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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阅读了一本有趣的书，曰《波斯帝国史》。作者是德黑兰大学教授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原作是波斯文，张鸿年教授译成中文。这是一部很美的史书，讲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作者摆脱西方人摆脱不了的偏见，展示出一幅从远古神话时代到7世纪中叶萨珊帝国结束的波斯历史的宏伟画卷。书中的一章，曰“黄金武器”，大意是说，自公元前5世纪后期起，古波斯帝国（前550～前330年）开始走向衰落后，帝国的统治者乃利用手里的巨额财富，大肆收买雅典、斯巴达，分而治之，使之兄弟阋墙，确保伊朗西部安全，维护统治。比如，斯巴达首领阿日斯劳斯公元前4世纪末干预伊朗内部事务，严重威胁小亚细亚，却又撤回斯巴达，就是因为中了“黄金射手”的“箭”——伊朗人的重金。他回到斯巴达后曾虚张声势地说，他是“被一万名波斯弓箭射手赶回来的”。波斯金币背面有波斯射手的形象。 “黄金武器”这个提法很新鲜，很形象，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起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那些事儿。巴列维国王（1941～1979年在位）殚精竭虑，发起“白色革命”，实施五年发展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却一夜之间落败，步其父王的后尘，不得不流亡海外，客死他乡，叶落不能归根。王朝覆灭，改写了20世纪的伊朗历史，重构海湾格局。 20世纪的伊朗，在巴列维父子的领导下，成功地构建了现代主权国家，从传统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成现代化工农业国家。伊朗发展成为海湾地区强国，在地缘政治和国际能源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60年代发动白色革命，进行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全面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极大的推进了伊朗现代化进程。在巨额石油美元的支撑下，实施五年发展计划，经济高速增长。世界银行数据表明，1960～1977年间，伊朗实际年均增长率近9.6%，大约是中等收入国家的2倍。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约8%。与此同时，城市化加速推进，伊朗城市化率从1956年的31.4%，提高到1966年37.3%，1976年达47.3%，2006年为68.5%。 轰轰烈烈的改革和奇迹般的高速经济增长，却最终葬送了巴列维王朝！何等讽刺啊！曾经无往而不胜的“黄金武器”——丰裕的物质生活，何以在巴列维国王手里失效？ 已故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现代化造成动荡。他还从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关系，找寻政治动乱的原因。这些议论，无疑对于我们分析巴列维王朝突然倾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然而，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伊朗快速经济增长的果实，没有为社会的主要阶级、阶层所分享。换言之，就是国民收入的公正分配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巴列维国王宏伟的国家目标，比如，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伊朗建设成世界级工业强国，成为海湾地区的超级军事强国，超出了伊朗的国力而转变为沉着的负担，成为巴列维国王“不能承受的重”！对于老百姓而言，这些宏伟蓝图遥不可及，与己无关。其后果令人触目惊心：伟大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巨大的军事实力，未能转换成支持巴列维政权的坚实、有效的政治基础。这是值得深思的惨痛教训。 1975年是伊朗经济的重要拐点，从此伊朗经济进入了近20年的危机与低迷期。虽然直到1978年底，伊朗经济危机并没有达到足以葬送王朝的程度，但是当局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严重失误，再加上美国卡特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与摇摆，最终使巴列维国王成了真正的“寡人”——孤家寡人。 土地改革的不彻底，使巴列维国王在农村构建自己强大政治基础的愿望破产。一般的农民，就算多少收益于土改，也缺乏组织性，不可能成为当局的坚强后盾。恰恰相反，农民世代受地主尤其是教士阶层的影响，很容易成为被动员的力量。地价飞涨，房价和房租猛涨，进城的农村移民成为城市贫民，度日维艰。物价飞涨，工人阶级和中下层官员的生活压力日大，政治上的不满情绪日益发酵。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发起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使本来就受到现代工商业巨大冲击的传统商人——巴扎和手工业者，走向了政权的对立面，成为以霍梅尼为首的革命领导力量——教士阶层的忠实追随者。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发展，严重抑制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空间。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即资产阶级自由派，在1978年11月与教士结成政治同盟，加入了反对派的大军。知识阶层，包括大学生在内，不满巴列维国王的专制腐败，尤其是对思想自由的压制，几乎是国王的“天然反对派”。 面对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处于癌症晚期的巴列维国王，优柔寡断，左右摇摆，一再做出严重的错误决断。他在乘直升机亲眼目睹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游行示威后，吓破了胆，失去了执政的毅力与意志。美国卡特政府内部的严重分歧与政策摇摆，帮助他当了“逃兵”。貌似强大的军队和情报、特务机构，群龙无首，成了“纸老虎”。 巴列维国王的出逃，难道真的是“宿命”？ 作者简介：毕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