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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午战后东亚国际格局的嬗变 从1879年吞并琉球，到1895年朝鲜“自主独立”、中国急剧沉沦，日本用了16年的时间，由蚕食而鲸吞，从挖墙脚到打击宗藩关系的主体部位，最终摧毁了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中国被边缘化，沦为欧美列强和日本恣意宰割的对象；朝鲜成为日俄竞争的角逐场；欧美列强和日本之间既争夺又妥协，东亚的国际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归纳起来看，这些变化主要有： (一)朝鲜半岛成为日俄博弈的角逐场 马关缔约，意味着日本跻身欧美列强行列，在分割东亚殖民权益问题上，日俄角逐迅即展开。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在欧美列强中引起强烈的反应。对中国东北、蒙古觊觎既久，急欲在远东寻找不冻港的俄国深受刺激，难以容忍日本触犯其底线，带头向日本施加压力。法国、德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与俄国联合行动。4月23日，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奉命前往日本外务省，向日本政府发出内容一致的“劝告”，强调“日本领有辽东半岛，不仅危及中国之首都，也使朝鲜国之独立有名无实，将永久妨碍远东之和平”，为了诚挚的友谊，“故今劝谕日本国政府确认放弃领有辽东半岛”。三国要日本限期答复，并以动用海军舰队相威胁。4月29日，日本驻英公使加藤自伦敦报告外相陆奥，战前曾表示友好的英国“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表示中立并建议日本作出让步。(14)美国同样表示中立，日本陷入前所未有的国际孤立。30日，日本向俄德法三国表示接受劝告，但保留对金州厅的占领。5月3日，俄国对日本的保留表示不满。4日，伊藤内阁决定退出整个辽东半岛。5日，日本向俄国表示“永久放弃占领辽东半岛”，但“保有放弃土地向中国要求报偿的权利”。(15)8日，中日双方在烟台芝罘岛互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已成定局，25日，悲愤不已的台湾军民成立台湾民主国，坚持抵抗至10月21日。11月8日，中日签订《归还辽东半岛条约》及《附属议定书》，中国再向日本追加3000万两库平银的“赎辽费”。 俄国发动的“三国干涉还辽”，引起连锁反应。 1.俄国的国际影响大为增加 俄国被清朝和朝鲜视为抵制日本扩张的后盾，日本也不得不设法改善对俄关系。1896年6月举行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的圣彼得堡，成了中日朝三国开展对俄秘密外交的中心舞台。5月，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签订《御敌相互援助条约》(“中俄密约”)，以中国口岸对俄国军舰开发、俄华银行经办中东铁路为交换，俄国与中国结成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16)先于李鸿章抵达俄国的日本特使山县有朋在预备会谈中，提出日俄南北瓜分朝鲜半岛的提议，遭到意在掌控整个半岛的俄方拒绝。经过讨价还价，6月初双方达成《山县—罗拔诺夫协定》。协定的公开条款规定日俄共同援助朝鲜财政、支持朝鲜自行建军设警、架设电线；秘密条款就双方派驻军队和用兵区域作出了规定，大体对等地划分了日俄在朝鲜半岛的殖民权益。日俄达成协定后，罗拔诺夫对朝鲜特命大使闵泳焕的请求作出五点书面承诺：俄国驻朝使馆卫队保护国王安全、派出教官训练国王卫队、派遣俄国顾问、给予贷款援助、连接俄朝电报线。(17)以上四国的双边互动，既有弱国对强国的期待，也有强强之间的博弈，其关系框架均由条约或协定来体现，东亚国际关系进入条约化时代。 2.围绕朝鲜半岛殖民权益，日俄展开激烈角逐 1895年4月“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激增，闵妃集团依托俄国，抵制日本；7月，发动政变，肃清亲日势力，另立亲俄派政府。1895年8月，预备役陆军中将三浦梧楼新任日本驻朝公使。10月，在三浦策划下，日本守备队、右翼浪人和朝鲜训练队等闯入景福宫，残忍杀害闵妃，重建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派政府，制造了血腥的“乙未事件”。这种公使介入的公然行凶并焚尸灭迹的暴行，受到国际舆论的激烈抨击，日本政府陷入狼狈之中。1896年2月，高宗李熙携王族成员躲进俄国公使馆的“俄馆播迁”事件，受到俄国保护的高宗宣布缉拿金弘集等亲日的“五贼臣”。5月，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与俄国驻韩公使韦贝在汉城签署《关于朝鲜问题的日俄备忘录》(“小村—韦贝备忘录”)，作为俄国答应劝告国王还宫的交换，日本同意保证李熙的人身安全，酌量减撤驻朝军队，但保有与俄国对等的驻军权。(18)这个备忘录为日本摆脱外交困境提供了便利条件。至6月签订《山县—罗拔诺夫协定》，划分了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日本摆脱了“乙未事件”造成的被动局面。 1897年2月，高宗离开俄国公使馆，返回庆运宫。日本进而走出“俄馆播迁”以来的尴尬，加紧对俄争夺。1898年4月，日本外相西德二郎和俄国驻日公使巴兰·罗森在东京签订《西—罗森协定》。主要内容包括：日俄两国政府确认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不得干涉其内政外交；两国经协商后，方可派遣经济顾问、军事教官；俄国不干涉日本商民在朝鲜内地开市等事。(19)由于俄国此时集中力量经营租借来的商港大连和军港旅顺，满足于日俄在朝鲜半岛的均势，宁肯容忍日本在商贸上的优势。 上述三个外交文件的签订，表明日本在与俄国的博弈过程中，攻防转换，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与此同时，日本加紧推行以俄国为假想敌的扩军备战，日俄战争不可避免。 (二)中朝两国自救的改革失败，东亚政治版图充满变数 总数为2.3亿两库平银的战争赔款与“赎辽费”，致使清朝政府的国家财政几近崩溃。欧美列强以借款为名，乘机获取殖民权益。1895年7月，以“还辽”邀功的俄国和法国，率先与清政府订立《俄法洋款合同》，乘机插手中国海关事务，获取巨额利息。1896年3月，英国与德国同清政府订立《英德洋款合同》，1898年3月再定《续借英德洋款合同》。为赔偿日本而做出的三次巨额借款，使清政府的国家财政沦为列强的金融附庸。此外，铁路筑路、矿山开发、投资开厂等成为欧美列强争夺的新领域，一时间形成欧美列强与日本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 1896年9月，俄国依据“中俄密约”的条款，订立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独揽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权，以及沿线派驻警察、开采煤矿、兴办企业等利权，俄国掌控下的东省铁路公司成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国中之国”。俄国的殖民扩张，刺激了欧美列强和日本划分中国殖民权益的贪欲。德皇威廉二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达成默契，1897年11月，德国舰队占领胶州湾；12月，俄国舰队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港。1898年3月，德国迫使清政府订立《胶澳租借条约》，占据了山东半岛；同月，俄国迫使清政府订立《旅大租地条约》，将吉东与辽东连成一片，控制了整个中国东北。1899年11月，法国迫使清政府订立《广州湾租借条约》，西南和华南成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则通过1898年强租新界和威海卫、1899年强租九龙半岛，巩固扩大了殖民据点，并将长江流域控制起来。1898年4月，日本将福建变成其势力范围。1899年9月至11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多次发表对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意图将整个中国市场变为美国产品的销售市场。可见，甲午战争之后，欧美列强和日本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中国各地，并将牺牲中国权益作为相互妥协的筹码。 19世纪末期，中国的民族危机突然加剧。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背景下，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打开了列强鱼肉中国的方便之门。中国朝野无暇再如英法之役过后那样有条不紊地开展洋务运动，求富求强，用“夷”长技，营造“同光中兴”。图存救亡是当务之急，容不得慢节奏。情急之下，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仁人志士在战败割地赔款屈辱的精神折磨中，选择了以强敌为师的变法图强之路，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鼓吹维新变法。康有为介绍明治维新的13卷《日本变政考》，成为光绪皇帝的案头必备之书，在从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为期103天的变法期间，为光绪帝雪片般颁发的诏令提供思路乃至参考文字。与洋务运动注重军械装备等器物层面，即见物不见人的近代化不同，戊戌变法注重人的观念意识转变和制度层面的变革，从经济、军事、教育入手，触及官僚机构、广开言路等政治方面。农工商局、铁路矿山总局、邮政局、京师大学堂、地方中学堂、小学堂和译书局、报馆、学会等新设立的机构层出不穷，训练洋式陆海军、裁撤旧军等举措陆续推出。新令目不暇接，盘根错节的旧机构、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受到猛烈冲击，维新与守旧的较量日趋剧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屠杀维新派，变法最终失败。中国的政局酝酿着新的变化。 在朝鲜半岛，日俄角逐暂时为朝鲜尝试自主性的改革提供了相应的空间。1896年4月，开化派徐载弼、尹致昊等创办《独立新闻》，7月组建官民一体的独立协会。他们要求拆毁昔日跪迎清帝诏敕的“迎恩门”，另建独立门；将接待清朝使节的“慕华馆”改称独立馆，抛弃“事大”主义；要求高宗建元称帝，设立君主立宪体制，制造了改革的舆论。 1897年10月12日，高宗登基称帝，建元光武，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推行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光武改革”。其内容包括：仿照日本的地税改革和殖产兴业，1898年启动“光武量田”，在全国丈量土地，确立私人土地使用权以增加税收；建织造劝业场，创办各种公司，发展工商业；收回了京义线的筑路权，成立西北铁道局、铁道院、矿学局，开展铁路和矿山的开发；仿效日本天皇为陆海军大元帅，高宗在俄国军事教官撤离后，设元帅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组建国家军队。1898年底镇压了发起“万民共同会”运动以限制君权的独立协会，1899年公布准宪法《大韩国国制》，强调“无限君权”，建立君主的绝对统治；仿效日本的文明开化，高宗率先穿用欧式元帅服，并推广官员公服的西化。同时，成立了多所国立小学、外语学校、医科学校、师范学校，派出留学生，重点发展实业教育。 至日俄战争爆发之前，朝鲜近代化在艰难中蹒跚而行。1900年开始设置国家预算，完善财政。1901年，公布《货币条例》，实行金本位制，筹划发行货币。1903年设立中央银行和汉城银行等民间银行，竭力组建本国的金融体制。1902年，下令创制国歌，仿俄国和日本的首都体制，宣布平壤为“西京”。另外，还发展市政建设，使用电灯、自来水、下水道，营建公园等。1903年，准备实施军制改革，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筹划海军建设。总之，从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朝鲜君臣实施“甲午更张”以来，朝鲜半岛上先后搞过1895年的“乙未改革”、1896年的“建阳改革”和1897年10月开始的“光武改革”，体现了自立自强的主观愿望。由于上述改革缺乏必要环境的保障，日俄角逐经常打乱改革的进程。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争的进程与日本将朝鲜保护国化的进程相同步，“光武改革”戛然而止，亡国危机深重，东亚政治版图巨变在即。 (三)传统中日关系框架面目全非，影响深远 在17～19世纪江户幕府锁国220余年期间，中日民间商贸和文化交流依然频繁，两国和平相处。1871年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双方建立对等友好的条约关系。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改变了上述的一切，两国关系出现重大历史拐点。 在国家关系层面上，千余年间对等关系，转变为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宰割与被宰割的不平等关系。侵略、宰割中国需要舆论支持。以倡导“文明论”著称的福泽谕吉从理论上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们侵华国策提供依据。战争期间，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将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定性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日军的烧杀劫掠成了“为人类幸福文明的进步而履行正当的天职”，因为日本是“谋求文明开化者”，中国则为“妨碍进步者”；主张日军“果敢进攻要害地区，蹂躏四百余州，加速其亡国”；否认日军在旅顺的屠城暴行，指责欧美记者的报道是“捕风捉影的误报”，“实在令人可笑”等。(20)还是这个福泽，要求对台湾、澎湖“断然使之日本化的方针”，叫嚣当地人“若抵抗日本兵，则不管是兵是民，全部杀光，以奏彻底扫荡之效”；对不当顺民的中国人，一概“按军法处置，且不许任何人有何异议！”(21)福泽内心根深蒂固的武士阶级的残忍、冷酷本性和日本资本主义固有的贪婪野心，在其仇华、侵华的言论中一览无余。 在经贸关系层面，《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内陆通商口岸，将触角伸展到长江广大流域；规定废止战前与中国签订的所有条约，在相互交换《马关条约》后，“以中国与欧洲各国签订的条约章程为基础”，“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及陆路交通贸易约定”，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制、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强加给中国；日本臣民在开港地区享有通商贸易、设厂生产、运销低税等特权。(22)中国成为有利于日本财阀资本快速膨胀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 在国民观感层面，千百年来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和敬畏之心成为过去，蔑视、仇视中国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泛滥。福泽的言论颇具代表性：在1876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肯定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甲午战争期间，福泽的调子一转，攻击中国“自尧舜以来四千年间，上下皆习惯于专制独裁的恶劣风气，陶醉于阴阳五行的空论，几亿人置身文明之外，玷污了大半个亚洲”，“顽固不化，如同化石”；攻击中国人“自开辟几千年间”，皆“陋劣不灵”，“上上下下栖息于腐败之中，其状如沉浮水沟中的孑孓”，“惟一朝死灭而已”。(23)此外，福泽还在文章中使用“乌合草贼”、“乞丐”、“半死的病人”、“狂暴的土匪”、“辫子佬”、“豚尾奴”、“猪群”等不堪入目的肮脏词汇，恣意谩骂中国人。(24)一代文明开化的宗师，因战胜而狂妄而浅薄，沦落为无风度、无教养的痞子文人，可叹亦可怜。一时间，蔑视、侮辱中国人成了流行于日本市井的丑陋时尚。1896年4月，总理衙门选派的首批赴日13名中国留学生在日备受路人围观起哄，被笑骂为“豚尾奴”、“清国奴”，抵日仅两三周，就有四人回国。三年过后，因为又有两人中途退学，获得毕业文凭的只有七人。(25)首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遭遇，凸显了日本历史拐点对中日关系的苦涩含义。 (四)日本走上军国主义不归路，成为战争策源地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迈出了武力崛起的第一步。甲午战后，日本凭借来自中国的赔款，国家财政规模急剧扩大，开始了以俄国为假想敌的新一轮扩军备战，准备迈出武力崛起的第二步。仅《马关条约》和《归还辽东半岛条约》规定向日本支付的赔款总数即达2.3亿两库平银，天文数字般的中国赔款折合为3.6亿日元，相当1893年预算总额8350万日元的4.2倍。1897～1901年，分期支付的中国战争赔款年均为3426万日元，这些赔款作为日本国家财政陆续投入预算。巨额战争赔款、利息和丰盈的国债收入滚滚而来，明治政府的财政预算突然变得阔绰起来。在政府的战后规划中，财政总支出高达5亿日元，相当甲午战前1893年预算总额的5.9倍。其中，20％即约1亿日元用于针对假想敌俄国的陆军扩军备战，计划将6个师团增加至12个师团，相当于1892年陆军军费300万日元的33.3倍。为了将海军军舰总吨位从5万吨增加到25万吨，投入2.1亿日元，约占战后规划总支出的42％，相当于1892年造舰费275万日元的76.4倍。(26)皇室和文武官僚无须为拼凑造舰费而自掏腰包，扩军备战突飞猛进。 另一方面，战争赔款迅速转变为资本，为兴办八幡制铁所标志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提供动力。增设纺织工厂、延伸铁道、修筑港口、创办银行、开发矿山、开发北海道等项目纷纷上马，日本资本主义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其中，用诸海军扩军备战的造船业发展迅速。1894～1898年，日本造船的自给率仅为18％。1896年3月国会通过《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对建造大型钢壳轮船的造船厂给予巨额资金补助。依据上述法律，政府向三菱造船所、川崎造船所等财阀军工企业投放了大量补贴，日本的造船业发展迅速，提高了舰船制造的自给率，建造战列舰、巡洋舰的规划逐步落实，武力扩张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扩军备战和侵略战争交替进行，财阀军工企业投入人力物力研制和批量生产现代化武器装备，加快国产化步伐，充实日本陆海军的武器库，财阀成为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 甲午战后，“大日本帝国”观念深入朝野意识，“脱亚入欧”的“优等生”意识流行。大国意识的急剧膨胀，与“忠君爱国”的天皇崇拜热潮、“帝国军人”的荣耀互为表里，沆瀣一气，军国主义思潮泛滥，形成对外侵略战争所必备的精神动员机制。在这个过程中，1881年由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组织的“玄洋社”，以及1901年头山满、内田良平组建的“黑龙会”等民间右翼团体发挥的作用尤其恶劣。在军部扶植和九州煤矿业资本家的资助下，“玄洋社”四处活动，为日本侵略军搜集情报，制造事端。“黑龙会”的杂志《黑龙》，狂热鼓吹对俄开战。在政府的纵容下，“黑龙会”的好战侵略言论成为左右舆论的所谓“国论”。两大右翼大陆浪人团体在民间蛊惑人心，兴风作浪，组成军部推行“大陆政策”的尖兵别动队，发挥了官方机构难以发挥的作用。 甲午战后，建立“大日本帝国”把持下的殖民帝国的政治诉求成为日本武力崛起的指路标。武力崛起带来巨额财富，刺激着日本军阀和财阀为追逐更大权益而开展更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政治、军事和经济、精神要素被调动起来，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日本成为侵略战争频率最高的好战国家，进而成为扰乱东亚安宁的战争策源地。急剧膨胀的日本军国主义，在给东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将日本驱入万劫不复的毁灭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