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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古报告：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严文明先生在《关于编写考古报告的谈话》（1990年）中，说：“我认为任何考古报告都应该是田野考古工作的忠实记录和集中表述。……考古报告质量的好坏，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考古工作和研究的水平”。2000年前后，《中国文物报》开设过“理想的考古报告专题讨论”专栏，发表了多篇值得深入思考的好文章。新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中，专门提到：“国外学术界对田野考古学除了承认其在野外工作期间对遗址堆积形成过程肩负研究责任之外，并不强调整理阶段的主动性研究任务，反而只是把资料整理水平的提高看作是对学科研究水平发展的自然的反馈过程。一项田野考古工作提供的资料可否在今后的研究中充分发挥作用，不仅是由报告质量决定的，而是更长远地依赖考古资料是否得到妥善收藏管理和开放。这个立场方法，值得借鉴”。 考古报告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报告的科学性和可读性直接关系到考古学科的发展和文化遗产的传承。所以，关于考古报告内容和形式的讨论将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课题。有一些学者可能田野考古发掘和整理工作做的少，又刚好抓住了不少考古报告的不足，十年前曾提出“考古围城”一说。杨泓先生就曾经表示“前些年《读书》杂志的某些人发起关于‘考古围城’的讨论时也问过我的意见，我很客气地表示我不想碰这个。其实这很简单，‘围城’这个词是钱钟书提出来的，是城里的人要出去，外面的人要进来。可是写考古报告的人没有要出来。考古报告就是一个客观的东西，读不懂的人想进来有点摸不着头脑。”[1] 贰对客观内容科学表述的载体：纸张、开本、插图与结构 当然，考古报告对于客观内容的科学表述，形式上除了需要不断地讨论和完善，在符合科学客观的前提下，作为永久性记录的文化遗产属性的文字和图片，应该做到方便检索、方便阅读、方便理解，《中国文物报》关于考古报告内容和形式讨论的出发点应该就是如此[2]。最近十年，考古报告出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一些优秀考古报告可圈可点，这其中体现了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也凝结着考古报告编辑的智慧和导向。 2013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编辑的《萧山柴岭山土墩墓》（文物出版社，2013年）就是一部值得评述的优秀报告[3]。 《萧山柴岭山土墩墓》 关于报告选用的纸张。考古报告纸张的选用是一个专业问题，曾经因为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一些考古报告的纸张或考古论著的纸张有很不尽人意之处。1995年我们在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时，严文明先生就曾形容198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仰韶文化研究》选用的纸张就像“草纸”，文字插图“力透纸背”，黑白图版也模模糊糊，就是因为钱的问题。2009年文物出版社增订版的《仰韶文化研究》就完全换了新的面貌[4]。 严文明先生《仰韶文化研究》的两个版本 最近些年，一些报告有全选用铜版纸的，如最早我们研究所出版的《瑶山》、《反山》等就选用这类纸张，《跨湖桥》和《邱承墩》也是，最近有越来越多之势。这类纸张，看上去豪华，保存状况也很好，但是很不适合作阅读笔记，如果要用水笔在上面做标识和评语，不但不容易干，而且干了之后会潮，会沾粘。考古报告与文物考古类的图录性质上毕竟还有所不同，我觉得类似《萧山柴岭山土墩墓》所选用的纸张就不错，据报告编辑谷艳雪女士告知，《萧山柴岭山土墩墓》正文为100克全木浆纸，图版为128克铜版纸，这样的报告厚实，写字、扫描都很方便。 关于考古报告的开本。一般考古报告的开本有16、大16、8开等。开本的大小无非取决于两项因素：内容和门面。《反山》、《瑶山》选择的是大16开，当时我们和文物出版社决定后，吴汝祚先生曾对我说：为什么要大16开？以前都是16开，一大摞放在书架上突兀，还可能挤不下。现在看来，大16开似乎是考古报告的主流了。8开本的考古报告旧亦有之，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城子崖》就是8开，史语所到台湾之后出版的《侯家庄》系列和《大司空村》等都是8开本。不过，我也注意到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出版的《曲冰》、《大马麟》等还是16开。大部头的8开本考古报告，大陆出版的重要的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定陵》、《天马——曲村》和《牛河梁》等。这些报告，本身的考古材料就是石破天惊，选用最好的、最合适的纸张，做成大开本，虽然阅读时不适宜捧着，但是大气，震撼。 我认为一些普通内容的考古报告，或者说报告的名称很响亮，但是遗迹和器物并不复杂的考古报告，野外照片和室内器物照片也一般的报告，就没有必要用亚光纸，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大16开。三峡重庆库区的考古系列报告就如此，目前已经出版的内容多一般，线图和照片更一般，虽然报告是成系列的多册，不如低调朴素一些为好。 关于考古报告的插图。考古线图是考古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册新的考古报告，我们一般总是先翻阅插图，关注插图的科学性和精美性，考古报告插图的科学和精美直接关系到考古报告的质量。为什么要有考古绘图？考古学是根据古人留下的遗迹、遗物等物质遗存研究古代社会的学科，田野作业是考古学的基础，文字、绘图和照相三位一体则是考古学的基本记录和资料。相对于归属于遗产类的不可移动遗迹和可移动遗物，这些记录和资料是遗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们流传的可能更为长久，所以，从这一层面上看，这些记录不仅是考古学的基础资料，不仅是记录的具体说明，更是“物质文化遗产”。“三位一体”的考古资料中，绘图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方寸之地科学地表现器物和遗迹的基本特征和结构，属于用心的工作。文字记录虽然便捷，有条理，但属于抽象思维的形式，更为形象的是图形，从原始文字起源甚至更早开始，图形一直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直至今天还所谓“读图时代”、“有图有真相”。照相和绘图都是对客观对象的一种有意的记录，照相更侧重视觉上的立体轮廓，而绘图则利用正投影原理，可以清晰地表述遗物、遗迹的外形和结构组成。这也是照相技术出现及数码技术的进步后，考古绘图一直存在的原因。考古绘图所必须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做到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5]。《萧山柴岭山土墩墓》的插图，虽然一些器物剖面后的内视部分，有些线条有缺失，一些器物除了剖视线之外，尺子在一些地方用的过度，但总体上值得肯定，尤其还特意在原始瓷的线图上表述了釉的分布，是迄今为止土墩墓简报和报告中线图质量最好的。 《萧山柴岭山土墩墓》插图举例 相比之下，我们研究所编辑的《印山越王陵》、《独仓山与南王山——土墩墓发掘报告》、《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德清亭子桥——战国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等这一阶段的考古报告，虽然在文字叙述和图版编排上非常可圈可点，但是线图质量要差得多，尤其是器物插图，线条呆板，过度用尺（指在描绘器物外形轮廓时多用直尺，我称之为“过度用尺”），上墨清绘时也没有粗细、断续之分[6]，与考古报告插图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德清亭子桥——战国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插图举例 考古报告中线图公布的形式，也有多种。如，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比例的，这其中在同一题图下，还会有多个不同的数字，如1/2、1/4等，眼花缭乱。又如，器物序号和题图说明跳跃，尤其是分型分式的前提下，如7-9. ⅢC（M5:2、……）等等形式，不胜枚举。这种情况下，读者如果要清晰地阅读理解，只好在器物图下方另行写字标识。2006年出版《毘山》报告时，我与编辑黄曲女士进行了讨论，凡是墓葬中涉及的出土器物，均直接在图下标识序号。这种形式，200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潜山薛家岗》、200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南河浜》也做了尝试，我认为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好形式。《萧山柴岭山土墩墓》做的更彻底，干脆把型式和器名连同编号一并标识在线图下方，更进了一步，更加方便了阅读。我在编写《毘山》时，征得编辑黄曲女士的认同，把一些器物上难以用点线准确说明的特征直接用适当的文字标识在线图上。日本金泽大学中村慎一教授拿到报告后，曾经对我说：这样的形式在中国考古报告中还是第一次，值得肯定。这是在参加中日合作桐乡普安桥遗址考古发掘和整理绘图时保留下来的好习惯，当然，如果把考古绘图直接交予计件计时的技工师傅们，不做要求，就很难做到了。所以，我认为在一些需要重点突出特征的插图上，做适当的文字说明，也有助于阅读。《萧山柴岭山土墩墓》D30的平剖面图上直接用描述性文字标识了堆积情况，为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然如果再加上堆积序号，与正文的文字结合，就更完美了。 《毘山》插图及彩版举例 关于考古报告插图中的彩色标识。可能主要是因为经费的原因，插图的加彩受到了限制。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萧山柴岭山土墩墓》在D30平剖面图、土墩分布图和分期图上加了彩色，很方便读者的阅读。我和王明达先生在编写《反山》报告时，曾经与编辑张昌倬先生讨论过，反山那些复杂墓葬的平面图，是不是可以用彩色对不同种类的器物进行标识？但是，因为成本太大，又因为当时野外记录存在一定的缺陷，最后不了了之。彩色标识的目的就是方便阅读和记忆，国外的考古报告经常使用，我们做得少。《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南京市北阴阳营第一、二次的发掘》图四“北阴阳营34坑墓地平面图”，还用红色实心和空心表示墓葬所处的地层。三十多年以后的199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北阴阳营》图五中，反而没有了，真是极大的退步啊。 北阴阳营简报和北阴阳营报告的插图 考古报告的图版也是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由于经济状况的好转，考古报告的图版开始从前彩版、后黑白版改进为全彩版。图版的质量当然取决于摄影和印刷，但是形式也很重要。《萧山柴岭山土墩墓》尝试采用了新的方式，不仅是美编的突破，而且节约了空间，让信息扑面而来，在视觉上颇赏心悦目，值得肯定。文物图录不同于考古报告，为了需要特别的效果，美编会走些偏门。如《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1）[7]，第56页的“红山文化玉鹰”，器物高3.5厘米，图片大小4.2×3.9厘米，约占16平方厘米，而图录为大8开，大小37.5×26厘米，达975平方厘米，器物面积仅占开本1.6%。就不是考古报告所效仿的对象了。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图版举例 关于报告的章节。《萧山柴岭山土墩墓》的章节形式除了第一章前言外，依次为“综述”、“分述”、“分期与年代”和“结语”，我觉得也可以，但是“综述”与“分期与年代”脱节，似乎美中不足，“分述”中也没有“小结”，对于不太了解土墩墓情况的读者来说，每个土墩、以及土墩中的墓葬的情况，尤其是年代等，有必要在小结中进行简约的总结。这种小结的形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写的《三门峡虢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9年）就做的很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写的《平顶山应国墓地》（大象出版社，2012年）顺用了这种方式，虽然写的过分详尽，但是对于读者而言，检索和延伸阅读非常方便。实际上，这类小结的写作难度非常大，完全体现了报告编写者的业务水平，曾经有某报告为了单方面尝试考古报告要走向大众，在报告中开辟“发掘者说”，把自己的水平真实地和盘托出，难免会“说”不少题外和外行话，这就要有所选择了。 叁具体内容的商榷 总之，《萧山柴岭山土墩墓》考古报告是一册值得肯定、值得阅读的考古报告。在具体的内容中，阅读后还觉得有以下一些问题值得再讨论。 一些已经约定俗成的概念和定名。如：“挡土墙”，D1石室的结构分为墓壁、护坡、挡土墙和封土（报告第68页图3-1-1），实际上前三者是一个有机组合的整体，共同构建成横截面呈梯形的墓室（石椁），“护坡”和“挡土墙”可能存在着先后的关系[8]，但这些名称总觉得有值得再讨论的地方，是否可以考虑“石室内壁”、“石室外壁”等名词？“墓内填土”亦然，实际上是墓室内的淤积和倒塌土，与人工的“填土”不同。 萧山柴岭山D1 又如：关于一墓多组器物的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不但涉及多组器物群的年代跨度，更涉及石室多次的开合是不是方便进出？如果石室不塌，还能方便进出，多组器物的摆放规律是否有意呢？如果有意的话就要考虑这一行为的“记忆”。如D4，三组器物依次为春秋中、西周晚和春秋晚，分别位于“前室”和“后室”（报告第88页图3-4-3），前、后室最狭窄的地方也就是1米宽左右，春秋晚期最后抵达“后室”，需要越过器物摆放密集的西周晚期器物群，这很不容易，如果考虑到这些石室内原来或可能存在棺之类的葬具，那么困难就更大了[9]。在长兴便山土墩墓的发掘中，“同件器物的碎片分散在较远的不同部位” [10]。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话题，涉及当时丧葬礼仪和社会变革等一系列的问题，不会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简单，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更希望今后田野考古在埋藏学上有新的突破。 萧山柴岭山D4 另外，D30M1是如何火烧的？我没有到过现场，也不是火灾方面的专家，只阅读报告文字和图版，很难把这一过程链串起来。 萧山柴岭山D30M1 另外，报告认为两面坡的墓室和截面梯形的石室“应该都是一种独立发展的葬制”（报告第330页），这一认识还可以讨论，两面坡的墓室，也就是椁室，也可能是当时建筑的直接反映，那些包裹的多层树皮可能就是茅茨的象征，石室只是改变了建材而已。 总之，《萧山柴岭山土墩墓》是一部优秀的江南土墩墓考古发掘报告，体现了发掘、整理、编辑出版者的辛勤劳动，迄今为止，土墩墓考古报告也仅《独仓山与南王山》、《萧山柴岭山土墩墓》两种，苏浙两地的土墩墓发掘数量却不少，我们殷切地希望更多更好的土墩墓考古报告出版，促进这一时期土墩墓的发掘和研究。本人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仅负责过申浙苏皖高速公路长兴卞山段（便山）一座小型石室墓的发掘，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2014年8月写就 2017年5月再修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