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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球属于活着的人” 杰斐逊在回顾“殖民地平静而单调的生活”时，对他自己或他那一代弗吉尼亚人都没有清楚的认识。他在1814年对他的年轻邻居爱德华•科尔斯说，他还是一个富于理想精神的年轻立法者时，曾下定决心要对奴隶制做点什么。但是，杰斐逊“很快就发现”，从当时统治这个地区的“上一代人”那里，是“什么也不能指望的”，因为这些人把奴隶视为“同他们的马和牛一样的合法从属物”(34)。革命改变了弗吉尼亚，它在使帝国分裂的同时，也使两代人之间露出了断层线。因而新弗吉尼亚邦国之独立于“老领地”，恰如联合诸殖民地之独立于英国。杰斐逊在1789年9月对詹姆斯•麦迪逊说出了这样的名言：“一代人之于另一代人，正如一个独立的国家之于另一国家。”(35) 杰斐逊是一位弗吉尼亚的爱国者，对其“乡国”怀有强烈的热爱。可是，他和他的革命同伴们一起同时又宣布与“上一代人”断绝关系，而这“上一代人”乃是弗吉尼亚人的父辈，他们塑造了大都会旧体制的地方版本。弗吉尼亚少数大家族积聚广阔的土地和大量的奴隶，模仿英国相同阶层的优雅做派，以此谋求巩固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并使之永久化。对这种正在兴起的地方“贵族制”的憎恶，激发了杰斐逊的激进共和主义；而这种“贵族制”的扩散特性和目标的模糊性，更使他怒火满腔(36)。事实上，虽说弗吉尼亚的大多数地方精英并不总是拥有杰斐逊那样的热情和信念，但他们毕竟都站在了爱国事业一边。因此，杰斐逊的改革能量发生了转移，具备了非个人化的特点，所针对的主要是精英统治在法律和制度上的支柱，包括土地法、英国圣公会的正统地位、寡头性质的县法院等，而不是那些一直效忠于英国王室和抵制革命的实际的“托利派”弗吉尼亚人(37)。 杰斐逊与父辈们的争执在言辞上是无所不包的，致使他将整整“一代人”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杰斐逊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动血雨腥风的代际战争。相反，杰斐逊努力在代与代之间划出界线，特别是相信“代”、而不是特定的家族可以作为整体而存在于社会的观念，恰恰是旨在促进和平。后续的世代可以是一些“独立的国家”，但父辈们可以大度地放弃对年轻一代的权威，以确保他们之间持久的和平。而且，他们做到这一点的方式，也可以是欣然接受弗吉尼亚和美国的独立，从而丧失自己的特权地位，服从一个由平等的人所构成的共和国里大多数人的意志。杰斐逊在代与代之间划出界线，目的是要在正义和持久的基础上把他们联合起来。《独立宣言》却划出了另一条界线，出于相反的目的而把美利坚人和不列颠人区分开来，使之成为分立的人民，“战时是敌人，而和平时期则是朋友”(38)。 如果把杰斐逊为弗吉尼亚制定的代际和平方案同《独立宣言》的好战而嗜血的言辞并置在一起，就能清楚地看出他力图塑造一个“民主的自我”的那个领域。杰斐逊毕生致力于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界定和创造一个位置，这对他逐渐演化的关于我们今天称作民主的观念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故事，其开端是一个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英王臣民转化为一个自治的共和制邦国的公民。杰斐逊把自己界定为一个他自己发明的地方旧体制的反对者，认为他所属的阶级，包括他自己，具有种种反共和制的贵族式冲动，对弗吉尼亚及美国的独立构成危害，他要在想象中洗刷掉这一污点。这样他就能把自己看成一个新的共和主义者，与他的公民同胞平等一致，不再受过去这个“阴魂”的纠缠。这是一种独立与自主的幻象，受到了那些终身折磨他的伤人的个人负债感的掩盖，或许还受到了它们的激发(39)。 个人独立使得共和政府成为可能，而杰斐逊则把对它的威胁外在化。他把自己对“贵族制”的变化不定的看法投射到外国敌人的身上，其最初的敌人是英王和他的跟班，最后还包括数目不断增加的受到英国势力和样板腐蚀的国内敌人。这些即将露头的暴君和独裁者，体现了威胁到共和政府在弗吉尼亚、合众国以及整个文明世界获得成功的一切东西：他们应当死掉。杰斐逊似乎同样乐意牺牲其爱国同胞的生命，因为“爱国者与暴君的鲜血”乃是浇灌“自由之树”的“天然养料”(40)。他那种浸透着鲜血的语言是抽象而非人化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不见血的，因为他意在对人类历史作一番大扫除。杰斐逊在1793年写信给威廉•肖特说，为了推进自由的事业，“我宁可看到半个地球变成荒原”；进而言之，如果“每个国家都只剩下”一个“亚当和一个夏娃，只要他们是自由的，也比目前的状况要好一些”(41)。他于1816年向老朋友亚当斯预言说，虽然数百万条生命已在欧洲的战场上失去，但在欧洲各族人民获得自由和自治之前，“鲜血还会像江河一样流淌”(42)。 杰斐逊在自由和奴役、朋友和敌人之间划的界线，是铭刻在鲜血之中的。相比之下，把共和的爱国者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是基于原则而承诺维护他们自己及彼此的权利，承认彼此都是平等而自主的公民。共和的宪法保证公民个人在其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的边界内获得支配权，使得可以同时促成自我塑造、社会性和文明进步的共识性联合成为可能。因此，杰斐逊的共和信念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朝外指向的是一个危险而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在这里爱国者们互相召唤，要用最终的流血牺牲来为子孙后代赢得解放和自由；朝内则指向自我的领域，由每个公民的自然权利来加以界定和强化。 向外看，公民们需要保持警惕，觉察到对权力的滥用和对其权利的蚕食。不过，在杰斐逊的共和国里，等级制被取消，平等盛行，没有什么更高的权力可以向下窥探任何人的家庭私事。杰斐逊在思考联邦制时很清楚地意识到，自治不仅是社会的最大需要，也是个人的最大需要。他曾对约瑟夫•卡贝尔说过，只要“把这些共和国一分再分，划分成从全国性的大单位一直到所有的从属单位，最后止于每个人自己对自己农场的管理，并把每个人的双眼所能照看的事情置于他自己的手中，那么一切都会办得最好”(43)。 杰斐逊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标出了自我的领域。杰斐逊在关于每代人的主权的观念中，划出了家庭内部的边界；在关于家户独立的观念中，划出了家庭之间的边界；在关于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的观念中，划出了公民中间的边界。他以此将个体性的自我从构成传统政治体的从属和相互依赖的复杂网络中解放出来。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要对旧体制施以共和主义的打击，有赖于某种关于个体的新的、抽象而脱离实体的观念，这一个体在理论上与其他所有个体都是平等的，有能力对不断趋于完善的联盟表达同意。共和派诉诸自然权利的做法，抹去了传统的社会与政治纽带的神秘性，揭露了一个曾经显得有机而天然倾向于专断、虚假和暴虐的世界。平等的原则消除了个人的屈从，使“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拥有主权，并获得其权利。 构成作为人民的个体公民的平等权利，以及人民依照“自然法和自然神”而行使的合法的、自发的权利，乃是杰斐逊的共和主义信念中的基本信条(44)。这些公民的特征是通过否定和抽象化来界定的，使他们脱离实体，剥去他们身上那些使旧社会秩序变得可以理解的差异和区别的标记，从而使得所有人一律平等。为了把他人“看成”平等的人，忠诚的共和派必须将目光从他人的私人事务领域上移开，而聚焦于“他自己的眼睛所能照看到的事情上”。 私与公、自我与共同体之间的区别，在杰斐逊的自我理解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划定并加固防卫性的屏障，以抵御对其私人权利的可能到来的猛烈攻击，把共和国作为一个基于形成中的原则和情感的真正联盟，为它想象出一个和平而免于冲突的未来，以此来替他自己创造的空间。但是，杰斐逊从未相信这样一个联盟已经或可能完全企及。无论富有经验的改革家如何“用斧头砍去伪贵族制的根子”(45)，旧制度都不可能被彻底铲除。有警惕性的公民应当时刻戒备，将再生的“贵族制”苗头连根拔除，永葆“1776年精神”的活力。正如杰斐逊的语言所表明的，“贵族制”代表着一种对共和国的显而易见的实体性威胁：他心目中的“贵族制”敌人是“真实的”，是有实际形体的人，是使得他义愤填膺、怒火中烧的实在对象；而他那些共和派“友人”绝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方式。 杰斐逊深信，美国获得独立的1776年，乃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关键的年份。但由于旧制度不可能只限于弗吉尼亚的过去，因此他不得不阐明有可能颠覆共和实验的“贵族制”冲动的持久性。杰斐逊素有恐英的毛病，而对美国人美德的担忧更是激发了他对英国的憎恨：在从前的母国反对美国独立的反革命密谋中，在它对前殖民地臣民的阴险有害的“影响”中，旧体制继续存在了很长时期(46)。因此，革命的共和派难免就会认为，对共同事业的奉献摇摆不定，无异于对英国王权及所有英格兰事物恋恋不舍。他们还喜欢把他们要在自己身上加以抑制的倾向投射到他人身上。通过宣布独立，杰斐逊和他的爱国同伴一起拒绝了旧帝国大都市对他们自己的强大吸引。杀死国王是、或者说应当是一种信念转化的体验，对臣服的各殖民地和个体的臣民都是如此，因为前者变成了若干独立的共和国，后者则变成了公民。但是，表面的清晰性和决定的终极性引发了普遍的疑虑。爱国者们能相互信任彼此说过的话吗？他们能跟《独立宣言》签署者一道“相互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名誉共同起誓”吗？ 《独立宣言》启动了以平等权利和经人民同意的政府为平台的美利坚实验，致力于以新体制来为其成员获得“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47)。不过，这种关于主权自我的耳熟能详、过于早熟的现代颂词，正好与呼唤牺牲的革命号召形成对应。旧的臣民必须死掉，新的公民才能存活，而且公民只有甘愿为共和国的生存而做出最后的牺牲，才能了解自己，才能认识其同胞。杰斐逊向民主派的演变反映了两种倾向：一是倾向于在由平等者构成的国家里实现自我的升华，一是倾向于个人权利、道德责任和自我主权等强有力的观念。这些对杰斐逊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必然要求。恰恰相反，只有那种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爱国者，那种从旧体制中脱颖而出的新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共和派，在其共和主义得到保障的私人领域里塑造自我，进而培养共和主义的信念。杰斐逊对共和主义的信奉无外乎是一种信念，一种他在新国家前途未卜的晦暗而不确定时刻仍在反复重申的信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