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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火重光：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展览正在故宫午门雁翅楼展出。由于阿富汗的战乱，这批珍宝自2006 年就开始在世界各地巡展，至今已是第十一个年头。感慨唏嘘之余，其曲折的命运让我们忍不住去追寻其背后的故事。 法罗尔窖藏的前世今生 展览的第一个单元便是来自阿富汗法罗尔丘地（Tepe Fullol）的4 件金杯。虽然文物数量不多，但却是这次展览中年代最早的一批。按照标牌的说明，它们属于青铜时代，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200-1900 年前后。 有关这个窖藏，美国考古学家Louis Dupree、意大利学者Maurizio Tosi 和荷兰学者Eric Olijdam 曾先后撰文进行过讨论。 “法罗尔”的名字来自于距离这个窖藏最近的一个村子，位于阿富汗东北部的巴格兰省（Baghlan Prov?ince），其东部的巴达赫尚省（Badakhshan Province）就是阿富汗著名的青金石产地。 窖藏中一共发现了5 件金器和12 件银器。这次展出的三件相对比较完整的金杯分别是该窖藏中的4 号（公牛纹金杯）、1 号（几何纹金杯）和5 号（公猪纹金杯）器物，此外还有一些残片。 器物的残破和其发现历程不无关系。据说这批器物是1966 年当地村民在翻土肥田的时候发现的。村民们企图平分这些器物，并在附近的集市上将其卖给金银匠换钱，于是就把它们切开，以便分配得更平均。幸而当地政府得知以后迅速将其收回，它们才得以归属于阿富汗国家博物馆。 喀布尔博物馆的A. R. Wardak 博士在一周之后赶到了发现地。除了收回了这批文物之外，他还在土丘上开了两条探沟，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更多的器物。虽然在其中一条探沟中发现了一座墓葬，但由于其中未发现任何随葬品，其与这批器物的关系也并不清楚，因此也未能对器物的年代和文化背景等问题提供更多的信息。 金银之辉与文化交流 从纹饰风格上来看，这批器物可以分为几何纹、动物纹和素面三类。 几何纹器物共有3 件，包括一件金高脚杯（1 号）和两件银杯/碗（6 号、10 号）。这种风格一般认为与中亚地区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传统有关，Tosi 称其为“土库曼传统”。 动物纹装饰是三类装饰中数量最多的一类。这次展览的文物中包括了其中的公牛和公猪两类。4 号器物的公牛有着夸张的长胡子，耳朵部位有叶子形的装饰，身上还有心形的纹饰。Dupree 认为其与苏萨遗址（Susa）乌尔王朝动物纹上的装饰类似，和伊朗北部Marlik 出土的金碗也有相似之处，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2 千纪。而牛尾巴的样式则具有印度河谷的风格。Tosi 则认为其耳朵上的叶子装饰很可能与某种仪式活动有关。 8 号器物上的公牛风格与众不同，两个相对的牛之间是一个土丘（也或许是一堆草料）。7 号器物上描绘着两组六只相背的公牛。Tosi 认为其风格虽很独特，但原型可能还是来源于两河流域的北部地区，但也不能排除其来源于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的可能性。但在Dupree的眼中，这两种牛的形象可能和印度风格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很可能是伊朗风格印度化的结果。 猪的形象见于一件金杯（5 号）和一件银碗（9 号）。5号器物上的公猪面对着一棵树。Dupree 认为这是一棵生命树，而公猪的形象来源于伊朗。Tosi 指出公猪的形象在锡斯坦（Seistan）地区史前时期非常常见。Olijdam却认为这种公猪面对着树的构图是受到亚述启发而形成的巴克特里亚风格。 除了这次展览中可以看到的这三类纹饰之外，法罗尔窖藏中的动物形纹饰还包括蛇和鸟（2 号）、鹿（12号），并有一定数量的素面器物（3、13、14、17 号）。Tosi 认为类似风格的蛇在两河流域的苏萨和伊朗高原的Siyalk都发现过，其年代都在公元前3 千纪。 虽然不同学者对具体器物所表现的文化因素众说纷纭，但总体看来这批器物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体现了非常多元的文化因素，其与两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亚地区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关系不容忽视，其自身所表现的本地特征也比较浓郁。 重重迷雾之中 法罗尔丘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多个不同传统文化圈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窖藏本身也有不少未解之谜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首先，有关窖藏的具体位置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最早发表文章的Dupree 称其为Khosh Tapa，认为该地点在巴格兰的东北方，但进行了试掘的喀布尔博物馆的Wardak 与Tosi 撰文，却称其为Fullol 窖藏，认为在巴格兰的南部。但二人在文章中都提到，地点是听当地村民所说，且不能排除当地村民所述有误，甚至是为了以后更多的利益而将考古工作者引向一个错误地点的可能性。在当地村民中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传说，说是村子中一位最年长的老者将村民们带到了这里，而老者则说是一个穆斯林圣人出现并向其透露了宝藏的埋藏地点。正因如此，并考虑到阿富汗在20 世纪70 年代猖獗的非法盗掘活动，Olijdam 甚至怀疑，这些器物很可能并不是出于“某一个”窖藏，而是集合了当时该地区多个不同地点非法盗掘出土的金银器，因此其风格和年代都需要分别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体。 其次，有关土丘的高度、探沟中所发现的墓葬墓主的葬式、墓葬与灰层的位置关系、器物收集的时间等等问题，在Dupree 和Tosi 的两篇文章中的描述都不尽相同。这些问题Olijdam 在文章中有详尽的分析。 可见有关窖藏实际上还有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以后恐怕也不易解决，但其矛盾之处却提醒着我们在理解这批器物的时候，对其出土背景应该加以格外的注意。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