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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的十年中，日本的蔑视型中国认知从形成到固化直线发展，其优越型自我认知因“三国干涉还辽”一度受挫后，又经历了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之后的两次“提升”。基于上述“自他认知”，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行动选择以庚子事变为界，前期以守为攻，表面上对华“示善”，以巩固既得的在华权益，实际上与列强“协调”，以共同蚕食中国主权；后期为了铲除其对华领土扩张的头号绊脚石，傍上英国，震慑中国，发动日俄战争并打败俄国，从而把中国东北南部纳入了其殖民统治范畴。 【关 键 词】日本/对华知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 【作者简介】杨栋梁，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院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 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以日本的完胜告终。作为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分水岭，这场战争不仅一举改变了东亚传统地缘政治格局，而且使日本形成了蔑视型中国观和国民性优越感。十年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初步确立了“东洋霸主”地位，为吞并朝鲜，进而向中国大规模扩张奠定了基础。 本文拟在揭示该时期日本对华认知及自我认知演进的基础上，阐明其对华行动选择的原因和特点。 一、蔑视型中国认知的形成与固化 甲午战争前，尽管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并割地赔款，但在中法战争、中俄伊犁领土争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等重大内政外交问题的处理上，也有不俗表现，因而仍被西方人喻为“沉睡的雄狮”，是世界东方无出其右的大国。对日本来说，庞大的中国无疑是阻挡其向大陆领土扩张的可畏存在。 然而，战争的结果彻底暴露了清朝的虚弱本质，明治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由此完成了从质疑到蔑视的根本性转变。尾崎行雄在1895年的《支那处分案》中写道，一个国家要想在列强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维持独立，民众必须具备国家思想，否则即使兵力强大国家也会灭亡。然而，中国人“知道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尚不知国家为何物，焉有国家思想乎？”[1](17－18)尾崎认为：中国人“乃尚文之民，非尚武之民，乃好利之民，非好战之民”，而文弱之民是无法适应这个世界的。[1](27)自由党成员小室重弘指出，中国人缺乏爱国心的根源是清朝专制，“在专制国内，天下非天下之天下，乃君主一人之天下，国家非国民共有之国家，乃君主一人之财产，是以唯其主人君主独爱其国，余者庶民百姓对国家无自主、无自由、无责任、无义务，只是可怜的奴隶。人民视国家之安危存亡，不过为君主自身之安危存亡矣！”[2] 甲午战争后，日本政界和知识界对中国的主流看法是：经此一战，中国业已国将不国，《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已死”论的出现，更是如实地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蔑视程度。改进党党首大隈重信认为，战争结果表明，中国已不是沉睡的雄狮，而是只“断了气且四肢已经冰冷的老狮子。”[3]吉野作造回忆说：“维新后我们停止了对最早引进文物制度的老师——支那的尊敬，唯在武力上难以轻侮，但是通过此次战争，就连这点体面也悲惨地剥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狮是错误的，狮子已经疾死”。[4]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中也写道：“甲午战争的败北，使支那的真相在世界曝光，战争中那种软弱无力和混乱无序，政府高官对亡国的怠慢和无能，士兵们对清帝国忠诚心的欠缺，使和平时期已经对此有所感知的列强也有些意外。支那，已经死了。既然死了，腐烂的肉体理当被食用。”[5] 19世纪末，由于列强对中国经济、文化侵略的加深，以山东、直隶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兴起了反清灭洋的义和拳运动。1898年，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并提出“扶清灭洋”的新口号，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列强，打击对象是在华外国教会及其神职人员。1900年1月，慈禧太后批准端郡王刚毅“拳民忠贞，神术可用”的奏折，下诏承认义和团，政策上变“剿”为“抚”，于是义和团声势日大，华北各地外国教会遭到攻击，列强驻华使馆也受到威胁。英、美、德、日、俄等列强以救援驻华公使馆为名，组成八国联军对华开战，8月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等仓皇逃往西安。1901年9月，清政府代表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以保证彻底剿灭义和团、向八国列强赔偿4.5亿两白银平息了战事。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中国“象形蚯体”论开始在日本媒体出现。《国民新闻》的一篇文章写道：“今日之老帝国，恰似下等动物之形体，并无一套完整机关，无论切断何处，也会留下几分生气。若将其分为千百份，便是千百份个体。若保持其整体状态，亦无非千百份个体之呆然杂处，中央统治神经不能支配全体。如象，如鲸，大则大矣，欲杀则可杀也。如蚯蚓，断首尾动，切尾首动。唯若蚯蚓之类小虫子尚可忍受，然今日支那，乃象身嫁接蚯蚓之构造，不难想象其处置之麻烦。”[6]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及庚子赔款期间，“中国亡国论”再度升温。1901年4月24日，山县有朋致信伊藤博文，内称：“清国纲纪已灭，国本已坏，唯在苟延残喘。”山县断言：“清国之瓜分已是必然命运，非人力可扭转。”[7]政友会的小川平吉在党报上撰文说：“至于支那是否已成尸骸，有识之士早有定论，今无须赘言。”小川的主张是：中国虽然已成“尸骸”，但对日本还有使用价值，“此尸骸确实是尸骸，但尚是具有身体而受其子民亲族尊敬之尸骸，与其妄自唾之、鞭之，斩断其手足，招致其子民亲族怨恨，莫如郑重埋葬之，以巧妙地获取其遗产。”[8] 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殖民地，在中国和朝鲜的土地上展开火并。战火所及，当地民众生灵涂炭。通过日俄战争，日本不仅铲除了俄国这个阻碍其向大陆扩张的绊脚石，而且再次确认了清朝的腐朽懦弱，其蔑视型中国观大举泛滥并走向固化。战争期间，除了参战士兵及从军记者外，户水宽人、内藤湖南、有贺长雄、德富苏峰等不少社会名人也以个人身份考察了中国，在他们向日本国民传递的中国信息中，既有切中要害的分析，也有丑化与偏见，而在中国衰亡的基本结论上，认识是高度一致的。当时竭力贬低中国的报道和评论有以下种种： 低级动物说。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军医土肥原三千太在日记中将中国人比作蚂蚁。“有拉牛的蚂蚁，牵驴的蚂蚁，卖鸡蛋的蚂蚁，拣东西的蚂蚁，无外乎一些形体像人的动物。”[9]第10师团炮兵大尉佐藤清胜认为：中国人“像蝼蚁一样贪婪自己的生命，实际上要统治这些愚昧的人民，再没有比专制更好的方法了。”[10]第二军随军作家田山花袋在从军记《圣尘》中写道：“西洋人视支那人为动物，不得不说他们实际上就是动物，是下等动物，他们在生理上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试想，他们不是满不在乎地喝着水坑里、泥沼里、马蹄印里的积水吗？而不论喝着哪儿的水，都具有不可侵蚀的肠子！[11] 有家无国、一盘散沙说。《外交时报》主编有贺长雄认为：“清国人地方心强、缺乏涵盖支那整体的爱国心”。[12]德富苏峰在《七十八日游记》“支那无国论”一节中写道：“支那有家无国，有孝无忠，这是某位支那通的警句。今天的支那没有国家观念，过去也没有国家观念之类的东西。”[13](232) 文弱之国说。德富苏峰认为：中国人是“文弱的国民”，缺乏尚勇斗狠的阳刚之气，因此中国更像个女人国。“纵观支那古今，最为著名的就是文弱一事”。“支那人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但无论如何爱好和平，也总应有一些防卫力量，然而支那人一点也没有”。“观其国乃文弱之国，其民乃文弱之民，其容貌、风采，处处像女性，很难找到真正的男人。”“故支那的战争就像支那人吵架一样，只是虚张声势，百万大军只有一成在拿起武器真正地战斗”。“支那的文弱可以用古往今来的积极防御、不思进攻来证明。万里长城、都邑、城墙、院墙，大到整个支那，小到一家一户，都在防备侵略。”[13](235－241)德富苏峰还认为：相比之下，“日本人像男人，故知廉耻，有力量。支那人不像男人，故不知廉耻，不辞任何卑贱的工作，连南非的金矿不也在引进支那人吗？”[13](309) 见利忘义说。德富苏峰认为：中国人“无正邪标准，只有利害打算。”“杀身成仁只是快语，明哲保身才是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殉国、殉君者，在支那反倒是无法无天的表现，他们虽被不断地赞美，却也不断地被人在私下骂做傻瓜。”[13](246－248)他讥讽中国人是个人利益至上、缺乏公德的国民，是图虚荣、讲排场、爱面子、行“贿赂”的国民，具有为了私利可以不惜一切的贪婪本性，即“支那的诸般问题，只能用一个‘利’字来解释……支那人会为什么努力呢？不是君父之仇，也不是国家或宗教，而是自身的利益。为此胆小鬼也能成为勇者，怠惰者也能勤奋，甚至不惜舍弃生命。”[13](250－25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