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两种历史视域的缘起与形成 当下史学界所讨论的“传统世界史”与“新世界史”这两种历史视域，其学理端绪源远流长，远可回溯到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且此后的流变中曾一度此消彼长。只是到了20世纪初，随着世界各地联系的日益密切与影响整个人类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随着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学术研究取向的多元化，这两种视域才逐渐出现明显的理路分野。 历史研究注重史料的搜集与运用，注重历史证据的展示与分析。历史研究的主旨乃“鉴古知今”，是为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借鉴、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相互封闭、信息沟通不畅的传统社会，由于条件以及能力所限，更由于关注历史的兴趣与主旨所制约，史家的视野往往聚焦在某个国家、地区或政治、军事、文化某个专门领域，希冀在其可以把握的历史空间与时间之内探究范畴相对集中的历史现象，著述可以鉴世传世的“信史”。因此，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主要叙述波斯和希腊之间的征服与反征服战争，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探究的战争范围则进一步限定在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及其盟国之间。也正因为如此，古罗马史学家给我们留下的几乎都是这类历史视野中产生的著作，如李维的《罗马史》、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以及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等。到了中世纪，这样的历史视域延续不断，众所周知的“蛮族四史”②即《哥特史》、《伦巴德人史》、《法兰克人史》、《英吉利教会史》以及《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和稍后的诸多英格兰王国的编年史，皆属此类。 然而，突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来观照历史的视野在传统社会并非绝迹。这是因为在古代，即便国家之间的联系比较少，但在争夺资源乃至战争时期，周边地区、国家对某个国家的发展仍会产生影响，有时甚至是重要的影响。因此，古人在考量历史时，必定要尽可能拓展历史空间的视域，打破国别的界限，从更大的范围中总结国家的兴衰成败之理。希罗多德力图将希腊城邦之外的北非、西亚等地区及其中的国家纳入自己所知的“世界”之中。罗马史学家波利比阿的《历史》，不仅记载罗马的历史，而且力求记叙他视野中的“世界”的历史，地中海沿岸各国、各民族的历史都占有一定的比重，其中蕴含他所知的有关“世界”的“整体”思路萌芽。不过，这一萌芽却是以罗马帝国的大一统为轴心的。在他看来，“命运使整个世界和它的历史倾向于同一个目标，即罗马帝国”③。 至中世纪，随着欧洲文明圈的逐渐成形及其与“东方”接触、碰撞的增加，欧洲人的历史眼界进一步拓展，但并未产生真正跨地区的史学作品。不过，这一时期在基督教“神本”世界观的熏陶下，新兴的基督教史学开始带有明显的“普世性”特征。从一开始，教会史学就力图“把希腊和罗马史书中的年代与犹太和基督教历书中的年代统一起来，以便编撰一部全人类的通史”④。然而，在“神本”信仰的制约下，教会史学家留给后世的也只是阐发神学信条与教义的经典以及本应归类于专门史范畴的圣徒传、教皇本纪之类的著述。到了近现代，上述这两种历史视域随着学术发展、社会变化而渐次定型并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分野，并且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兴起和地区政治格局变动的趋势、学术研究的拓展尤其是19世纪历史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定型，不仅让史学家的视野逐渐聚焦在国别史、地区史的范畴，而且注重历史证据的搜集与运用，这是启蒙时代以来的近代历史学的一个明显学术趋势。德国著名史学大师所创立的兰克学派，在这方面完成了奠基式的工作。他们注重研究国别史、“王朝史”、军事史、外交史、“人物—事件史”，强调用史料本身说话，以建构“科学的历史学”。兰克本人就本着“求实”、“求真”的精神，写出关于英国、法国、普鲁士历史的卷帙浩繁的多种著作。同时，兰克学派也有在国别史、地区史的基础上建构“世界史”的想法，兰克晚年时就着手写一部《世界史》。在他看来，在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中，一代代地传承了历史的遗产，这就是“物质和社会进步、宗教与天才的创作以及把人类连结和统一起来的对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的回忆”，其中蕴含着在民族问不断流传的“一种普遍的历史的生命”，而东方民族远离历史主流的说法应该摈弃。⑤基于这样的视域，兰克撰写了从希腊罗马到1453年4卷本的《世界史》，但由于能力和精力有限，该著作并未涵盖东方国家和地区。这样的尝试并未掀起大的学术革新，相反，兰克学派建构的由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组合的“传统世界史”学理框架，却对西方乃至东方的史学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与此相应，在反殖民主义斗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兴起的东方国家史学，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兰克的理路，聚焦民族发展、国家兴亡的历史。 实际上，兰克曾萌发的整体思考历史的理念，在他之前就已在西方开始发轫，并最终形成一种日渐成型的学理模式。自16、17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殖民扩张之“西力东渐”浪潮的涌动，与随之相伴的“西学东渐”即西方文化的传播，导致了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之文明的激烈碰撞，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逐渐连成一体的趋势开始显现。这一趋势在20世纪以及当下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益发明朗，与此相应，定型化的跨国别、跨地区的历史视域随之显现。同时，随着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建构，各个学科的理论、方法逐渐相互交融，大大开阔了历史学家的视域。由此，打破地区、国别的界限而用整体的眼光来观照历史的视野渐次展现。在此背景下，源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进步”观念的学理模式开始孕育着世界的或全球的历史观。基于人类社会整体进化的信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探求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历史发展规律时，不仅从个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和能力的发展方面提出了其著名的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到未来的“三大形态”说⑥，而且着重从近代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中阐发其“世界史”观。他们指出，美洲的发现为西方的大工业准备好了世界市场，促进了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的巨大发展和大工业本身的扩展，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其中每个人之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世界，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由此开创了“世界历史”。⑦他们还强调，随着这一相互影响的加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⑧。在世界日益联结为一体的过程中，西方世界内部的发展危机与战争不断出现，而非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日益崛起，东、西方文明的冲突、碰撞随之益发激烈，由此进一步促使人们从“文化”或“文明”的角度来宏观审视世界历史，对19世纪的西方传统史学发起了挑战，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以斯宾格勒、汤因比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形态史观”或“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它实际上是以生物进化学说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熔铸而成，把文化(或文明)作为一种具有高度自律性的，同时具有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并试图通过比较各个文化的兴衰过程，揭示其不同的特点，以分析、解释整个世界人类历史的发展图景。这一视野突破了以往传统史学国别史、地区史的范畴限制，突破了其中蕴含的“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禁锢，将视域扩展到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探求世界各文明兴衰更替的历史规律。然而，作为专业史家宏观审视历史的观念，“世界史”(World History)或“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历史观则是在稍后形成的。自20世纪初开始，人类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大变动、大震荡、大改组。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时代的来临，促使经济生产样式及其经营组织的不断翻新，也促使各国、各地区之间密切联系的所谓“全球化”日益凸显。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人口迅速增长、战争规模扩大与核危机、地缘政治重组与大国争霸、资源危机、生态危机等现象相继出现。在此形势下，人类从一方之所失与另一方之所得相等的“零和关系”，逐渐转变为命运休戚相关的“非零和关系”⑨，整个世界作为“人类共同体”的特征初现端倪。正是这一新的时代，将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展为一种涵盖整个世界的“全球视野”，此即所谓的“登上月球”看世界。⑩在此大背景中，整体考察世界历史的风气逐渐在学术界萌发，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年鉴学派的“整体历史”论和“长时段”论。而作为“新世界史”之主干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学理模式也应运而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著名史家威廉·麦克尼尔无愧为“全球史”学理模式的奠基人，他以宏阔的、横向联系的视野来考量，撰写了《世界史》、《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等名著。(11)这一模式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影响巨深。如今，“全球史”不仅在美国高校教学中最为热门，还产生了一批有名的全球史学者。“全球史”进而被他们称为“新世界史”(12)。而著名生态史家唐纳德，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演绎，提出了研究生态和人类互动关系的“地球史”论。他指出，“除了所有的国家和人，世界史还必须包括地球上一切有机和无机的自然之物”。真正的“世界史”研究需要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聚焦于‘人类之网’，也应关注‘生命之网’(the ‘web of life’)，亦即这个星球的生态”。(13) “新世界史”这种宏观的、多维度的横向视野，前所未有地拓宽了史学家的历史视域，开掘了整体考察世界历史的新潮流，极大地推动了当代西方乃至非西方的史学演进与变革。然而，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掩盖和消解“传统世界史”研究的视域。全球一体化乃至自然和人类一体化的视野无论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掩盖包括西方在内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层次、文化传统、经济样式、政治体制上所存在的差异性，何况还有诸多西方遗留下来的“后殖民主义”问题，如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地区间的利益冲突、大国与弱国间的霸权与反霸权斗争等等，这些使得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诉求与道路不同，脱离了此，全球性问题和危机的认知与回答不可能统一，当然也不会得到圆满解决。也正因为如此，聚焦于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传统世界史”视域不仅继续存在，而且仍旧清朗。对此，著名美国史家斯特拉耶尔在20世纪60年代曾强调国别史的研究对现实的重要意义。他指出，19世纪美国作家哈勒(Edward Everett Hale)的“没有国家的人”的憧憬无疑是乌托邦，“如果没有家庭，没有固定的地方居所，没有宗教信仰，一个人也能走向一种完全合理的人生。但如果他没有国家，他将一无所有。他将没有权利，没有安全，缺乏获得有用之职业的机会。在一个有组织的国家网络之外，地球上没有任何拯救”。(14)稍后，以钱伯斯为首的一批美国史家更强调地区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在《西方的经历》一书中写道：“每一个人都借鉴历史，我们所有人都用许多方式借鉴历史。我们借鉴历史来界定我们是谁，并将我们个人的经历与我们所属的群体的历史联结起来，与特定的地区、国家和文化的历史联结起来。我们个体地或群体地借鉴历史来解释我们的希望与抱负，来证明我们的担忧与冲突。”(15)英国著名史家巴勒克拉夫虽然倡导“整体”的世界史研究，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许多历史学家不会同意“关于不受边界的限制才可能写出最优秀的世界史”的观点，其根据是“民族特征、民族发展和民族权力”是历史上最终起作用的因素。(16)也正因为如此，旅美阿拉伯学者萨伊德在《东方学》一书中，不屑于整体考量的“新世界史”观，而是致力于解构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方”观，破解其话语霸权，探求“东方”真实的历史身份。(17)可以这样说，民族、国家差异性与全球化一体性的并存和同步延伸，使得“传统世界史”的视域必将与“新世界史”的视域一起长期延续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