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先，祖先》，李琳之著，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李永福 读完李琳之先生的新作《祖先，祖先》，我的第一感觉是震撼，震撼于他在书中所揭示的我们祖先不为人知的那个宏大真实的世界，这一点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中国上古文化的传统认知。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颠覆还不是简单的推倒、破坏，而是进行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对中国古史文明体系的重构建设。 梳理了自远古以来的昆仑文化，提出了“昆仑绮梦”这个新概念 昆仑（山）千百年来一直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山、圣山，它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祖先伏羲和黄帝等的帝都所在地，而且还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百神极乐之地，长生无忧之乡。因此，“古往今来不知羡煞多少帝王将相和黎民百姓；更不知让多少文人雅士为它泼墨丹青、吟诗赋词，痴迷不已！” 作者设问“昆仑神话中众神仙和乐相处、和合共美的绮丽场景，何尝不是中国人‘大同’理想的另一种华丽的扮相唱腔？何尝不是我们祖先伏羲包容、和谐、伦理、有序的昆仑大道精髓的精彩演绎？”作者在这里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昆仑文化的精髓展现在了读者面前，所以，“昆仑绮梦”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亘古以来的精神仰望”，是我们这个“不死文明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古代文献记载中的昆仑虚就是现在山西和河南交界处的王屋山和析成山 李琳之经过实地考察和研究，充分调研，谨慎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古代文献记载中的昆仑虚就是现在山西和河南交界处的王屋山和析成山。 作者认为：一、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多个源头、多个特征，但其主体或者称为主干的是发源、发展、壮大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以“三皇五帝”文化为代表的黄色文明。而昆仑文化则是黄色文明的核心部分，因此，远古昆仑不可能在别的地方产生。二、从神话传播的角度来说，王屋山区和大西北的昆仑山区是众所公认的两个中国创世神话原产地，但根据《史记》记载，大西北的昆仑山原来叫于阗南山，昆仑山是西汉时汉武帝赐名以后才叫起来的，那里的创世神话大都是西汉以后文人的附会和讹传。三、根据“准其地望，皆与古书相合”的原则来看，不管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对昆仑虚的记载，还是北魏时期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对昆仑之丘的描述，都能在王屋山和析成山找到类似于“四门九口”等相应的昆仑原始物象特征。四、析成山发现的伏羲时代创设的“六峜授时”观象台，证实了《管子》“虑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的记载，说明这里是伏羲部落活动的主要根据地。五、析成山整个造型和北斗七星形状的惊人一致性，是伏羲“天中”“地中”和“天龙”“地龙”观念的直接来源，也是伏羲创制八卦图——用来指导农业生产和正方定位的节令图的思想源泉。伏羲八卦的最初含义就是指悬挂在天空中的龙图星座。 作为“三皇”之一的女娲分属于两个不同时代 作者在梳理了众多的文献和民间传说后，提出作为“三皇”之一的女娲分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称之为前女娲和后女娲。前女娲代表的是伏羲之前的母系氏族社会，是母系氏族社会中无数个氏族部落首领的统称或代号；后女娲是和伏羲同时代，且又延续了很长时间的一个部落名称。李琳之认为，“三皇五帝”及众多神话传说和文献记载中的远古人物都不是具体的生命个体，而分别是绵延了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部落名称。这种见解等于把“三皇五帝”及众多远古英雄人物，从虚无缥缈的神话中拉回到了坚实的大地上，这对于我们“三皇五帝”文化的研究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对我们如何在批判中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德治和法制并举才是尧文化精髓 李琳之认为，尧舜禹所处的时代正是王振中先生所说的“邦国”联盟时代，亦即史书所称的“万邦”时代。尧、舜、禹都是各自的“邦国”首领，同时也先后担任了“邦国”联盟的首领，后人因此称之为帝。“帝”是必须经过民主协商，得到大家的公认后才能上位的。尧的重大历史功绩在于他能够顺势而为，完善原有规则，最后创立了符合历史潮流的“民主禅让制”——这种制度有着一整套遴选、推荐、考察和任用等竞争上位的具体规则。正是这些具有法制意义的具体规则才保证了尧舜禹时代帝位的传承交接能在和风细雨中顺利完成，也由此成就了尧舜禹三代“圣王”光耀千秋的美名。 中国最早的国别史著作《国语·鲁语上》说，和其他“四帝”相比较，尧治天下的特色是“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尚书·尧典》也说尧：“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这说明尧是非常重视“依法治国”的。由此可见，德治和法制并举才是我们应该吸取的尧文化的精华——这恰恰也是现代文明治国理政的核心要点。 怀疑、颠覆、考证、重建——我们从中看到了李琳之先生持之不懈的努力：不拘泥于前人之见，不囿于权威之说，立足于考古学的成果，挺立于现代文明的潮头，以放眼全世界的胸襟和气魄，去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华上古世界，去重构一种科学的中国古史文明体系。（作者为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