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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玉文化中心”应办成中华玉文化的“中心”，要办成这样的“中心”，就要既吸纳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主要的、重要的、典型的玉器，又要吸纳所有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重要人才。而要做到这两个“吸纳”，就得将“中心”打造成类似于交通枢纽或立交桥那样的平台。这就需要花些钱、出人力每年办出“四个一”，即每年办一个展览，出版一个图录，开一个学术研讨会，编出一本论文集。如此持之以恒，“中华玉文化中心”终会被学界公认为是中华玉文化的“中心”了。———张忠培 2008年6月，中华玉文化中心（中华文化促进会玉文化研究交流中心）落户杭州余杭良渚，这是一个全国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及综合研究机构，余杭区委区政府非常重视，想方设法专门邀请到了张忠培先生担任主任。面上看，张先生说：“鉴于策划单位的盛情，我接受了邀请”，实则张先生有高远思想，欲借此接续费孝通先生的理念，打造“一个平台”，实现“两个吸纳”，搞好“四个一”学术活动，最终实现玉器与玉文化研究闯进“通古今之变”的宏愿。 “两流”聚“一流” 2000年初，费孝通先生倡议召开“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目的是以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玉器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抓住玉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文化这一特点，弄清楚玉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透过玉文化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由对物质的研究提升到对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方面的研究，以实现“文化自觉”。自2001年到2006年，“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成功举办了三届。 2008年，当张忠培先生接受邀请担任中华玉文化中心主任时，中国考古学会与陕西省文物局正筹备第四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张先生抓住机会为二者搭建了桥梁，将二者聚合为一。对此，张先生有着认真地分析和思考：费孝通先生倡议召开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有内涵深远、立意高远的理念与宗旨，但缺乏固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中华玉文化中心虽有固定的人、财、物的支撑，也有“一个平台”、“两个吸纳”和“四个一”搞好学术活动的主张，却没有费孝通先生倡导的那样的理念。于是张先生促成了中华玉文化中心与费孝通先生倡议召开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的理念的结合，即由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华玉文化中心”共同以费孝通先生理念打造“一个平台”，实现“两个吸纳”及搞好“四个一”的学术活动。此后，二者实现了互为融合、互为补充的新格局，实现了张忠培先生主张的将“两流”聚合为“一流”的学术构想。 “一个平台”、“两个吸纳”和“四个一” 在张忠培先生的指导下，费孝通先生倡议举办“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的理念精神在良渚得到了继承与发展，中华玉文化中心也因此注入了“灵魂”。同时，张先生提出了实现“两个吸纳”、打造“一个平台”、开展“四个一”工作的思路。具体说来，“两个吸纳”指既要吸纳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主要的、重要的、典型的玉器，又要吸纳所有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重要人才；“一个平台”即打造一个实现“两个吸纳”的“类似于交通枢纽或立交桥”那样的中华玉文化学术研究交流平台。为此，张先生明确了必须持续搞好“四个一”的工作思想，即中华玉文化中心每两年举办一个玉文化展览、出版一本图录、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一本学术论文集。“一个平台”、“两个吸纳”和“四个一”即成为中华玉文化中心建设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学术活动模式。 迄今为止，中华玉文化中心成立九年时间，围绕“一个平台”、“两个吸纳”和“四个一”，共成功举办了四次“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完成了四次“四个一”活动： 2008年6月，中华玉文化中心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张忠培先生关于建设好中华玉文化中心的科学建议。 2009年12月，接续费孝通先生倡议召开的三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中华玉文化中心召开了“第四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讨论会：红山文化玉器专题”，张忠培先生在会上做了《我们的共识、理念、追求与宗旨》发言，在精神内涵上对中华玉文化中心的理念、追求与宗旨进行了明确阐述，达成了理念共识，形成了“四个一”的办会思想。这次会议真正开始将中华玉文化中心与“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讨论会”连接与融合起来，并延续下去。期间，“玉魂国魄”系列首个特展——“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在良渚博物院成功举办，共展出90余件红山文化玉器精品，编辑出版了《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图录》。会后，编辑出版了《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2009年12月，接续费孝通先生倡议召开的三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中华玉文化中心召开了“第四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讨论会：红山文化玉器专题”，张忠培先生在会上做了《我们的共识、理念、追求与宗旨》发言，在精神内涵上对中华玉文化中心的理念、追求与宗旨进行了明确阐述，达成了理念共识，形成了“四个一”的办会思想。这次会议真正开始将中华玉文化中心与“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讨论会”连接与融合起来，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四）》（中华玉文化特刊）。张先生的“四个一”思想得以首次实践。 2011年12月，第五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召开。张忠培先生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对今后中心的建设提出了“固本、强身、今用、益民”的八字建议，以及寻找学术真理、尊重学者独立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学术与真理面前不分性别、年龄和族群、人人平等的要求。此次会议以“凌家滩文化玉器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为主要议题，同时在良渚博物院举办了“玉魂国魄”系列的第二个特展：“玉魂国魄——凌家滩文化玉器精品展”和编辑出版了《玉魂国魄——凌家滩文化玉器精品图录》。展览展出了凌家滩遗址自1987年以来历次考古发掘出土，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100余件（组）玉器精品，是凌家滩遗址出土玉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精品荟萃的一次集中展示。会后出版了《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五）》（中华玉文化特刊）。此次会议，张先生对三年来的工作进行评估：中心已经实现了“四个一”的办会目标，体现了其深远的学术意义——构建起了一个学术平台，团结了玉器、玉文化研究者，提高了学术研究品味和学术研究水平。进一步确立了中心的话语权，靠近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关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要求。自此，中华玉文化中心“一个平台”、“两个吸纳”作用已开始显现。 2013年12月，以“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召开，进一步将良渚文明与夏时期文明进行比较联系。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局、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和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帮助，“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玉器精品展”同时展出，实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巩义花地嘴、山西襄汾陶寺、陕西延安芦山峁、神木新华与石峁、山东临朐西朱封、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等八处重要遗址出土的近200件重要夏时期玉器的集中展示。同样，《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图录》和《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六）》（中华玉文化中心特刊）如期编辑出版。对于此次会议及中华玉文化中心工作，张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华玉文化中心已成为了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枢纽，成为了实实在在的中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中心，并在结织和沟通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网络的同时，也对中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发挥了导向与引领作用，成了中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标兵。 2015年12月，第七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召开，以“九连墩—春秋战国时期玉器玉文化” 为主题，举办了“玉魂国魄—九连墩出土玉器精品展”，编辑出版了《玉魂国魄—九连墩出土玉器精品图录》和《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七）》（中华玉文化中心特刊）。这次会议是中华玉文化中心学术活动的转折会议，即学术活动内容由史前时期转入西周东周时期，张忠培先生高度重视，会前对参会学者组成和撰写论文内容进行了深思熟虑的选拔和安排，并特别提出了要求。会上，张先生在开幕式上对这一转折进行了说明，对东周时期的产业革命、政治体制变革、思想文化根基和华夏族群形成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社会变革进行了高度提炼的阐述，进而提出了他的问题和办此次会议的动因：“东周玉器与玉文化，在这巨变的社会中，是否出现过变化，出现过什么样的变化？东周玉器与玉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在什么样的根基上成长起来的，又长出了什么样的枝叶，呈现出什么样的源与流，为何有这样的流变？”体现了先生不停歇的思考和思想的前沿。闭幕式上，张先生肯定了这次会议转折起始的成功，并严密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从中国自春秋时代以来已经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思想与文化之路的阐述来说明应当将国中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放在中国文化整体中进行考察，二是从三个学术层次，即实事、求是、“通古今之变”，来详细阐述“怎样以考古学方法研究考古学发现的玉器，进而深入这玉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张先生的愿望是：释读出考古学文化之文化与考古学文化之演进规律，便可将考古学文化之文化的研究，推至到太史公说的“通古今之变”的境界。 按计划，今年应该是第八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召开之年，但因为良渚申遗工作的需要，要延期至2018年，此事却给先生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