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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应北京大学的邀请，在北京作了4场演讲。总题目是“中国与她的邻居们，近与远，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000年”。4场讲座，以4个不同的时间框架，考量古代中国与早期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路径以及彼此联系。罗森认为，学者们常把中国的历史与考古学置于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内讨论，这与中国文明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不相匹配。 杰西卡·罗森是英国艺术史和考古学家，曾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多年，后担任牛津墨顿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副校长代表，也是英国爵级司令勋章获得者（DBE）。在西方学者中她是最活跃的中国考古与艺术研究者。 初见罗森是2005年。李约瑟研究所的梅建军教授介绍我到牛津去拜访她。英格兰的冬日，天气湿冷，我躲在墨顿学院的门房里避风。仰头观看楼内的古老装饰时，她推门进来，我们撞个正着，都吓了一跳。真正和她熟悉起来，是2013年。那一年，她应圣约翰学院的邀请来剑桥做“斯莱德”系列讲座。在8场讲座中，罗森深入地讨论了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那时我已博士毕业，在麦克唐纳研究所做博士后，与马丁·琼斯合作研究史前时代的“食物全球化”问题。当时，我正在思考农业传播过程中“接纳”与“拒绝”的问题。罗森对技术（或物质形式）传播过程中被拒绝与被转化的看法，对我产生了影响。 罗森教授治学视野广阔，读者在《祖先与永恒》一书中可领略全貌。关于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罗森的核心观点是：自公元前3000年（或前2500年）以来，中国一直以她自己的方式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这里的中国指中原地区），其社会与物质系统一早就呈现出“中国特色”。大凡传入中国的新技术，都要被本土化。中国只接受那些可以被本土化的新鲜事物，对难于转变的事物加以拒绝。比如青铜，原本作为一种武器技术在欧亚间传播。一旦进入中原地带后，很快与本地的祭祀传统融合，于是，武器变成有礼仪功能的炊具和酒器。金器则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金被拒之门外，原因可能是它很难融入建立在“赏玉”基础上的审美传统。 我的一个研究重点是农作物的长距离传播。和罗森谈话的一个焦点是，西方的农作物在向东传播的过程中，是否同样被“选择”与“转化”了呢？譬如小麦种植技术，在东传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品种丰富性但增加了季节多样性。在西亚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们种植有多种小麦。公元前2000年前后，只有面包小麦一种传入中国。此时盛行于西亚和欧洲的“一粒小麦”“艾玛硬粒小麦”和“斯佩尔特小麦”等都被东方的饮食传统所拒绝。与青铜的情况相似，小麦进入中国后似乎也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原有的冬季生长特征可能被改造成多季节生长。冶金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也遭遇了相似的抵抗。“考古材料本身只能告诉我们哪些物品从外面传入中国，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外来因素会在此时此地出现。”罗森说。 我们可以把中国的版图分为三个区域。以夏季风的北缘为线，有东南的“中原”与西北的“草原”地带。在这两个气候、经济、文化截然相反的地理单元的中间，有一个被罗森称为“中国弧”（China’s arc）的区域。“中国弧”的想法来源于童恩正“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假说，北起东北三省和赤峰地区，经内蒙古河套、陇东、青海东部、川西，连接西藏东部与云南。在“中国弧”的西侧，古代文化发展的步伐与欧亚大陆中心地区趋同。在其东侧，古代中国以独特的面貌示人，踏着不同于欧亚“草原”的发展步伐。而“中国弧”，是东西方交流的纽带。前面提到的种种“接纳”与“拒绝”都首先发生在这个中间地带。在罗森的许多论述中，“中国弧”和中国物质文化的抵抗力，是理解欧亚历史长时段效应的一把钥匙，是一个“超稳定结构”。 讨论这个地理结构必须首先承认一个基本假设：古代中国与西方早期社会（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欧洲）有本质上的差异。例如，新石器时代早期，生活在这两个区域的人群选择了不同的动植物进行驯化，创造了不同的饮食文化。差异还集中地表现在对物质形式的取舍上。中国文化对玉的推崇对应了西亚和欧洲对黄金的崇拜。物质形式的背后是观念，它们体现了社会价值的区别。“一个崇尚汽车所代表的速度与未来发展的社会，其所重视的价值与一个以供奉祖先的青铜器来体现个人成就的社会相当不同。”罗森说。 一定程度上，我认为罗森的讨论过于依赖中国与西方社会的不同性。如果我们将非洲和美洲大陆的情况也置于比较的框架下，自青铜时代以来，欧亚大陆古代社会所体现出的相似性，其实是很难忽视的。 1975年，罗森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是对1974年中国文物在伦敦展览的回访。她作为英国博物馆代表团的一员来到中国。那次访问中，她见到了夏鼐。在后来与中国学者更多的接触中，中国学者都给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近年来，她与中国学者交流很多，也招收中国学生。欧美学者很难真正以“中国人”的视角看待中国，而中国学者，有时又会受限于自己的东方视角。而杰西卡·罗森本人，正是那个沟通东西的“中国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