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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经济基础支撑文化自信 农业是古代经济的核心产业，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脉。《诗经·周颂·噫嘻》载：“率时农夫，播厥百谷。”百谷可能只是概数，《诗经》中记载的谷类名称有黍、稷、禾、谷、粱、麦、稻、稌、秬；豆类名称有菽、藿等。宋江宁告诉记者，云塘出土的伯公父簠上就有铭“用盛穛稻糯粱”。农作物的实物也有发现，周原李家铸铜作坊曾浮选出碳化的粟、麦、黍和大豆。 豆类作物是东亚定居农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周原出土了碳化的菽，即大豆。文献学和考古学两个方面研究表明，栽培大豆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大豆是固氮植物，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氮恢复土地肥力。因此，土地不必休耕或拋荒，农耕生产可持续进行。大豆蛋白质含量高，正好弥补东亚定居先民植物性饮食蛋白质低的不足。 粟是欧亚大陆最古老的谷物之一，中国被公认为是粟作起源中心。粟又称稷，不仅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而且具有崇高的精神意义。五谷神稷与土地神社合称社稷，社稷是国家的象征。社稷坛在中国、韩国、日本均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 关中地区的农业中心在渭河平原。多年考古资料证明，在仰韶文化时期，这里气候温暖湿润，自然条件优越，适宜人类居住。仰韶文化类型半坡遗址的先民过着定居生活，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同时还饲养家畜，兼营渔猎。说明当时的农业已脱离了初期原始阶段。渭河平原农业的初具规模，是在周人迁至周原以后开始的。周原北靠岐山，南临渭河，支流横贯其中，为农田灌溉提供了有利条件。赵世超认为，周人在进入周原的百年时间里，吸收多种异质文化，尤其是吸收姜、炎文化及商文化中的农业文明。以农为主业的出现，使周人进入文明之域，为以后灭商准备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周人还局限于周原一隅时，已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取得巨大成就，自信地宣告他们的文化将是未来统一国家的主导文化。 钟鼓喤喤 磬筦将将 理论创新形成核心价值观 在先秦时代的政治生活中，“乐”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而且往往与“礼”密切相关。《礼记·乐记》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由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有瞽》是描写作乐的篇章，《毛诗序》认为“始作乐而合乎祖”，郑笺解释为“王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反映了周人礼乐并重的社会治理观念。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要推翻商朝，建立周人政权，离不开正确的理论指导。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谢阳举认为，《尚书》《逸周书》《周易》和《诗经》是四部具有极高价值的理论指南。《尚书》和《逸周书》通过记录并解说文献，宣扬“以史为鉴，以天为尊，以民为本，以德为贵”。谢阳举介绍，《周易》是周人长期卜占形成的经典，揭示预测规律、事物发展规律以及辩证看问题的方法，为中国哲学的经典文本。《周易》最核心的思想和精神即“易”，易即变，讲天道、人道都是可以变化的。于是文王通过推演《周易》，为自己找到一种新的“天命观”。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统治天下，若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另以有德者来代替，这就是所谓的“以德配天”。 西周王朝的建立与巩固，使黄河下游流域以至江淮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轴心，使姬周、姜羌、殷商、嬴秦、东夷、荆楚、吴越等族团融合形成华夏民族共同体，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主体。周王朝推行周文化于全国，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历史学家夏曾佑曾言：中国若无周人，恐今日尚居草昧，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也。 “西周的国家治理，采用一套礼乐制度，推广到全国各地，使之成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所以西周前期将近两百年，形成了一个和平发展的鼎盛时期。”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董理认为，依据血缘关系和伦理价值，西周的缔造者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登峰造极的政治范例。不论在统治模式上，还是在王朝形态上，都成为令后世仰望的样板。 “周原遗址在我国西周历史考古和研究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全国西周考古研究的重要基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在全国西周文化遗址中，周原遗址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为丰富、已出土文物数量最多且精品最多、现有学术成果最丰富。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遗址性质而言，该遗址都是周原地区周文化的核心，所有西周考古与历史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都不能回避该遗址。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周原遗址仍将是西周田野考古的重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