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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1906年，著名探险家、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也就是被今人认为很可能的精绝古国所在地发现了少量汉简。次年，他又在敦煌一带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700多枚汉简。这被中国学者们认为是近代中国简牍发现的开端。这批最早的实物连同敦煌、酒泉等地后续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发现，总计数万枚汉简被统称为“敦煌汉简”。 不过，在“地下挖出的古书”这个范畴内，敦煌汉简并非最耀眼的，近世马王堆汉墓简帛、银雀山汉墓竹简、清华简，甚至海昏侯汉墓竹简的风头都已超过了敦煌汉简。而且，“地下挖出古书”的故事也并不只发生在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曾发表著述认为，古籍的发掘、整理历史上早已有之。最有名气的两次古书惊世发现，一次是西汉的“孔壁竹书”，另一次就是西晋时在河南发现的“汲冢竹书”。 壹 汲冢竹书 1700年前的“藏经洞式”惊天发现 在今天卫辉市西南不远有一处汲冢遗址，就是“汲冢竹书”的发现位置。1700多年前的西晋初年，这里还叫做汲县，一个叫不准(fǒubiāo)的盗墓贼经过预谋，偷偷挖开了一座魏国诸侯墓，意外的是，墓里没有很多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却是成片成捆的竹简，上面写着“蝌蚪文”。竹书对盗墓贼自然无用，为了照明，还拿了一些点燃，但此事被时人发现后却震惊全国，官府介入后，从墓里整整拉出来十车竹简。 墓主人是谁？当时的研究者已经搞不清，究竟是魏襄王还是魏安釐（xī）王？不过这不重要，如此巨量的“古书”，让身在洛阳的晋武帝也非常关心。他任命当时手下最好的学者中书监荀勖（xù）、中书令和峤等人负责对这批资料进行整理。 曾对河南简牍发现历史做过系统研究的文化学者王宁告诉记者，根据《晋书·束皙传》的记载，虽然照明烧掉了部分竹简，余下的竹简仍有75篇、10余万字。其中发现的《纪年》，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竹书纪年》有十三篇，记录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上下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一直讲到战国魏安釐王二十年。更为难得的是，这些资料的形成年代很早，《竹书纪年》之所以知名度比肩《史记》，就是因为它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逃过秦始皇焚书事件的编年通史，其内容也与《史记》颇多印证。 “其实，汉代的学者已经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寻找古书的努力。为什么？因为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大量典籍遭到毁灭性破坏，致使汉代寻不到五经原篇。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王宁说。汉宣帝时，河内郡也就是现在焦作一带女子拆除旧屋时发现《尚书》一篇，才将《尚书》定为21篇。而汲冢竹书里，除了《纪年》，还有《易经》《公孙段》《国语》《名》《缴书》《大历》《穆天子传》等，内容非常丰富，均为重要文化典籍。由此，史学界曾把汲冢竹书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发现《尚书》等古文、殷墟发现甲骨文、敦煌发现藏经洞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汲冢竹书重见天日之后，在漫长的历史中也经历了颇多曲折。由于竹简散乱，荀勖、和峤二人初步考订“蝌蚪文”为战国文字，研究成果被称作“荀和本”，又为初释本《竹书纪年》。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似乎并没有把全部竹书都整理完毕，而且初释本存在很多争议。晋惠帝时，命秘书丞卫恒继续研究，但永嘉之乱中卫恒被杀，后束皙接续工作，做出了《竹书纪年》的“卫束本”。永嘉之乱中，竹书原简散失，“荀和本”“卫束本”得以流传，不过，数百年后，它们没能安全度过唐代的“安史之乱”以及五代乱世，也逐渐散失。今天我们看到的《竹书纪年》，实际上是明清以来学者根据古书引用的竹书材料所形成的版本。国学大师、考古学家王国维曾作《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成为当今竹书研究的重要资料。不过，当今学者仍然认为，《竹书纪年》是中国悠久的考古传统中最伟大的文献发现。 贰 猜字游戏 古人怎么看待他们的“古书”？ 汲冢竹书曾被叫做“蝌蚪文”或者“蝌蚪篆”，用蝌蚪来形容先秦古文非常形象，这并不是今人的发明，汉唐之间的古人就这么叫。由此也涉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古人怎么看待比他们所处时代更早的文字？在他们眼里，它们也是看不懂的天书吗？ 河南省社科院古文字学者齐航福告诉记者，很多古时候就已发现的古籍，尽管因为版本流传等因素存在真伪争议，但它们的发现、整理过程多被历代学者记录下来，特别是数百、上千年前中国学者在面对陌生的古籍时所遇到的问题，与今天十分相似，而他们摸索提出的解决办法，给了今人颇多参考。 比如，在王国维眼中与《竹书纪年》的发现意义同样重大的“孔壁竹书”，是汉武帝时藩王鲁恭王刘余拆毁山东曲阜孔子旧宅来扩建其宫室，在孔氏墙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及其他经典。因为这些经书都是用战国时六国文字写成，与汉代通行的隶书不同，时人同样是看不大懂的。这批经典同样交到了当时最有学问的儒学家孔安国手中，孔安国便把这种古文《尚书》中的六国文字转写成汉代的隶书，后人把这种用隶书的笔法来书写古文字的字形称之为“隶古定”。迄今，隶古定这一方法仍为学者们所采用。 那么，类似于汉代海昏侯墓所发现的竹简，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其释读是否如古代一样艰难呢？齐航福认为，汉代隶书跟今天的汉字差别不大，这种释读跟今人对甲骨文的释读并不相同，相对而言，隶书更加容易辨认，但“字好认”并不代表整理、释读就很容易。 首先是竹简的数量比较多，在散乱的情况下，如果这些竹简并非同一部古籍，包含的书目、篇章会比较多，重新排列有一定难度；其次，中国古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至汉代，思想、学说是复杂的，一篇陌生的文章或者一部古书并不一定就像看起来的那样一定属于儒家、法家或者道家，可能各家思想中都隐含同一理念，所以一篇文章到底属于“哪门哪派”要综合考量，还要注意文献的不同版本和大量的异体字。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学者门艺受访时也表示，从甲骨文开始，汉字是一脉相承没有中断的，汉字所记载的历史和文明也从来没有中断过。汉晋时期的学者，对于新出土的用战国文字写成的古籍还可以认识，因为去古未远，字形的变化还没有那么大，再加上读音、意义也不像后来发生了很多巨大的改变，因此他们大都可以认识。到了宋代，学者们对于当时出土的青铜器上面的钟鼎文字（金文），参考《说文解字》《三体石经》等“工具书”，也认出了不少，并且他们也把自己的成果传给后人，形成了新的“工具书”《汗简》《古文四声韵》等。由此，近现代的学者，虽然距古甚远，因有前人的成果，就像考古学家罗振玉先生所说的，“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连同几千年前的甲骨文中的常用字也能比较容易地认识了。 门艺还认为，西周以后的文字材料有比考释商代文字更为优势的条件，传世古籍逐渐增多，越晚出的文字材料，可以用来比照的文献就越多。不过对学者来说，任何单个古文字的考释都不是简单地对照和比较可以得来的，其考释不仅是把字形与后世字书的字形进行比较，还要分析其偏旁，以使其在整个文字体系中毫无扞格之处，有时也要解决读音方面的问题。所以对于疑难文字的处理，无论哪个时代的文字，学者们所付出的努力是一样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