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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北温带，由于温度适宜，物产丰富，人类族群平均寿命和人口数量均高于其它区域。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一种微小的优势也会因时间的拉长而逐步凸显。这就使得地球北纬30度附近的人类文明进化快于寒冷地带和热带，也就是在地球北纬30度附近存在一条人类文明富集带。 在地球北纬30度文明带内，同样存在着进化不均衡现象。在大河下游宽广的河畔平原区域由于洪水的定期泛滥使土壤异常肥沃，加之便利的灌溉条件，使河畔平原成为天然的农业发达地区。这大大促进社会的发展，并逐步超越其它区域。尼罗河、印度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以及古黄河下游的河畔平原，成就了古代埃及、印度、巴比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 古黄河下游河畔平原上的中国古代文明 在先秦时代古黄河沿太行山东麓北行，经保定折向天津入海。黄河中、上游河道岸高谷深，黄河下游则平坦广阔，易发大范围洪水。在传统意识中，黄河似乎成为一条害河，而事实并非如此。黄河有“紧水冲沙，慢水冲淤”的说法，冲沙的区域形成黄泛区，走慢水的地方会留下一片淤泥。《汉书·地理志》贾让在治河三策中提到，洪水“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 古黄河泛滥区域依地形的不同会形成黄泛区、沼泽区和大小不等的漫水冲於区，当古黄河离开太行山折向东去时，在太行山前即今保定中部就会形成巨大的淤积平原区。 文献记载尧舜时代由于经常发生洪水，民众居住在土岗上，“州”字形象的反映了这一点。《墨子》说舜“陶于河滨”，同时也经常去调解农民争河畔之地的事。《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制陶于河滨后“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这些都说明了尧舜时代，先民长期生活在易受洪水威胁的河畔平原上，并在那里得到大发展。 《管子》记载帝喾和帝尧时代耕农已有大量剩余。《尸子》及《论语》等文献记载舜和禹时代大力开挖水渠以利灌溉。《史记·五帝本纪》说尧舜之时“弃主稷，百谷时茂” ，由此可见农业生产五谷丰登、兴旺发达的景象。 出土战国楚竹书《容成氏》记载尧帝曾率领15辆车组成的车队多次访舜于畎亩之中，由此可知当时车辆、桥梁及交通业的发达。尧命舜流共工、迁三苗可知国力之强盛（《史记·五帝本纪》）。五帝时代已现了大量的城邑。如山东的城子崖古城遗址、河南平粮台古城遗址、山西陶寺古城遗址等。显然，那时存在大量的城邦国家。《尚书·尧典》说尧“协和万邦”。可见，在古黄河下游的河畔平原上存在着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 古巴比伦地图、山海经图—— “自我中心说”宇宙观的形成 四大古代文明的农业大发展依赖于河流泛滥提供的肥沃土壤。出于安排农事的需要，先民必须以最大的注意力去观察天空，以期向天空探索洪水发生的征兆及节令回归的标志。马克思说，计算尼罗河水涨落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如同天文观测依次成就了“地心说”、“日心说”宇宙观一样，在四大文明古国诞生时期，其宇宙观比“地心说”还要原始。在这一时期，对太阳的周期性运行，先民给出了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解释：在埃及，“一天之中，太阳象旅行一样，乘坐着日间的驳船穿过天空，接着降落到西边日落的地方。在那里他搭上夜间的驳船，航行到地下叫做杜拉特的区域，来进行他的夜间航行” ；在巴比伦，太阳神“乌图/沙玛什”乘车从东边的天庭大门出发，横越天空后到达西边的大门，在准备下一次旅行之前栖息于阴间；在中国，十个太阳从东方阳谷的扶桑树上由金乌载负轮值飞出，乘车飞过天空后到达西方的蒙谷，在下一次登上扶桑之前，栖息于阴间的咸池（《淮南子·天文训》）。 在这一时期，太阳被置于崇高的地位：汉末拉比法典以太阳神的名义宣言法律；古埃及的法老都认为自己是太阳神的儿子；中国的人王如炎帝、太昊、少昊、高阳等直接用太阳命名。 显然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把自己看做天下的中心，并以此划分世界。太阳在东、西方升起和落入之地为世界的东、西方界限；由于中午的太阳在上方偏南，于是先民很自然就想到，往北因倾斜角度的变小，由于高山阻隔会出现不见太阳的地方，那里就是大地北方的界限；与此对应，往南就会走到太阳的正下方，那里就成为南界的参考点。相对于“地心说”、“日心说”宇宙观，这就是更古老的“自我中心说”宇宙观。古巴比伦泥板世界地图和古中国世界地图--山海经图、古九州图是这种“自我中心说”宇宙观的直观体现。 在古巴比伦泥板世界地图上，其画面由两个同心圆组成。从地图上看，古巴比伦世界以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为中心，其北部是“此地不见太阳”的地方，东方的一块则是太阳升起之地。 在古中国世界地图--山海经图上，同样表达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 这是《淮南子》记载的古九州图： 古冀州处于天下的中心，东边是日出之地阳州申土；西边是日落之地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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