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家和，1928年12月生，江苏省六合县人。1952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留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外古代文明比较研究、中国先秦史研究以及中国思想史研究。主要著作有《古代的中国与世界》等。 江湄：您的学术精神对我们晚辈学者来说有一种鼓舞和昭示的作用，我们很想了解您的治学经历，尤其是，在您学习的过程中，是否曾受到一些前辈的特别的影响，对形成您自己的学术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刘家和：我小时候先上私塾读了几年旧书，然后才上小学，上了不到三年，抗战爆发，接着就逃难，上学校读书断断续续，但我从老先生读旧书一直没有中断。当时的老先生讲古文，对于一些关键性的字，常会讲它是怎么来的，写出它的篆体，说出它的古音，逐渐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稍微读了一点书，就问先生这些是怎么学来的，先生说首先要读《说文解字》，以后讲字，有时就会打开《说文》指着书给我讲。这是我接触《说文》的开始。先生不仅善于讲书解字，而且善于教学生读书写文。先是教学生按照一定的音调朗诵、背诵古文，等到你对一篇新文章也能够自己朗诵出一点味道的时候，他就开始要你作文了。教的方法也很有趣，每次他都从一部书里选一段短文(开始才一二百字，以后逐渐加长一些)，先朗读一篇，解说大意，再朗诵一遍。接着就开始让我们依样画葫芦，凡是已经背得的，可以照原文默写出来；记不得的，就自己“狗尾续貂”，用自己的可怜的文言文补上。为了自己的“续貂”不至于太难堪，我们再朗读古文时，就一边朗读，一边揣摩人家的文章是怎么写的。就这样，读书和作文结合得比较紧密，作古文的水平上得也比较快而且自然。我也就对读古书有了深厚的兴趣。上了高中，抗战也胜利了。这时我对中国国学有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在我的头脑里，没有什么文史哲的区别，凡是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对这方面的书，我都很爱读。当时床头案边常放着《国语》、《春秋三传》(世界书局所编三卷本宋元人注“四书五经”里的一本)、《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书，不时浏览。快上大学了，原来和我在一起读古文的一位学长正在无锡国专读书，他劝我也上国专。我到无锡国专去看，觉得是治国学的好地方；不过上了高中以后思想有些变化，又觉得那里太传统了一点。国专的另一位学长告诉我，荣家在无锡兴办江南大学，请了钱穆先生，劝我去跟钱先生学，有需要时也可以到国专去向老一辈先生请教。接着我就到江南大学去学历史。在那里，从钱先生学了中国通史及秦汉史，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根据他的指导，我读了他的《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了《系年》，我知道了要治先秦史及诸子，不能不作考证，而作考证就不能不知清人研究成果，而梁先生的《学术史》则恰好告诉了我接近清代学术的门径。就这样，以后我在治中国古史时始终不敢忘记考证之学，一直不能忘情于清代的学术研究成果。又从唐君毅先生学了哲学概论和伦理学，这引起了我对西方哲学和哲学史的浓厚兴趣；尤其唐先生很喜爱讲黑格尔，使我从最初的难以理解到后来的欲罢不能，见到黑格尔的书，只要有时间，看不懂也肯硬着头皮看下去，多年来一直如此。唐先生还有一句话使我难忘：要学哲学，不能用常识来思考，要用逻辑来思考。当时正好是牟宗三先生讲逻辑学，我听了也非常有兴趣，从此养成了长期在研究中遇到逻辑问题的时候总必须找逻辑书查清才罢手的习惯。又从冯振先生学了文字学，冯先生上课实际是讲《说文解字》，我自幼养成的喜爱文字训诂之学的兴趣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冯先生的课并没有把《说文》讲完，但是他让我知道了清儒(尤其是段玉裁、王念孙、引之父子)在文字训诂研究上的丰富成果。因而几十年来，我和《说文》、《尔雅》等书结了不解之缘，如非在特殊情况下，读古书遇到问题，不查阅这些书籍，心里就总过不去；而在看古书的时候，如果手边没有段、王的书作参考，那也就总是放心不下。在我几十年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好多位好的老师，例如我学外文就遇到过几位非常好又非常令人难忘的老师。可惜今天不是来让我专门谈老师，所以很多恩师这里都未提及。以上所谈的几位老师都是在我茅塞要开未开之际，适逢其会地给了我一生受用的影响；他们只教了我一至二年，可是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却是对于这些学科的终生学习的浓烈愿望。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因此，特别地说到了上述的几位老师。同时要说明的是，我提到这几位老师，并非说我能继承他们的学术、够作他们的入室弟子，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治学道路上给予了我终身的影响。 在江南大学读了两年，因史地系停办，我转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又转到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读到毕业。大学毕业，适逢院系调整，我被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按照我的主观愿望，当然是想研究中国史。但因为工作需要，只能从事世界史专业，而且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专业，我心里知道这很难，但只好硬着头皮去做。研究世界古代史，是从希腊开始的。为什么从希腊开始呢?因为希腊的思想文化非常丰富，还可以和中国的思想如诸子比较。那时是在读侯外庐先生的著作中受到启发，我也认为，研究思想史，应先从社会经济史入手，于是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斯巴达的黑劳士问题上。随后有两年到东北师大从苏联专家进修世界古代史的机会，那等于上了一次研究生班，写了一篇《论黑劳士制度》(后来发表的只是论文主体部分)通过答辩毕业。它可算是我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而这个问题也和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有关(发表时把有关比较的部分全删去了)。我明白，要研究希腊史就要懂多种语言文字，尤其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在这一阶段我曾试图自学希腊文，但因没有老师解惑也没有充足的时间，作了不到一学期就知难而退了。从东北进修回来，我发现，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很密切，也有十分悠久的文明传统，国内有大量汉译佛经可以作为研究资料。我首先从研究佛经目录开始，也还是从社会经济史入手，写了《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当时，我尽可能的找一些英文书来对，还想学梵文，但是这时社会条件已不允许了，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等文革后期闲下来，我就开始自学梵文，但重走学习希腊文的老路，难以继续下去。这就到了文革结束。 对中国史，我是一直不能忘情，所以也就从来没有放下。其实，我研究世界史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研究中国史的方法中移植过来的。治中国史，必从史料入手，要懂目录学和文字训诂之学。研究世界史的方法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作世界古代史教学工作，少不了要看一些英文和俄文世界史教科书(五十年代尤其是俄文书)，可是当我看到乔治·格罗特的《希腊史》，就发现西方史家治史也是讲目录之学和文字训诂之学，要弄懂原始材料，要搞清学术发展脉络的。对于我来说，中国史和世界史并不是两张皮，互相扯着，而是相通的。当时，我经常去逛旧书店，主要是扩大中国史目录方面的知识。对文字训诂之学，我也一直没有放下，刚一工作，虽说是要研究世界史，但我首先买了《四书五经》、《十三经注疏》、《尔雅》等等。文革后，白先生要我到史学所工作，就又正式研究中国史，主要是先秦史。当我做世界史的研究工作时，无论从方法上还是内容上，我都在为作比较研究做准备，选取希腊和印度古代史，就是想构成比较的点。这使我近年来能作一些比较研究方面的工作。 江湄：您一直对中国古史情有独钟，这其中是不是存在一种情感因素呢? 刘家和：这是毫无问题的。我幼年的时候正是我们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我生活在沦陷区，的确感到中国的历史文化就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记得上英文课时，曾学都德的《最后一课》，当时我们读起来简直有切肤之感。大片国土已经沦陷，如果再忘掉自己的历史文化，那就要彻底亡国。这是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为什么我能一直读古书，就是因为感到这是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不能割舍。在上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虽然我对哲学也一直深有兴趣，也喜欢文字学，也喜欢古典文学，但还是选择了历史学，这是因为它涵盖面广、有助于我们思考自己民族和文化的未来，这也是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的意思。 江湄：记得您在讲治学方法的时候，曾强调“两极间的张力”：一极是哲学，一极是文字训诂之学。为什么您在研究历史学的时候，会强调这样两极呢? 刘家和：研究历史，不直接强调历史，而谈哲学与文字训诂之学的张力，这看起来的确有一点奇怪。不过，如果稍一深思，那就可以发现其间是有路可寻且可循的。我们要研究历史，这里当然是说古代史，就不能不读古代史书，因为我们无法直接面对已往的古史；而要读古代史书，就不能不与古代历史典籍的作者相对话。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古代历史家已经用最直接的语言把全部历史过程叙述得一清二楚了。一般说来，除了某事发生于某时某地之类的最简单的叙述之外，凡是事情的前因后果都是由历史家通过自己的理解来表述的；甚至某些最简单的记载，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所记“天王狩于河阳”，也不全简单地是字面上的直接的意思。因此，我们必须仔细提出问题来：“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没有藏在话语背后的内容或弦外之音呢?”做不到这一点，你怎么能够与古代史家对话?怎么能够真正理解所读的古代史书呢?所以，我们只要研读古书，就不能不首先重视文字训诂之学；因为这是对话的第一道关口，就好象不会外文不能与外国人对话一样。可是，只过这一关还不够。因为，当我们克服了语言文字的障碍以后，我们还必须在思维能力上具有把握和分析所读古书的水平。如果不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就会像一个幼儿和说同一语言的大人对话一样，看起来相互间并无语言障碍，可是就是幼儿无法理解大人所说的话，从而无法对话。要克服这一种障碍，当然需要有各种专门的必要的知识，不过必要的知识也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古人；如果不仅要理解古人，而且能分析古人的思想，从世界观的高度作总体的把握，从而形成对话，即我们对于古人所论能在应有的深度与高度上有所回应，(尽管古人已经不能再起而倾听我们，可是当我们自己要真正从事撰述而不是转抄古人的话，我们所写的就必须是我们对于古书论述的回应。)那么我们最需要的还是哲学。在这里还要说明一点，我们对于形成文字训诂之学与哲学之间的张力的要求，只能是循序渐进的，而且总是有限度的(限于主客观的各种条件)。说实话，我们治史学的人，一般不能成为文字训诂之学的专家，也不能成为哲学专家，我们要有这种自知之明。但是，我们需要有形成这种张力的自觉。没有这种自觉，我们就会总是徘徊在某种理解古书和分析历史的较低的水平上；有了这种自觉，我们就可以用睁开了的文字训诂之学的眼睛去促进哲学的学习自觉性，又用睁开了的哲学的眼睛去促进文字训诂之学的学习。这样，张力就不仅是一种使我们感到两头吃力的离心力，而可以成为一种使我们收其两头相互促进之功的向心力。所以“宏观”和“微观”是两个相反的东西，互相构成张力，张力就象拔河一样，既是要离开的又是相吸引的，内部是相通的，实际上是相反相成的。 江湄：那么，您是怎样领悟到这一点的呢? 刘家和：说来这也有一个过程。我们小的时候，读书要背，而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学作文。对于青少年来说，背书不难，有时又很难。字懂、句懂、段落大意懂，背起来就很容易；字不懂、句不懂、段落大意不懂，背起来就很难。背《论语》的“学而时习之”，这有何难?可是要背《中庸》，那就难了。当时童谚说：“中庸中庸，手心打得通红。”我当时背《中庸》也很头痛，就是因为对于其中所说自己似懂非懂。为了背快、背熟、背牢，我就尽力一字一句地弄懂书的意思，结果成绩很不错，逐渐成为背书能手。 江湄：曾记得您说过，为什么能把书背下来呢?其实不是“背”下来，而是真正弄懂了，因此，即使自己要表述同样的意思，那也会说得和书上说的一样。 刘家和：是这样。可是会背书才是第一步，从背书到自己写文字，还有一大段艰难的历程。真要会作文章，就得一边背书一边揣摩其中的谋篇、结体，就得边背边体会前人文章为何这样立题、这样入手、这样引申、这样演绎发挥、这样达到高潮而后结束，有时还结有余韵，启发人继续思考。文章背多了，揣摩多了，实际上就是学会了人家提出并思考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样自己才逐渐学会作文。在背书揣摩之中，我逐渐体会到，越是对字词句把握得好，就越是能够更快更好地理解通篇道理；对通篇道理把握得越好，也就越是能对字词句的细微含义体会得更为深切。这样读书、背书、学作文多年，逐渐体会到这是一种微观与宏观把握的相反相成；后来又学了文字学和哲学，于是在学习“反刍”中渐渐体会到，原来这就是文字训诂之学与哲学之间的张力。在这里必须说明，我无意主张学历史的人个个背古书，而只是说，背古书是一种有效的“钻进去”的方法，而且，只“钻进去”不够，还要能“走出来”。从学前人文章到自己写有创见的文章，这就是“走出来”。不能“走出来”，就是死读书，最多成为一部“活字典”。要能从读人家的文章到自己写有创发性的文章，就必须能从人家的文章里看出问题并能提出对问题的解决思路。朱熹对他的学生说，诸君读书为什么不能够深入下去，不能够长进，关键是未能看出“缝罅”来。“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朱子语类》卷十《学》四)你只有把文字看透了以后，才能看出他的精神来，再进一步，才能看出其中的“缝罅”来。黑格尔讲，凡是具体的事物，其本身都是矛盾的。当然，要善于从人家文章看出“缝罅”，那么哲学的训练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如果没有看到所读书中的矛盾，那就是读书没有到位。 江湄：您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您在读《史记·秦始皇本纪》时，对司马迁大量收载刻石纪功文字产生疑问，因为司马迁并不喜欢记载诏令表章，在《高祖本纪》里就一篇诏令也没有。后来您才明白，他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述他对秦始皇历史功业的正面看法。他又引用侯生、尉缭等人的话，表明他对秦始皇之为人的一种反面看法。以如此之人作出如此业绩，正是太史公对秦始皇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的如实的(揭示矛盾的)表述。这样的读法是在和司马迁展开对话吧? 刘家和：是这样。我总觉得自己很笨，别人很快就懂了，可我就是觉得不懂。不懂就要问，古人早已不在，只能问他们的书。怎样问?就是反复质疑、推敲，得出恰当答案而后已。 我很希望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里能出史学大家。怎样才能成为大家?我没有资格来告诉你们，不过《孟子·告子上》的这样一段话对我们大家都可能有用：“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把弓挽满之义)，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箭无论是否能射准，弓却要拉满，弓都拉不满，还瞎比画什么。要在青年学者中出大家，就要让他把基本功打扎实了；不重视这一点而拼命要他出成果，恐怕就是孟子所说的“揠苗助长”了。 孟子告诉了我们治学的方法：一开始就要有一种高标准：“志于彀”。同样，孔子主张“先难后获”。这看起来好象也是很笨的方法，不过这种笨的方法其实是最有效率的方法。有一种相当流行的幻想，以为马虎地读书可以提高速度，其结果是没有真懂，似懂非懂就永远真快不了。另一种方法是，开始不求快，但求真明白，以后自然地越走越快，而且是有效率地真快。比如看《资治通鉴》，一开始就以一天若干卷的速度快看，结果许多文字都未看明白，人物事件关系也未看清，这样越到后来就越看不快，且看不懂。相反，如果开始就不求快，下扎实工夫，前面基础实在，到后来就越走越快，而且这是真快，高效率地快。现在我们看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能够感觉到，他一边看《通鉴》，一边思如泉涌，读和写的速度都不会低；可是这一定是在坚实基础上的快，而非马虎的快所能达到万一的。如果马虎地读，那么大概就只能从《通鉴》里找些材料编些什么，就谈不上研究了。这样的两种读法就是两种进路，也是两种效率。又如我们看《刘申叔先生遗书》，会谅讶这位36岁就去世了的学者竟然读了那么多的书，而且读得很深，他的时间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只能是，他靠高效率延长了他的相对时间；有的人活到72岁还没有他36岁读过的书多，不是因为绝对时间比他短，而是相对时间远远没有他长。我们讲治学方法，想作出高水平的成就，不能靠延长绝对时间，只能靠提高速度来延长相对时间，而速度又只能靠提高实效来提高。 江湄：您的治学方法作为一种进入历史文化的路径，似乎是更强调内在的理解，这对于作为晚辈学者的我们来说，是特别有启发也特别必要的。我们经常感到对自己历史文化的深入体贴和理解是很不够的。80年代以来出版的“海外中国学丛书”在学界较有影响，一些外国学者观察中国历史文化的视角的确比较有穿透力，能够提炼出关于中国历史与思想的相当关键的问题，但其中一些却是简单地从某一种理论视角出发，从外部进行一种宏观的分析和批判，尽管新颖独特，但总有不到位之感，因而也缺乏真正的说服力。无庸讳言，这种“外国人看中国历史”的思路对一些年青学人是有影响的，这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但是，我们又的确感到，这样的思路有其严重的缺陷。近年来，可以看到一些近代“非主流”史家的作品，如钱穆、蒙文通等，感觉到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和体会是很深切的，因而对他们的文化精神以及史学思想也更加同情和赞许。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如果缺乏内在深入的理解和把握，那么，我们与自己历史文化之间的内在的精神联系也会被割断，比如，我们常常轻率地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是把自己的历史完全当成身外之物，然后按照某种标准加以去取，这样的话，所谓“民族意识”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知这一想法是否正确?愿您有所指教。 刘家和：你们说得很准确，我的确更强调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但不是否定对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当然，这里首先要说明一下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的涵义。所谓的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第一层意思是，在阅读历史著作时，要透过著作理解作者的思想和精神；第二层意思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历史的时代精神。如果缺乏这两种理解，那么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就只能是支离破碎的或皮相的。现代的人能够对于已成过去的历史有内在的理解吗?是能够的。因为历史是现实生活的渊源，和我们的文化生命有着内在的联系，本国的历史文化尤其如此，所以我们必须也能够把它作为一种活体来理解或体验。那么，为什么又必须有对于历史的客观分析?因为从另一方面说，历史又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外在于我们的客观存在。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者，当然应该也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加以认真的分析或解剖。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与客观分析二者之间实际也存在一种张力，它们的方法和任务各不相同，但是又能互相促进。 江湄：但怎样把这样的意愿落实到工作里呢? 刘家和：我想，这就是既作好对于历史的内在的理解，又作好对于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并且使二者互相促进，形成张力。具体地说，如果没有对一部重要的史书或其他文献有一个通体的了解与理解，只是凭借索引之类的工具搜集材料(这样就没有看到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往往是片面的断章取义)，就用某种理论或方法加以分析、整合，写成作品，那么就好象把前代历史著作看成已死的猪、狗、牛、羊，任意从它们的身体上割取这些或那些肉，然后用某种方法加以烩炒，作成一盘菜肴。换一个人来还可以照这种方法割取另外一些肉做出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盘杂烩。这样就很难说是严肃的史学著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十分需要强调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从而形成对于历史的通识；没有通识，是谈不上史学的撰述的。可是，重视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也不能是凭某种直觉而发生的领悟或体验。要达到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首先必须弄清有关材料的文字训诂，确切把握文献的涵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逻辑的分析，弄清文献所述内容的内在理路。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客观的分析，没有这种分析，所谓的内在理解就没有了可靠的基础。因此，需要的是二者的相辅相成与相得益彰。 江湄：您做中外比较研究，对西方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都非常熟悉，那么，在具体的历史论证方法上，您受益最大的是什么? 刘家和：谈不上熟悉，略有常识而已。我觉得，自己获益于西方学术最大的是逻辑的分析和论证方法。我们中国人习惯怎样论证问题呢?中国人习惯历史的论证：你说一个道理，要拿出证据来，关键是举出事实例子来，所谓无征不信。先秦诸子不都是拿证据说话吗?通过故事讲道理，当然这里面有逻辑，但主要是拿故事做论证，以为“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但希腊人留下的传统不是这样的，希腊哲学家认为历史的证据是不能证明永恒的真理的，因为它昨天是这样的，今天可以不是这样的，所以必须做逻辑的论证。然而中国传统以为，真理不能从静态中把握而只能在动态中把握，所以最好的论证就是历史的论证。这不是两种思路吗?应该说这两种思路各有所长，具体情况今天不可能细说。不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觉得必须学习西方学术传统里的逻辑的自觉性。只有学人之所长，才能补己之所短；从而才有可能把经过取长补短的中国文化贡献于全人类。 谢谢你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访问我，而我所谈的都是一管之见，为是为非，就要请你们以及大家来批评指正了。 江湄：您在谈话中所强调的，我们感到，皆是您在治学中深有体会之处，值得我们认真记取。非常感谢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