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欣欣/郭小凌

【英文标题】Exile by "Potsherd" of "Shell"：Paraphrase on Ostracism
    【作者简介】邵欣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 “Ostracism”是公元前5世纪古代雅典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的中文译名却不尽相同，有的称之为“陶片放逐”，有的称之为“贝壳流放”。通过辨析“Ostracism”的物质载体“Ostrakon”的含义，无论是从语义方面还是从考古证据来说，“陶片放逐”的译法均比“贝壳流放”更加合理。中文译名之所以发生分歧，是因为客观资料的限制和苏联史学译作的影响。
    Ostracism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constitution in Ancient Athens at 5[th] Century B.C.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n Ostracism has many variants. Some scholars believed that it's "Exile by potsherd", and others prefer "Exile by shell". By differentiating and analyzing the meaning of "ostrakon" (material for ostracism), whether from semantics or archaeology, the translation "Exile by potsherd" is more reasoned than "Exile by shell". The reason for the varianc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is due to limit of sources and influence from translated historical works of Soviet Union.
    【关 键 词】Ostracism/陶片放逐/贝壳流放Ostracism/Ostracism by potsherd/Ostracism by shell

    “Ostracism”（希腊语）是公元前5世纪古代雅典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意指雅典人把可能威胁城邦民主制度的人写在一种叫Ostrakon（希腊语）的介质上，被写到名字最多的那个人要被逐出城邦十年。这是用民主的方法反对民主的敌人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古代民主制的一个创举。对于“Ostracism”，约定俗成的中文译法有两种，一种翻译为“陶片放逐”，另一种是“贝壳流放”。这种翻译上的分歧给不熟悉希腊史的人造成了困惑，弄不清雅典人究竟是将人名写在了陶片上还是贝壳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笔者认为需首先确定“Ostrakon”()这种介质到底是什么，这样才能澄清“Ostracism”应译为“陶片放逐”还是“贝壳流放”。
        一、词义探析
        根据林德尔和斯科特编的古希腊语-英语词典，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a piece of earthenware，a tile，potsherd”，意为陶片、瓦片，另一个意思是“the hard shell of testacea，as snails，tortoises”，意为有壳类动物的甲壳，如蜗牛壳，乌龟壳等。①
        中文之所以会出现“陶片放逐”和“贝壳流放”两种译法，就是因为这个词有两种含义，据此对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人们用陶片当作投票的介质（即“陶片放逐”），另一个是人们用贝壳作为投票的介质（即“贝壳流放”）。但笔者认为，将中的翻译成“贝壳”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分别从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角度解释笔者的理由。
        首先，根据希腊文，的第二种意思翻译成“贝壳”并不合适，译成“甲壳”才较为贴切。词典中明确指出，是有壳类动物的甲壳，像蜗牛和乌龟之类的动物的甲壳，并非贝壳。
        如果要表示贝壳之意，希腊文中有一个更合适的词，即。与拼写相近，但是意义不同，它的含义有“an oyster”，即牡蛎，还有一个含义是“a purple used in dying”，指的是一种海螺。此外，希腊语的也是“贝壳”之义。但雅典人投票使用的是，而非或，如果他们使用的是贝壳，为什么不直接说或呢？因此，从希腊语语义看，将翻译成“贝壳流放”是不适当的。
        第二，从拉丁文的角度看，同样可以证明将Ostracism译为“贝壳流放”值得商榷。拉丁作家提到过雅典存在Ostracism制度。生活于公元前后的拉丁作家奈波斯在《外族名将传》里有几处提及雅典的这一制度，他使用的拉丁文短语是“testarum suffragiis”，②意即用testa作为投票的介质进行的放逐。与希腊文类似的是testa的含义也有两个，一个是陶片，一个是有壳类动物的甲壳。③对于贝壳这个意思来说，拉丁文中也有更好的词汇表示，比如concha和ostrea。concha泛指一切贝壳类生物，如牡蛎等；拉丁文ostrea也是牡蛎的意思。如果奈波斯认为投票的介质是贝壳的话，应该用concha或ostrea更为合适一些，为何他没有使用呢？笔者认为，奈波斯并没有将雅典人投票的介质理解为贝壳，因此他也就没有使用相应的词汇。
        由此可见，将古典文献中提到的和testa译成贝壳是不准确的，因此将Ostracism译成“贝壳流放”自然也是不准确的。但因为毕竟有两种含义，仍然存在着雅典人投票使用的是“陶片”还是“甲壳”的疑问，这就需要考古证据来加以解答。
        二、考古证据和欧美学界的解释
        欧美学界对于考古资料的研究对断定的含义具有决定意义。在19世纪，考古资料出土十分有限，欧美学界对的指代并不清楚，所以也有翻译成贝壳(shell)的情况，如英国史学家格罗特(George Grote)在他的名著《希腊史》中就模棱两可地说：人们投的票是贝壳或陶片(a shell or a potsherd)。④但随着考古发现逐渐丰富，学界对的认识逐渐明晰起来。
        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德国等国家设在雅典的研究机构开始对雅典的广场(Agora)和陶工区(Kerameikos)等地展开了系统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考古材料，如大量刻着人名的碎陶片的出土，这些材料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雅典“Ostracism”的认识。
        这些碎陶片数量非常庞大，而且显示出与雅典历史上的“Ostracism”有很强的相关性。奥斯特瓦尔德在《剑桥古代史》第二版中说，从1870年到1966年，人们一共发现了11000多件碎陶片，其中有9000余件是在雅典的陶工区发现的。陶片上面刻着130多个不同人的名字，比照史料文献中曾经记载过的被放逐的人，除了尼西阿斯以外，其他人的名字都出现了。⑤梅格斯(R.Meiggs)和刘易斯(D.Lewis)在他们编的《希腊历史铭文选》中，总结了陶片上书写的人名分布情况，截至20世纪60年代，历史上有名的那些被放逐的人，像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提德等，在陶片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⑥这些证据使人合理地推论：它们就是雅典公民在“Ostracism”投票中使用过的陶片。另外，根据朗(M.Lang)对雅典广场出土的关于Ostracism文物的考察，截至20世纪90年代，在雅典的广场上发现了可以确认的1145片陶片，几乎囊括所有种类的陶器碎片。⑦至于贝壳、甲壳之类的碎片则丝毫没有提及。这即是说，在雅典没有发现刻有希腊人名字的贝壳、甲壳之类的考古证据。这一事实表明，雅典人是将碎陶片而非贝壳或甲壳作为投票的介质。所以将Ostracism译成“贝壳流放”是缺乏考古证据支持的。
        在考古材料佐证的基础上，欧美学者对于Ostrakon的称谓逐渐统一成了陶片(potsherd)。较早的有英国古希腊史名家伯里(J.B.Bury)。他在后来梅格斯帮助修订的著作《希腊史》中提到Ostrakon就是陶片(a piece of potsherd)。⑧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剑桥古代史》第一版，沃克(E.M.Walker)把Ostraka（Ostrakon的复数形式）解释为希腊人对陶片的称谓，还补充说陶片的作用就是古代世界的“废纸”(wastepaper)。⑨20世纪中期以后，史家希格内特、哈蒙德等在其作品中都把Ostrakon解释成陶片。⑩可以这样说，经过20世纪上半叶考古资料的证明，关于“Ostrakon”所指陶片这个解释已在欧美学者中间达成共识，很少有人还持有“雅典人使用贝壳投票”的看法了。
        三、我国学界对“Ostracism”译名的认识过程
        20世纪上半叶，欧美学界关于陶片放逐的问题已经有了定论，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史学界对于Ostracism的翻译问题却有一个相对滞后和漫长的过程。
        建国以后，我国世界古代史主要借鉴了前苏联的学术成果，很多前苏联的译作，尤其是大部头的著作对中国世界古代史的影响很大。20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缪灵珠翻译了前苏联学者塞尔格耶夫的著作《古希腊史》，这本书对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译本的《古希腊史》中提到了Ostracism，是这样说的：“为了减少政治煽动，和预防国家有政变和僭主夺权的可能，克力斯提泥（就是克里斯提尼——作者注）设立了一种十分特色的‘贝壳放逐法’(ostracism)。贝壳放逐法的真相如下：每年春季召集一次非常的公民大会，用口头表决是否要举行贝壳放逐，换句话说，是否在公民之中有人危害公民的自由。假如指出了其人，便再召集第二次公民大会，那时候每个公民便在牡蛎壳上写下他认为危害公民自由的人的名字。”(11)在这本书的第226页有一幅插图，印的是一个刻有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名字的陶片，书中也翻译为“放逐忒弥斯托克利（就是地米斯托克利——作者注）的贝壳”。这本古希腊史是苏联大学教材，也是当时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不可多得的参考书，里面将Ostracism翻译成“贝壳放逐”、将书写名字的介质称为“牡蛎壳”的说法，被中国史学界当作一本重要的参考书。需要指出的是，缪灵珠先生对此的翻译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俄文原文明确地说公民书写名字的介质是черепке（原型черепок），(12)意为碎陶片，而在中译本中被翻译成“牡蛎壳”，笔者认为可能正是这个理解的误差导致我国学界长期对Ostracism的误解。
        1959年，由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1卷在中国翻译出版，里面也是采取“贝壳放逐”的译法，书中这样说：“为了防止新制度被敌人摧毁，实行了奥斯特拉基兹姆（остракизм），直译是‘贝壳放逐法’。贝壳放逐法乃是一种秘密投票的方式，每个投票者将认为危害现存制度的人的名字写在贝壳上。如果在计算票数的时候某名字重复了六千次的话，那么该名字的人就要被放逐十年，但不没收财产。”(13)这里的说法并不确切，比如对于“六千”的解释就与古典史料不符，(14)但是由于该书当时的权威性，“贝壳放逐”和“贝壳”似乎成了确定的译名。
        国内世界古代史学术前辈借鉴了很多前苏联译作的成果，但这并没有妨碍有些学者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考虑到Ostracism一词词根的双重含义，他们也对Ostrakon采用了不确定的双重译法，既译为“贝壳”，也译为“陶片”；对Ostracism既译为“贝壳流放”，也译为“陶片放逐”。1957年，吴于廑先生在其作品《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提到：“克利斯梯尼又创立所谓的‘贝壳流放制’，……由参加会议的公民把将被放逐的人的名字划在贝壳或碎陶片上。”(15)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中也提到，投票人使用的票是“贝壳或陶片之类的票”。(16)文革结束后，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处于恢复过程中，对Ostracism仍然依循过去的认识。1981年出版的《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中，对于Ostracism的译名仍然是“贝壳流放”。(17)顾准先生在《希腊城邦制度》中称Ostracism为“陶片放逐法”，但是他也说“每个人在陶片上或贝壳上写下他认为危害公民自由的那个人的名字”。(18)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学人有了更多地接触现代西方研究成果的机会，Ostracism被译为“陶片放逐”的做法逐渐占据主流，很多学术论文只用“陶片放逐”来指代这项在人类史上颇为独特的制度，如蔡连增《论陶片放逐法的内容和起源》、崔丽娜《陶片放逐制刍议》等。(19)尤值一提的是，攻读法律专业的胡骏发表了一篇《公元前5世纪雅典陶片放逐法考略》，(20)文中提及我国法律史学界大多将Ostracism翻译为“贝壳放逐法”或“贝壳流放法”，但是雅典发掘出来的考古材料都是陶片，因此应该译为“陶片放逐法”。这是国内学界第一次明确提出不应该使用“贝壳”而应使用“陶片”来翻译Ostrakon。但由于该文的影响有限，且作者并未对这一提法进行词源学以及史学史方面的考据，所以目前仍能见到沿用旧译的现象。
        总括言之，根据笔者对语义和考古证据的分析，可得出结论：在雅典的Ostracism制度中，(Ostrakon)应指陶片而非其他含义，因此将Ostracism译为“陶片放逐”符合原义也符合史实。过去学界将Ostracism译为“贝壳流放”，一则受到资料不足的限制，二则受到苏联史学译作的影响。目前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条件较过去有很大改善，统一Ostracism译名的条件已经成熟。
        收稿日期：2008-10-12
        注释：
        ①A Lexicon Abriged From Linddell and Scott's Greek-English Lexicon, London: the Clarendon Press, 1920, p.503,“”.
        ②Nepos, Cimon, 3,1.参见奈波斯著，刘君玲等译：《外族名将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Suffragiis原型为suffragium，“投票”之意。
        ③Latin Dictionary plus Grammar, Glasgow: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7, p.217, "testa".
        ④George Grote, A 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Earlist Period to the Close of the Generation contemporary with Alexander the Great, Fourth Edition, Bristol: Thoemmes Press, 2000, Reprinted from the 1872 edition, Vol.3, p.373.
        ⑤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5,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34.
        ⑥参阅Meggis and Lewis,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lnscrip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pp.45-47中的表格。
        ⑦M.L. Lang, "Ostraka", Athenian Agora, Vol.25(1990): 8.
        ⑧J.B. Bury and R. Meiggs,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Fourth Edition,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5, p.164.
        ⑨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6, p.151.
        ⑩C. Hignett, 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2, P.166; N.G.L. 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 Thi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21.
        (11)［苏］塞尔格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194页。
        (12)В.С.Сергеев，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й Греции，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ла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48，с178.
        (13)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48页。
        (14)按照古典史家普鲁塔克的说法，6000指的是陶片放逐生效的最低总票数，而不是针对某一人的票数，参见普鲁塔克著，陆永廷、吴彭鹏等译：《阿里斯提德传》，《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20页。
        (15)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1页。
        (16)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4页。此书中关于6000人的说法与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一卷是一致的。
        (17)《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18)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132页。
        (19)蔡连增：《论陶片放逐法的内容和起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崔丽娜：《陶片放逐制刍议》，《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20)胡骏：《公元前5世纪雅典陶片放逐法考略》，《法学》，2005年第6期。
     

    转自《史学集刊》(长春)2009年2期第41～44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