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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版以载 作庙翼翼 宫殿林立 古公亶父到了岐下周原，开始筑宫室，建宗庙。《诗经·大雅·绵》载：“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另立了大社，动众出征，要先告社。“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在对周原遗址发掘过程中，建筑基址是十分重要的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种建荣告诉记者，2013年7月，周原考古队通过全面考古调查，发现大型夯土建筑近40座。“作为王都，周原遗址存有大量先周至西周时期的宫殿（朝寝宗庙等）建筑基址，应是意料之中的事。” 20世纪70年代，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首次对周原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使得3100年前周人的宗庙建筑基址浮出水面，成为轰动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吸引了无数国内外专家学者纷至沓来。而陕西省宝鸡市岐山、扶风两县之间数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因遗存比较集中成为西周历史文化研究的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宋江宁介绍，凤雏甲组西周早期宫室建筑基址发掘于1976年，是目前我国西周考古发现的一处最完整的群体建筑。整组建筑呈南北方向。以门道、前堂和过廊居中，东西两边配置门房、厢房，左右对称，布局整齐有序。整个建筑的东、西、北三面均有台檐，台檐外有散水沟和排水沟。考古确认它建于西周早期，距今约3100年，废于西周中、晚期。 “凤雏、召陈、云塘——齐镇三个地点，有目前周原遗址发现规模最大的建筑群，可能为周王室或高级贵族的遗存。三处建筑群分别始建于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中晚期之际，皆废弃于西周晚期。”宋江宁告诉记者，明确的王室遗存目前数量极少，只有几件铜器，我们推定王室的存在更多是基于文献和金文信息。 考古学家夏鼐说过，考古研究进入“历史时期”，便要掌握狭义历史学中的大量文献和运用文献考据功夫。《诗经·大雅·绵》提到筑宫室、皋门、应门、宗庙，相对应的一定有筑城邑。1989年，考古人员在宫室基址周围航测发现了疑似岐邑（周城）遗址。 四方之岗 万方之邦 聚邑成都 水系与都邑选址、聚落内部布局、墓地选址联系密切。《管子》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直至西周早期，周原的古代遗存一直沿着自然河流分布，自然水源满足着生产生活用水的需求。西周中期后，遗址东扩，逐渐偏离河流，居于四方之高岗，于是兴建大型水利系统就势在必行。王占奎说，经过多年持续考古勘探，考古人员确认在周原遗址内存在商周时期自然水系与人工水系、蓄水池与引水渠、干渠与支渠等不同层次的最为复杂的水网系统，用来供应贵族生活用水和手工业作坊生产用水。作为城市的公共设施，考古发掘显示，可能还有定期维护行为的存在。这些水网可能随着平王东迁而弃置荒废。 记者随宋江宁穿过一片麦田，来到一个探方坑前。“这是一条人工沟渠遗迹的剖面”，宋江宁说。 2015年3—12月，考古人员对与周原水网系统有关的池渠遗迹进行重点勘探和发掘，本报记者多次深入考古现场，亲眼目睹考古人员对大淤土遗迹和4条人工沟渠遗迹进行解剖发掘。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雷兴山认为，周原遗址内聚落公共设施——池渠遗存和水网系统的发现与确认，使学界开始关注水与聚落的关系。这不仅强化了以往发现的诸多重要遗迹之间的有机联系，加深了对周原遗址聚落扩张过程与水源关系的认识，为了解周原遗址内部不同功能区的分布提供了新视角，而且有助于上升到水与社会的高度，从整体布局上对一些重要遗迹的性质进行重新思考。 二里头至西周时代都邑的聚落形态，与之前的龙山时代、之后的春秋战国时代城址林立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认为，“大都无城”是中国早期都邑乃至社会层面的特质。“在夏商西周三代王朝都城和方国都城中，筑建城垣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后世严格的城郭制度在这一时期尚未最后形成。‘大都无城’是广域王权国家时代都邑制度的主流。” “西周时代的三处王朝都邑均未发现城垣，应主要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国势的强盛和以周边诸侯方国为屏障这一局面的形成，使某些王朝都邑和诸侯方国都邑筑城自卫这种被动保守防御手段成为不必要……此外，都邑及其凭依的王畿地区尽可能利用山川之险为天然屏障，也是三代都邑建置的一个显著特点。”许宏说。 “周原考古70年的成果，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西周王朝形成及其社会形态等问题奠定了基础，勾勒出周原遗址商周聚落结构的基本面貌。”雷兴山说。考古资料证明，有周一代，在关中移民浪潮中，自东、北、西三面而来的人群持续涌入并不断交流融合，周原走上聚邑成都的发展与振兴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