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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长期研究欧洲的宗教。宗教因素或文化因素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答：我认为宗教或文化因素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些作用很难用三言两语讲清楚，如果一定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我认为有三个要点： 1、欧盟创始六国执政党当时几乎都是天主教色彩浓厚的基督教民主党，几位欧盟创始人如舒曼、加斯佩里、阿登纳等几乎均有天主教背景。某种程度上，欧洲或明或暗实际上存在着文化分界线，如天主教比较强势的欧洲国家几乎都是支持欧洲一体化的，而新教为主的国家如北欧国家，对欧洲一体化的看法是不同于那些天主教占优的国家的。天主教文化乃是欧洲一体化进程早期的另一种推动力量。 2、近二十年来，与宗教相关的问题频频进入欧盟的政治议程，成为了欧盟各阶层的公共话题，如：移民、堕胎、同性恋、头巾法案、十字架判决（Lautsi v. Italy）、土耳其入盟等话题。特别是2002-2004年期间，欧盟宪法条约的序言中是否写入上帝和基督教渊源的争论，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3、《里斯本条约》第17条（Article 17.3 of TFEU）堪称欧洲政教关系史上里程碑意义的条款，其中第3款强调了宗教组织与欧盟之间的对话：“联盟承认教会和非宗教组织的身份和他们的特殊贡献，应跟这些教会和组织保持开放、透明和定期的对话。” 里斯本条约生效以后，第17条成为具有法律效力条款，使得远离欧洲政坛长达三个世纪的宗教组织以合法的身份重返欧洲的政治舞台。可见，对欧洲的研究如果不对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中宗教和文化因素重新认识和关注的话就难免会出现偏差。应该说，长期以来宗教因素或文化因素在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方面，人们长时间据以分析欧洲一体化的理论，无论是联邦主义、邦联主义、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还是政府间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等理论，都忽略或不擅长探究文化因素在欧洲一体化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种情况直到建构主义理论参与到欧洲一体化研究中来，局面才得以改观。建构主义理论注重身份、文化、观念、主体间性、社会化等方面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过去诸种一体化理论的不足。另一方面，马约之前，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和成就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马约签订后才确定了建立政治联盟的目标。随着欧洲一体化在政治领域的深入，欧盟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基础的重要性才得到凸显。 问：许多人在分析欧洲债务危机时常批评希腊人工作不勤奋。你认为这样的批评有道理吗？换言之，欧洲债务危机在多大程度上与宗教因素或文化因素有关？ 答：希腊人工作是否勤奋，或者说希腊人是否懒惰，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导致大家认为希腊人懒惰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印象：希腊人工作时间太短，希腊人退休太早（人均53岁）。然而这两种印象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已被“经合组织”（OECD）和“欧洲生活品质与工作环境改善基金会”（Eurofound）的统计数据彻底颠覆。 “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希腊人的工作时间在全欧洲反而是最长的，以2011年为例，希腊人均年工作时间为2032小时，而荷兰、德国、挪威、法国等国的人均年工作时间最短，荷兰1379小时，德国1413小时，挪威1426小时、法国1476小时，均远远低于希腊人的2032小时。至于退休年龄，“欧洲生活品质与工作环境改善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以2005年欧盟27国为例，退休年龄最早的不是希腊而是斯洛文尼亚（58.5岁）、马耳他（58.8岁）和法国（58.8岁），希腊的退休年龄为61.7岁排名比较靠后，退休年龄最晚的为爱尔兰（64.1岁）和瑞典（63.7岁）。 按理说，希腊人工作时间如此之长，退休年龄也不算早，那么人们却总是认为他们懒惰，认为他们工作不努力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呢？“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还显示，虽然希腊人的工作时间最长，但是工作效率和生产力却十分低下，而工作时间较少的荷兰、德国、挪威、法国的生产力却名列前茅。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就不能不提到遍及整个希腊社会的贪腐文化。 某种程度上讲，希腊的贪腐文化就是导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对欧盟27国腐败印象的调查显示，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排名最末；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研究显示希腊的反腐败在欧元区16国中排名倒数第一。不少专家指出希腊社会中存在着无处不在的庇护主义（clientelism），红包（fakelaki）和政治献金（rousfeti）。 希腊政党谋求权力的初衷并非为了百姓的福祉，权力寻租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在希腊，执政党以提供工作和福利（由普通纳税人提供资金）作为对其支持者的回报变得合法。 可见，希腊虽然是民主和文明的发源地，却远离了现代文明光辉的照耀。由于个人权利概念的缺乏，希腊人的“公民意识”非常淡薄，使得希腊成为了一个“公民社会”十分缺乏的国家。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跟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有关，也跟希腊占主导地位东正教的影响密不可分。 问：国际上有这样一种观点：伊比利亚半岛的天主教文化鼓励人民享乐，大手大脚地消费；而英国的新教则相反，鼓励人民努力工作，提倡节俭。这两种不同的宗教扩散到他们在美洲的殖民地，从而形成了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不同的文化。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答：这个观点跟著名的“韦伯命题”的影响密切相关。简单讲，“韦伯命题”认为新教伦理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天主教伦理乃至于非西方的那些宗教伦理则无法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天主教伦理和新教伦理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天职观”不同。所谓的“天职”是指上帝委派的工作或任务。韦伯认为天主教的“天职观”将侍奉上帝和世俗工作相互分离，认为世俗活动只是肉体的事，虽然必不可少，也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但并无任何道德优越性。新教的“天职观”则非常完美地将侍奉上帝和职业劳动融为一体，认为荣耀上帝的最佳方式不是绝世独立，弃世修行，而是加倍努力勤奋地工作。韦伯认为新教的伦理体现为一种新的禁欲主义，即让自己世俗的一生包括职业活动跟上帝保持理性的一致。 一个世纪以来，“韦伯命题”曾引起了大小无数的争论，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某种程度上看，“韦伯命题”似乎能够解释当今天主教为主导的国家和新教为主导国家的现状，如北欧和南欧的差异、北美和南美的差异等。不过，“韦伯命题”仍有其局限性。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之外，韦伯对天主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考察时，忽略了意大利等天主教的资本主义国家。天主教伦理也并非一无是处，已有不少学者论证了天主教精神对全球化的贡献。 另外，欧洲一体化的早期，天主教的力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欧盟创始六国的执政党几乎都是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基督教民主党。而北欧国家和英国这些新教国家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则远逊于这些国家。 问：一方面，我们必须抛弃“文化决定论”；另一方面，我们在分析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时，还不得不考虑到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答：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求真，力图达到“全象”乃是学者终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然而由于人类自身的缺陷，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研究方法都决定了我们触摸到的仅仅是“全象”的一部分。文化决定论的问题就在于错把局部当“全象”。要克服文化决定论的错误，首先就要承认并正视文化研究方法的不足，并尽量将其他研究方法的成果纳入视野，尽量去描绘“全象”，尽管这个“全象”或许是个无法达到的目标。 问：欧洲人在推动一体化的道理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他们同时也信奉多元化。在你看来，欧洲人是如何应对多元化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的？ 答：我认为欧盟在应对多元化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时，迄今为止，并不成功。过去几十年欧洲一直奉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政策，但这种政策正面临着广泛的质疑。前年和去年欧盟的两位大国的首相英国的卡梅伦和德国默克尔先后宣布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已经彻底失败，而挪威32岁的布雷维克更是以一种极为血腥的方式宣告多元文化主义的破产。 一直以来，欧盟将多元文化主义奉为解决多元和一体矛盾的灵丹妙药，几十年后，欧盟的成员国的政治家和百姓才猛然发现，欧洲多元一体的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21世纪以来，欧盟一直处于两种力量的夹缝中：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来族裔的骚乱以及血案（特别是英法的青年穆斯林）；另一方面，则是以反移民和反多元文化著称的极右势力日渐壮大。欧洲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最大问题就在于造成了社会的支离破碎，很多外来少数族裔移民，在各自的社区形成与主流文化隔绝的“文化飞地”，并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 这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让欧洲人深深认识到，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入不会自动发生，仅仅对这些外来族裔的文化包容和尊重还是远远不够的。眼下欧盟大力提倡跨文化对话（Interculturalism）用它来取代业已破产的多元文化主义。为了推动欧洲外来移民的真正融入，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将2008年定为“欧洲跨文化对话年”，并开展了一系列与社会融入相关的活动。这种应对模式是否会成功？还需要拭目以待。 问：能否请你为研究欧洲问题的学者推荐一本有关欧洲宗教的“必读书”？ 答：我认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菲利普•詹金斯教授（Philip Jenkins）的God's Continent: Christianity, Islam, and Europe's Religious Crisis值得一读。该书对研究欧洲问题的学者把握当今欧洲宗教的情况有重要参考价值。该书最值得注意的观点是对学术界较为流行的欧洲的基督教已经衰落，欧洲将被伊斯兰文化主导的悲观论调进行了反驳。在这本著作中，菲利普•詹金斯研究了欧洲穆斯林以及其他宗教信徒的出生率，发现近年来欧洲移民并非都是以穆斯林为主，其中有大量来自亚洲、非洲、和东欧的基督教背景的移民，正是这些大量的基督教移民给欧洲的基督教带来了活力。菲利普•詹金斯还认为，虽然欧洲基督教和伊斯兰文化存在一定紧张关系，但对这两种宗教来说，真正的困难和考验却是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世俗主义文化。 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研究欧洲宗教的过程中有什么体会？ 答：我的第一个体会就是欧洲宗教在欧洲问题研究中非常重要。可能跟学术传统有关，西方有大量的学者投身到跟欧洲宗教相关的研究中；而国内的宗教学研究起步较晚，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缺乏。第二个体会就是，欧洲宗教非常复杂对研究者有较高的要求，必须花大力气和的大功夫才能学好。第三个体会就是，社会上有不少人对宗教持一种较负面的看法，难免不会影响到研究者客观中立的立场。还有一个体会就是宗教类的文章投稿和发表难，一方面是这方面的刊物太少，另一方面，很多杂志没有开设这样的栏目，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审稿专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