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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中文版出版 从本书的英文和日文版同时出版之日算起，至今年已过近一旬；距韩文译本的出版也已近五载。然而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其中文译本终于准备付梓了。但跟之前的诸版本相比，现在只能说，中文译本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更加过时，因为自打2006年本书出版之后，新的考古发现和对过去资料的研究层出不穷，二手资料的篇幅也因此大大增加了。然而就像在韩文译本的序言里讲的那样，将书中内容进行更新显然不现实；任何更新的打算从一开始就注定徒劳无功，而且只能是进一步延迟该译本的出版。因此，除了对书中的小错略作订正，除了将书目中六七篇原来标为“待刊”的参考作品改成已刊，中文译本基本上保留了拙著2006年英文版的样子。 诚然，书中许多论证的细微之处很值得进一步商榷；为进一步阐明书中探讨的问题，也应该进行更多的个案研究。我自己就已经对书中提及的某些问题进行过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说我对春秋中期礼制重构（见本书第八章）以及对9世纪以后某些大墓里出现的微型仿古复制器皿等问题（见本书第七章）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例子。而且，可喜的是，由于近年来的数字化革命，我最新的这些文章以及本书书目中提及的我的大多数作品，都可以很容易地在academia.edu网站上找到，只要用我的名字检索就行了。当然，将来，我也有可能发表更多与此相关的作品；而眼下的这本书——显然并不完美——可被视为一张长期有效的请帖邀请大家也来做同样的事。 尽管如此，总起来说，我相信本书的主要论点仍有其存在价值： 书中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旧没有得到完全解答，而且我的刍议——尽管有时候带有猜测成分——或许对建构中国青铜时代晚期考古研究的议题仍能有所裨益。 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观点一定正确；其实，书中的这些观点主要是为激发读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才提出的。因此，如果有读者在很多地方不赞同我的观点，我并不会觉得奇怪；这反而是很自然的，尤其当考虑到该书的很多读者比我更熟悉书中所使用的材料时，就更是如此。因此我希望，即使我的观点会引出强烈的反对意见，本书内容仍能激发读者去反思——或者说，更重要地，去重构——他们从前的论证和观点，并由此得出更好的结论。 从这一点来说，我得承认，我本人在很多时候就对自己最钦佩的、受影响最大的学者的不少学术观点持反对意见。比如说，虽然我将此书献给已故的俞伟超先生，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书中几乎所有提到俞先生著作的地方，我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或者是因为俞先生的观点已被后来的发现所取代，或者是因为我对其理论假设持有异议。然而我从过去到现在都深受俞先生学术著作的启发和影响，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仍旧是为期不长的中国现代考古史上最具前瞻性、最富有智慧的宝贵思想。在我看来——我相信俞先生也会同意——真正重要的不是将那些思想提升到不变的教条地位，而是要通过持续的批评和不断的修改把它们变成活的思想，即便这样做必然导致扬弃它们最初发表时的样子也在所不惜。因此，尽管我在书中对其他学者的观点有所批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所有的批评都是本着学术尊重的精神以及深深的敬意而发的。 因为该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而且建立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学者刻苦研究的基础之上，将其译成中文原本无需过多的解释。但有一点须向读者作出说明，即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并没有把中文读者想象成该书的接受群体；恰恰相反，我一向把向中国以外的读者介绍我研究领域里的最为重要的、最令人振奋的学术成果看作是自己作为一个西方汉学家的根本使命。因为那些读者无法阅读中文学术研究，甚至对最基本的中国历史文化都根本不了解——或者即使了解也仅仅是一知半解——所以本书不得不对很多中国读者都已烂熟的东西再作解说。尽管如此，在中文译本中将这些解说摘出去也不合适；把它们保留在这里或许可以提醒读者： 就原本主旨而言，本书跟中国学者的专著相比多少有些不同。 当然，本书首先是一本西方汉学著作。因此，参考书目中也就难免会存在大量研究早期中国的西方学术作品；尽管有时候所引用的作品并非上乘，但这样便于西方读者针对某些具体问题做进一步的检索。中文读者对书目的需求可能会有不同，但我坚信，只要有，中文读者一定会找到与西方作品对等的甚至更好的中文数据。同时，有些中文读者或许也会发现，熟悉一下西方以及日本学者的著作不无益处。但无论如何，大量的非中文参考书目与更多的中文参考书目同时并存，也在提醒读者本书乃是中西结合的思想框架下的产物。 读者手中的这本书，可以算作是我写作该书时对于中国青铜时代晚期的社会考古学思想的一个截面或摘要，从来就不是无中生有的产物。本书有如一幅镶嵌画，其中包含了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当然融入本书时都做过或多或少的改写。不少日本学者都有写书之前打提纲的习惯，列好提纲后就根据题目的不同方面有系统地写出一系列学术文章；这些文章，尽管最初是分别单独发表的，但其实从一开始就按照设计彼此关联，以便最终汇集成书。我很敬佩这一做法，但自己从来也没能具备遵循这一写作过程所需的纪律性。所以说，本书所包含的所有过去发表过的研究均基于独立的考察，而且其中许多都是应邀而作（比如说，为展览图录而作），因此原本没有一个共同的焦点。这也正好为书中偶尔出现的起伏、有时甚至是随意的行文风格作个脚注。当然，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样做似乎也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 本文节选自《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前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