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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网：自大溪文化以后，湖南的史前文化发展相对比较沉寂一点，您如何看这个问题，以及湖南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 郭伟民先生：大溪文化以后，洞庭湖地区相对来说是沉寂下来了，但是沉寂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了，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孕育着另外一波力量的出现，大溪文化以后到了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这个地方一直还是有人生存，而且还有自己的文化发展，只不过相对来说它比较松散，没有那么发达，没有那么耀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断了，实际上文化是没有断的。 石家河文化之后，比如说夏商时期，湖南一直有自己的本土文化。我们这些年做的工作已经慢慢的把这个文化序列构建起来了。另外，到了商周这个阶段，湖南也出现了以炭河里为核心的铜器群或者说是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这可能是一个小的方国，它的文化也进一步发展起来。到了西周的时候，楚国崛起，楚文化的底层肯定是本土的，湖南和湖北都有，它的上层受到华夏文明的引导，构建了后来的楚公族文化，在一个大的历史格局中，湖南从史前到商周就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中国考古网：那您对湖南的史前考古工作有什么设想，您觉得它有哪些新的增长点？ 郭伟民先生：不论是史前还是历史时期的考古，无论是从理论到方法到技术都要发展变化。我们的研究原来是构建考古学的文化序列和谱系，建立时空框架，现在是转向社会研究，复原古代社会，重建古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在这样的研究取向中，考古学的方法、技术和理论都会发生变化。比如，要复原社会，就必须找“社会”的东西，“社会”的东西实际上有几个大的层面：经济技术、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这三大块信息的获得又需要非常细致的田野考古工作，这就意味着田野考古方法和技术要比原来更加精细。我们在做田野的时候不仅仅要掌握大的层位，而且要对同一个活动面上不同的遗迹现象进行极度精细化的信息提取，要尽可能多的提取反映史前人类的生活方式、生活行为的考古学证据。这些证据的提取，传统考古学的方式是达不到的，多学科必须参与进来。坦率的说，一个考古学家不可能什么都懂，如何提取信息也不是考古学家能够独立完成的，比如说动植物信息、环境信息和人类的生理病理学信息等。大量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必须介入到田野考古中来，只有在这样精细化和多学科合作的前提下，才能够由物质文化研究向社会组织研究或者说社会重建、复原古代社会这样的研究转变。湖南考古所今后努力的方向也会尽量向这方面靠拢。 中国考古网：那湖南史前考古究竟有哪些增长点呢？ 郭伟民先生：增长点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新旧石器的过渡，我们会重点关注两方面，湘北地区和湘南地区，尤其是1万年前后人类文化和社会的转变，这个我们可能会取得突破。另外一个还是社会复杂化的进程，比如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遗址鸡叫城，这个遗址如果把周围的遗址群视为一个大的遗址体系的话，它能达到100—200万平方米的范围，面积非常大，当时它的社会是什么情况？这是将来鸡叫城考古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实际上我们这两大体系就没变化，一个是社会的复杂化，另外一个就是新旧石器过渡和水稻的稻作农业起源，这将来肯定是学术的增长点和亮点。 中国考古网：今天听您在第五届中国公共考古-李庄论坛上做的《九嶷山上白云飞——湖南华夏化进程的考古构建》的演讲很受启发，以前好像还没有学者系统地从华夏进程的考古构建的角度梳理过湖南的考古资料。我想很多人可能会对此比较感兴趣，您能否把主要观点总结一下？ 郭伟民先生：从湖南这个角度来看，确实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进程里面各个区域文化对华夏文明的作用。华夏文明的很多重要因素很早就在湖南出现了。比如说稻作农业，是我们中华文明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性标志。到后来商周时期，湖南的青铜文明实际上也丰富了商周文化或者中国青铜文化的内容。这都是非常明显的湖南本地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发生文化交流的例证。这些交流既有单向的流动，也有双向的互动。在这过程中湖南或者说是以南方为特点的文化特质是一步一步地纳入到中原文化和华夏文化的体系中。如果没有考古发现，对这个进程我们无法了解。只能从文献里面管中窥豹，单纯从文献出发讨论为什么舜帝庙在湖南，炎帝陵也在湖南。 如果是单纯从真正的史实来看，炎帝和舜帝在不在湖南不好说，因为这些人神是否为真正的个体都不好说。但是到了战国和秦汉时代的历史构建中，炎帝、舜帝到了南方，到了湖南，这已经是成为民间和国家文献里面的记载了，这就很有意思。实际上，在国家大一统的趋势中，南方不可避免的要纳入到中原的体系。那么南方民族祖先的神话体系，他们的创世过程必然与中原发生关系，假如有另外一套创世神话体系与中原没关联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这两支文化没有关联，这是与国家的进程、与中国的大一统趋势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说我们的祖先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构建出一个中华大一统的框架。当时是没有考古的，这种构建只是依靠传说、神话。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发掘，确确实实可以用考古资料讨论从史前到商周，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新石器时代，湖南在中华大一统这个发展过程中的角色，认识湖南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中来，从而使得整个湖南区域和南方区域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部分。 从考古学上证明，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华文明海纳百川，不断吸收周边的文化，不断把周边的文化整合，并且不断的吐旧纳新，吸收外来文化，使得自身文化越来越壮大。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最有生命力的体现。 中国考古网：在目前配合基本建设任务紧迫的情况下，您认为应该如何保证省级考古研究所的学术导向和课题意识？ 郭伟民先生：对，确实是需要有课题的规划，每5年或者10年，既要有近期的，又要有中长期的考古学术规划。在这样的规划体系里面，考古工作就不分抢救性的考古或者说是主动性的考古了，全都可以纳入到大的学术目标中去。湖南实际上已经确定了考古的工作目标和学术目标：第一是要构建新旧石器过渡和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体系；第二是文化与社会复杂化进程，即史前文化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聚落考古研究体系；第三是构建以商周秦汉考古为主体的湖南华夏化进程研究体系；第四是建立以秦汉到隋唐考古为主要工作内容的湖湘文化考古学研究体系。这四大学术研究体系实际上就是要研究从史前到商周的文明进程，从商周到秦汉的华夏化进程，最后秦汉以后的历史演进中如何又考察和研究湖湘文化的问题。 中国考古网：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湖南所有的配合基建的项目都会向这几大方面去靠拢，也都会纳入到这些体系中去，然后再进一步实施？ 郭伟民先生：对。 中国考古网：近年来您主持了多项大遗址考古还有文物保护研究工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心得？ 郭伟民先生：大遗址考古或者考古公园建设中的考古是我们考古人的工作，也是责任所在。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一直都在问这个问题，我们进行考古发掘，然后考古研究，研究的成果有什么用？是为了什么？当然，有的人说不一定非要问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这还是要考虑的，考古工作有什么意义，研究成果有什么意义？实际上就涉及到考古人的文化责任和学术使命问题，涉及到我们的民族文化如何去弘扬的问题。考古工作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好地让我们了解祖先的历史，祖先的历史所反映的就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那么如何去传承？大遗址考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必然会成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因为这些大遗址更多更直接更准确地承载了我们祖先的某一段历史，我们必须要好好地发掘、研究、保护、展示和利用，这也是大遗址考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是作为考古人的工作责任和使命。 这些年我们围绕湖南的大遗址开展考古工作，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比如说澧县城头山遗址，长沙铜官窑遗址，永顺老司城遗址和龙山里耶遗址，都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舜帝庙遗址也准备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些大遗址都将成为我们下一步长期工作的重点。实际上通过深入研究这些不可复制的、而且在湖南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和地位的遗址，能够更加完整地复原湖南的古代历史，必将对湖南的文化建设和湖湘文化建设有重要帮助，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责任。 中国考古网：那您觉得如何处理好遗址保护和考古发掘之间的关系呢？ 郭伟民先生：保护和发掘是相对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大遗址的保护、展示需要有大量考古工作的成果，只有经过详细、周密、完善的考古工作，才能对遗址的价值和重要性有深度的认识，才能使考古的成果真正得到保护和利用，所以说考古发掘和大遗址保护都是文物工作、文化工作的一部分，它们是没有冲突和矛盾的。 中国考古网：对，这项工作毕竟是这几年才开始兴起，在遗址保护工作过程中，您觉得对考古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郭伟民先生：对考古遗址的阐释和展示的发言权肯定是在考古学家，这毫无疑问，古今中外没有例外，这也是考古学家的工作。大遗址保护就是考古工作的一部分，考古工作者必须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告诉公众我们的研究目的和成果以及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对于社会、对于人类究竟有怎样的意义，最后的发言权一定是属于考古学家的。 中国考古网：湖南在“走出去考古”中已经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今后有什么设想，准备如何发展？ 郭伟民先生：从大的层面来看，走出去就是为了与国际文化开展交流。就考古行业而言，与外面的文化进行交流就需要去国外开展相应的工作，如果完全用二手的材料是肯定有问题的。我们也是抱着这个目的，这些年在南亚，比如说在孟加拉国开展了一些考古工作。那里的文化与我们的中国文化有很多关联，比如说藏传佛教、农业形态，对我们的研究有很多参考意义。更不用说那里还直接与内地或者说湖南发生过联系，湖南的长沙窑外销瓷就到了那个地方，说明在唐宋就与它们有交流。其实在更早的时期，湖南的楚汉墓葬里面像琉璃器、玻璃器这些东西都可能也是对外交流的产物。我们“走出去”，就是要进一步明确沟通两者之间的交流线路，以及从古到今交流和互动的主要内容。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开展国外考古也是我们工作的方向。 中国考古网：那后面有什么具体规划吗？ 郭伟民先生：我们可能重点还会在现在已经开展工作的孟加拉国，准备长期做下去。我们准备委托相关大学培养这个方面的学生，包括南亚地区历史、文化和考古，甚至语言方向的学生，将来到我们考古所之后，希望他能够长期呆在那个地方，这也是学术的要求、业务工作的要求，实际上也是我们国家对外开展文化交流工作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不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或者说是蜻蜓点水似的工作，那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建立长期的联系。 中国考古网：湖南的公共考古起步也很早，做得也有声有色。但是其实现在大家都遇到了一个瓶颈：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更大程度的惠及公众？您觉得我们要如何做好公共考古？ 郭伟民先生：我们也一直在尝试、探索，比如说招募志愿者、开放考古现场、大众媒体宣传，请当地民众广泛参与到工作中，甚至在考古工地及其周边开展社会学调查。但是，坦率地说这还是局限在我们行业内部，民众或者说整个社会大众还不是完全了解，甚至到现在为止很多民众还认为我们考古是挖宝，考古就是盗墓。所以说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创新。怎么去创新，实际上我们也在摸索，不是说短期可以见成效。但是短期不见成效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做，我们一定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我想总会有成果的。播撒出去的种子，总会发芽生根开花的。 中国考古网：湖南在公共考古方面未来的发展有什么规划？ 郭伟民先生：一方面我们要充实公共考古的人员，建立我们自身的公共考古工作班子，工作小组，做宣传推广，做文化传播。实际上创新工作还不仅仅是人的问题，关键还是理念的问题，理念要发生变化。第一，对于日常考古工作的宣传和报道形式要进行创新。不能一个考古发掘就一条新闻报道，这里挖了什么遗址，出土了什么文物，这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宣传报道要进一步围绕考古工作深入展开，在看似非常平淡、普通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亮点，从各种角度去发掘它的文化和学术价值、新闻价值。第二，对于考古研究所取得成果的传播和报道也要有更深度的策划和组织。我们准备开展一些专题片拍摄，开展公众考古书籍的写作和出版的工作，会进一步和相关文化传播公司进行相应的交流。这是我们公众考古将来努力的一个方向，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巩固已有阵地。 中国考古网：听了您精彩的阐述很受启发，期待湖南考古有更多优秀成果展现给公众，再次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