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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天，柴焕波就要启程去西藏了，他要去那里追访高僧阿底峡传道的足迹，然后带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加拉国考古队队员到阿底峡的故乡——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继续进行考古发掘。这是他们第四次赴孟加拉国考古，这次，他们将在那里待上两个月。 从2014年底到2016年底，他们先后三次到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考古。其间发现了两组庞大的遗址群，还发现大量佛塔、道路、灰坑、不同时期的陶器组合等。这在孟加拉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孟加拉国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孟加拉国方面联合考古合作，是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国家的首次类似合作，也是中国在南亚次大陆的首次考古发掘。 我在恒河沙地上挖了第一锄 “我很幸运，我在恒河之沙挖了第一锄。”领队柴焕波兴奋地说。“佛经里面‘恒河之沙’是古印度文明的象征。作为一个职业的考古学家，一生中遇到的伟大遗址总是有限的。但在孟加拉国，在阿底峡尊者的故乡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我又一次有了这样的荣幸。在这里，我的双手透过泥土、墙基，触摸到了晚年阿底峡尊者的梦中故乡，那里有金幢二万五千，香烟弥漫，法号袅袅。在这里，我看到了十到十二世纪宗教的沧桑变迁。阿底峡尊者从这里带去的佛教火种，在青藏高原上燃烧了整整一千年，这是一阙多么令人感怀的人类故事。因为我们的工作，已经为人类留下了一个伟大的考古遗址，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孟加拉国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国度，能在阿底峡尊者的诞生地、著名的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莫林恒也感叹道。“当我们清理出红砖砌筑的各种神庙、佛塔、房屋、道路时，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场景和画面让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 “good food，good work”，吃得好，干得好 “恒河之沙第一锄如何下去？怎么挖？。”“由于双方考古发掘的方法和理念很不一样，意见并不一样。而且一开始孟方不信任我们，此时沟通就很重要。我很耐心地同他们讲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他们最终信服了。”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考古学博士李意愿告诉记者。 除李意愿外，大多数湖南考古队员和当地民工英语并不很好，于是考古队员们就学了一些孟加拉语，加上肢体语言，简单的生活和指挥民工都还应付得来。比如要他们过来，就说“A地哥阿秀”，挖土就是“玛地嗄多”，快点就是“达啦达里”等等。久了，工地上人员之间的交流也会很默契，如有人喊“mo”，就是发现动物骨骼叫莫林恒去鉴定。 “在孟加拉国，每天吃四顿。”莫林恒说。“那边早晨7点饿着肚子开工，9点吃早饭，中午12点茶歇，下午2点吃中饭，晚上8点晚餐。在一次工地茶歇时，我问孟方领队苏菲先生为什么孟加拉人总是时不时就吃东西时，他笑着说：‘more food, more work’(吃得多，做得多)。我笑着答‘good food, good work’（吃得好，干得好）。这一玩笑后来竟成为我俩见面的问候语。” “出国考古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祖国强大人民在外才有地位。”考古队员几乎是异口同声。 “这不是喊口号，在他们眼中，我们就是国家的贵宾。”柴焕波说，中国这些年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他们对我们的考古技术以及经验都很折服。尽管考古营地的生活条件有限，但孟方还是为我们提供了悉心的服务。Sufi教授带我们考察期间，总有地方警察一站接一站地随车护卫，不管多晚，都要把我们送到住地才离开。知道我们是吃热食的，孟方会将做饭菜的时间，都精确地计算好送到工地；“那边有一种鱼叫鲥鱼，非常稀有贵重，一般只有国宾才能吃到，但他们特意为我们做了三次。”贾英杰自豪地告诉记者，最难忘厨师优素福的微笑，每看到我们对某个菜吃得高兴，就会露出亲人般欣喜的微笑。每天上车返回时，当地一些孩子总是跟在车后面追着喊“贾、柴、莫、李”，走在外面，也会有孩子们“china、china”地跟着叫。点点滴滴，考古队员的回忆里充满了温馨。 跳出人生最美舞蹈 在异国他乡考古，对湖南考古人来说，还是第一次。 兴奋、期盼、自豪……可走出国门后，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遇到重重困难。孟加拉国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季风型气候，湿热多雨多蚊虫，加之考古地离城市远，水电线路老化，供水供电很不正常，尽管考古队员有长期野外考古的历炼，很能吃苦，但在孟加拉国，生活上还是受到了很多挑战。中孟双方在考古发掘方法和理念上的差异，更是让队员们头痛。“好在我们几个人各怀绝技，没有磨合多久，对方就心悦诚服。”柴焕波半开玩笑地说。 此次派去孟加拉国考古的湖南考古和修复队员，都是湖南考古研究所的骨干，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柴焕波，考古队领队、研究员，抓全面工作，有丰富的重大遗址考古经验，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做事大手笔、大气魄，且极度认真；莫林恒，副研究员，擅长田野考古，对地层的划分、遗址的分期、动物骨骼鉴定很有研究，且心很细，除了业务工作，还是团队里的“管家”，承担队里的各种杂事；李意愿，北大考古专业博士，专业基础扎实，英语超级棒，解决了队员与孟方沟通方面的障碍；贾英杰，80后科技考古专家，测绘、摄影、航拍样样都行，能很快很精确地使用图片还原技术，处理遗迹的线图，将业务人员从繁重的传统绘图中解放出来，让考古队员成倍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汪华英、胡重在文物修复和绘图方面技艺高超。 在孟加拉国，“工作紧张得有一种抓狂的感觉”。队员们反映，他们每天早晨六点多到工地，晚上六点多才带着一身疲惫踏上归途。“一个业务骨干通常要管30～50个民工，负责600平方米左右的面积，虽然会有孟方的考古业务人员做助手。但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多民工需要管理，做起事来还是蛮具体的。”柴焕波说。难怪队员们会有分身乏术的感觉，他们既要指挥调配民工按地层发掘，分单位收集遗物，又要分析判断处理各种遗迹、遗物，有些重要的遗迹地层必须自己动手。“工作起来基本上会忙得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普通队员都如此忙碌，作为领队，柴焕波更是恨不得一天当成两天用。“我要保证我的每个指令都精确到位，让每个民工的每一锄都变成有效劳动，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干出最多的成果。”，绝对科学地发掘并保护遗址，获得孟方同行最大的尊重是他的目标。他要求自己领着考古队员在异国他乡“跳出人生最美的舞蹈”，他说，他们不仅仅代表自己，更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考古学家。 毗诃罗普尔丰厚的馈赠 机会总是会给有准备的人。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回报给湖南考古队员们丰厚的馈赠。 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佛教遗址是公元8～12世纪（即相当于我国唐宋时期）古孟加拉一个王国的都城所在地。这个国家政教合一，信仰佛教。在早期，当时的活动面在现在地表之下3米左右，人们在此修建了寺庙、佛塔，并有房屋、道路等其它相关建筑设施。 从2014年4月到2016年初，考古队员们先后三次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达4400平方米，发现了大量佛塔、道路、灰坑、不同时期的陶器组合等，还发现了两组庞大的佛教遗址群，这在孟加拉国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一发现，引起孟加拉国学术界的震动。因为在孟加拉国，公元800～900年间的历史记载比较少，这个遗址中所获取的信息，对于建立孟加拉国的历史编年，具有重要的意义。 “罗普尔（Nateswar）是毗诃罗普尔遗址群非常重要的一个遗址点，2015年冬，我们发掘出一个庞大的建筑群体，即一个长宽均在60米以上的‘十字形’中心圣地（Centrpur Shrine）建筑。”柴焕波介绍，结合8～12世纪的宗教背景，金刚乘是东印度佛教的主流，这种‘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正是这一时期广泛流行的规制。这个规模庞大、具有不同功能的大型佛教遗址，正好与文献中的都城相匹配，一个湮没已久的中世纪神秘古城，已经从文献和传说中，走向公众视野。 “我曾研究西藏寺庙建筑的渊源，苦于找不到相关的图像对比资料，更不用说亲手触摸了，现在，它竟然出现在自己的手铲之下。”柴焕波激动地说。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佛教遗址及其“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作为南亚次大陆最后一个佛教中心的珍贵遗产，将永载世界考古学的史册。 “古孟加拉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起支撑作用的国家，无论是陆路、海路都要经过那里。”柴焕波说，这次考古，在遗物方面最重要的发现，是地层中出土的中国瓷片，有唐宋时期的青瓷、白瓷和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生动呈现了南方丝绸之路与孟加拉国的紧密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