起源与发展是边缘开花，中心结果。也就是说，农业的起源和进化决定了新石器文化的发展方向，这非常关键。而最早可能是农业起源的地方是在靠南的低纬度地区。以湖南这个地方来说，就是靠近南岭的区域，比如说玉蟾岩。后来向纬度更高的洞庭湖一带推进，就孕育出了发达的新石器文化。 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中国的稻作农业起源，从长江中游这个角度来看，或者从长江下游角度来看也是这样，都是先从靠近山区河谷的这种低纬度地区再慢慢向平原，向北推进。比如说上山文化，也是在河流的山谷地带发现的，由上山到跨湖桥到小黄山到河姆渡到马家浜，也呈现出由山地到平地的趋势。现在看来就是由南向北推进的过程，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它孕育出了发达的文化。湖南和湖北都是长江中游，它们在地理单元上完全是一体的，中间就隔了一条长江，在古代，水实际上是隔不断人际联系的。长江以北就是江汉平原，它是更广阔的平原，有更肥沃的土壤。农业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显然是需要更广阔的一块土地来供养或者生存，以养活更多的人。那么，江汉平原就发展起来，长江中游的文化和社会就发生了中心的转移，由洞庭湖地区向江汉平原转移，我们说文化的重心实际上是农业的重心转移了，所以5500年之后的江汉地区，确切来说就是大洪山以南的汉东地区发展出了更先进的农耕文化。 相对来说，这个时期以后澧阳平原或者洞庭湖这一块就不是长江中游的中心区域了，同时，越到晚期，就越会在一个更广阔的区域中开展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况且江汉平原更靠近黄河领域，更靠近长江下游，因此更能与外界交流，而洞庭湖反而显得偏居一隅了，所以说长江中游的文化中心开始向江汉平原发展了。不久，中原的中心趋势出现，然后整个长江中游又被拖入到以中原为中心的大趋势背景中去。显然洞庭湖或者南方的澧阳平原就更显得偏僻了一点，所以在文明化进程加速的阶段中，这边落伍了，这是一个历史趋势。 中国考古网：但是洞庭湖和澧阳平原对江汉平原的发展还是有着重要的作用。 郭伟民先生：对，毕竟有比较悠久的传统，有非常发达的农业，只不过是因为社会的关联度或者是文化的互动圈要向那边转移，一直到现在，长江中游的中心还是在武汉而不是长沙，这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考古网：有学者说庙底沟文化对同时期全国考古学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认为庙底沟文化的扩张促进了各地的社会进步，您如何看大溪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关联以及庙底沟对大溪的影响？ 郭伟民先生：庙底沟文化是中原一支非常发达的考古学文化，与此同时，在长江中游这边是大溪文化，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很早就有互动，就有关联。仰韶文化对长江中游的文化影响也非常明显，越是往北，它的影响越强烈，很多遗址，从汉水中游一直到汉水下游，到江汉平原腹地，甚至越过长江到南方，都有不少仰韶文化的彩陶因素，像王仁湘先生说的 “史前彩陶的艺术浪潮”，这个浪潮实际上波及到了南方，波及到了长江中游的湖南。大溪文化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受到了明显影响，大溪文化的第二期就受到了仰韶文化的冲击，出现了彩陶，尤其是彩陶杯、彩陶碗，彩陶罐等，不仅仅是单纯的筒形瓶之类的东西，而是一波一波的彩陶文化传到这边，传到大溪文化中来，甚至极有可能造成了原有文化谱系结构的解体。大溪文化的一期和二期之间实际上是有较大差异的。所以有的学者就提出来，以关庙山一期为代表的文化和关庙山二期为代表的文化可能不是一回事。当然这只是另外一种说法，学界目前基本上还是把它们涵盖在大溪文化系统之内，但是明显看到确实受到强烈的外文化冲击，这个文化在汉东地区表现的更明显，菱形网格纹的彩陶碗在汉东地区谭家岭等遗址中不少，在汉水以西的阴湘城遗址也有较多发现，而大溪文化传统是没有这些的，显然是受到中原彩陶文化的影响。 中国考古网：这种影响在后期有后续的发展吗？ 郭伟民先生：有发展，实际上促成了另外一个文化的出现，就是在我的书里面谈到的油子岭文化。油子岭文化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冲击下出现的一种新文化。长江中游汉东地区油子岭文化产生之后，长江中游的西部和南部，包括鄂西、峡江和洞庭湖，仍然还是大溪文化的范围；但是汉东地区油子岭文化越来越强势，最后把其他地方的文化给整合了，到了距今5500年前后油子岭文化就全面取代了原来的大溪文化。 中国考古网：与同时期的庙底沟、崧泽、大汶口、红山等文化相比，大溪文化好像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大墓、大型公共建筑或者仪式性的建筑，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郭伟民先生：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确实没有，但是没有发现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建筑基址在整个考古发掘当中发现的不多，主体还是以墓葬为主。大溪文化的墓葬也有明显的分层与分化，城头山M678就是一座大墓，随葬了丰富的陶器，还有其他墓葬不见的玉器。稍后也有大墓，像湖南的划城岗、城头山都发现油子岭文化或者屈家岭文化的墓葬，随葬品有的达100多件。湖北荆门属于油子岭文化的龙王山墓地，也发现了有260件随葬品的墓葬。但整体而言没有相对独立的贵族墓地，也没有大型公共性的建筑基址，也许它是代表了另外一种文化传统。但是发现了很多城址，长江中游发现大量的城，这些城基本上都是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并不比大汶口文化或者良渚文化年代晚。几乎是每隔20公里就会有一座城，这种现象也是其他地方没有的，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还需我们进一步研究。 中国考古网：湖南是沟通长江流域和华南的重要通道，您怎么看这两地的关系？ 郭伟民先生：这个很关键。中国或者说是东亚文明进程实际上是以中原为中心不断滚雪球一样的过程，最后把东南亚、东北亚都拉进来了，包括现在的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的一些区域，都被拉到整个东亚文明这样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中。湖南正好处在南北文化交流的通道上，从史前湖南的早期文化，比如高庙文化，甚至比高庙文化更早的像玉蟾岩这类遗存，实际上在南岭两边都出现了，而且有些石器类型不仅仅是在南岭和华南发现，还遍布更广阔的西南太平洋地区，当然也包括东南亚地区。有些砍砸器，磨制的有段和双肩石器，实际上是从台湾到越南，甚至到菲律宾都存在。高庙文化曾经向岭南传播，一直到后来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都向岭南传播，一直呈现着文化传播的动态过程。传播的空间范围越过了南岭到珠江三角洲，甚至还向更南的地方传播。在越南即有类似的大溪文化蓖点纹和戳印纹陶器的发现。学术界说得比较多的是南岛语族的起源，有一些学者，比如Peter Bellwood和Charles Higham,他们都认为南岛语族或者南岛文化的可能源头会追到长江中游，甚至彭头山文化。这只是一种假说，即农业和语言的传播假说，但不是没有考古学的证据。到了夏商周时期，毫无疑问湖南又成为了中原向南方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桥头堡和中继站，中原的陶器、玉器、铜器就是通过湖南这样的区域——一条是湘江，一条是沅水，主要是这两条水路，当然还包括资水，向南方传播。从印纹陶的百越文化，甚至到后来的楚和秦汉时期，湖南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 秦国秦始皇收复平定岭南，或者说对岭南的战争，有五路大军，至少有两路是从湖南出发的。后来汉武帝打南越国的五路大军，其中有两路又是从湖南出发的。所以说湖南在这个时候正好是处在一个中原文化向南方传播和扩散的很重要的一个区域，起到沟通和媒介的作用。同时，在帝国扩张或者国家的文明化进程中，它一直充当了华夏文化向岭南传播的桥头堡或先锋队。长沙国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长沙国丞相轪候利仓即马王堆二号墓的主人，三号墓推断是他的儿子利希，就镇守在长沙国南部边疆的南岭，甚至已经到了连州。在这样一个大的国家体系里面，湖南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 中国考古网：现在看这个传播的方向是从北向南，是单向的还是双向互动的？ 郭伟民先生：当然文化的交流也是相互的。这个看谁是主流，主导是在哪里，显然，夏商周以后肯定是由中原向岭南传播，这肯定是占主导，当然并不意味着南方的文化对中原没有影响，当时到秦汉，实际上楚、商周时候南方的大量物资，大量物产，像玳瑁、珠玑、宝石、海产品、犀牛角、象牙等这些东西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原，甚至包括南方的矿产。这实际上是进入了大的文化交流圈中了，尤其是秦汉以后，南方已经完全纳入到中原体系中，那么南方的文化、资源与经济技术都与中原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