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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历史学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状态：一方面，专业划分日趋精细，学者们的研究方向越来越窄，论文越写越繁琐；另一方面，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学科知识面临着一种普遍的后现代性压力。如何在迎接知识不确定性挑战的同时，还能使历史学科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确是值得讨论的大问题。依笔者愚见，我们时代的历史认知应当努力跨越三种界限。 第一种是学科的界限。康德把古代希腊哲学分为三个部分：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他又进一步将全部理性知识精简为两类：质料的知识与形式的知识。质料的知识按照研究对象及其所服从的规律，可分为关于自然规律的学问即物理学，关于自由规律的学问即伦理学。形式的知识特指逻辑学。如此简明的划分可为我们学习理解各学科知识以及各学科之间的联系提供有益的启示。无论是三类或两类，它们之间并不是彼此分割、各自为营，而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缺乏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自由规律的认识不会深入。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说，在通向哲学领悟的道路上，科学家是路标的设置者。这句话意味深长，那些在科学领域内取得非凡成就者，如哥白尼、培根、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他们的思想往往能对人们的认知产生长久影响。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对自由规律的认识不够深入，也会使人们在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和利用过程中产生偏颇，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人为自然立法”是支配西方近代以来科技发展与人文思想的主导性观念之一。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的自相残杀、能源消耗、工业化进程对环境的破坏，以及至今仍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人类头顶上的核威胁等，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反思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缺陷。人们逐步意识到，科学、理性、进步、人文等美妙词汇的背后，蕴藏着令人不安的否定性力量。我们不能使得宇宙按照人类的善良意志运行，也不能使自然屈从于人类的道德法则。立足于此基础之上的后人文主义思想是对人文主义偏见的深刻补正。我们今天对自然规律与自由规律的认识，仍旧非常有限，需要各学科知识的集体合作和努力。被学科界限束缚住手脚，画地为牢式的研究，不仅不利于解决知识的融通问题，还容易造成新的偏见。 第二种是时代的界限。以个人或国家的眼光看，持续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是一部绵长而光辉的历史。但若与地球的年龄相比，人类的历史仍然十分短暂。我们今天的知识总量固然非常庞大，但相对于整个宇宙而言，仍然非常渺小。科学领域中，我们对于宇宙暗物质与暗能量还没有太多认知，我们对于大脑思维活动的认识也远远不够；道德领域中，我们对于正义与自由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对于绝对价值的丧失手足无措，等等。意识到这一点，就能明白“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这个命题的意义所在。那些为了研习便利所作出的种种时代划分，如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当代等，并非知识本身所具有的特质，更非人的本性所具有的特质。 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如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今天的生活。如此看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精神导师仍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他们的一些认知困境，仍旧是我们今天的认知困境。我们今天思考的很多问题，他们也曾经做出过深刻的思考。因此，在历史认知过程中应努力突破时代分割所造成的界限，反思人类认知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 第三种是文化的或者民族的界限。庄子曾经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如何克服物的立场或者俗的立场，达到道的立场，是求知过程中应有的追求。但事实上，文化或民族的偏见，常常成为历史认识的典型表达方式。以文明理论著称的福泽谕吉、以“大日本膨胀论”著称的德富苏峰，为日本军国主义行径提供了理论“合法性”；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与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助长了美国在当今世界横行霸道的气焰。只关心本民族利益的历史观念，不会得到其他民族的承认与尊重。 历史认知中，我们应反对夜郎自大与妄自菲薄两种不良倾向。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那种认为“中华之大，无奇不有”的思想，应当被永久搁置一旁。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学说中的精彩成分，可以为我们思考今天的难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帮助，但绝不能成为自负的理由与依据，更不是治愈现代性疾病的灵丹妙药。洛克、卢梭、密尔等人的思想，可以是我们开创未来的宝贵财富，但绝不会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和可靠保障。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越来越多样。跨文化交流、跨国界交往，是知识领域内寻求共识、寻找解决问题途径的必然趋势。 我们不能在求索知识的过程中，囿于人为的或自然的界限而制造更大的偏见。学科的划分、时代的区分、民族的差异便是诸种界限中需要我们首先突破的几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