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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以研究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问题为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具备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是我们在学术探索的征途上能否求得真理的前提。在我看来，主导学术能力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健康的身心、执着的精神，但最主要的无外乎如下五个。 一是洞察力。从过程上看，“做学问”涉及许多要件：研究对象、分析框架、范式方法、立场观点等。但是，治学经验丰富的前辈常对我们讲：“学问学问，关键在问。”的确，能否提出一个与时代变迁切实相关的好问题，这是决定一门学问做得好与坏的关键。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正是由于目睹了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社会动荡，才开始反思大革命爆发的深刻根源并写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一寄托着他对法国命运深沉思考的名著。马克思为什么从一开始的纯政治研究转向对经济关系的关注，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就是因为他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曾对莱茵省的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的农民处境有过细心的观察。从学术能力的角度讲，马克思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提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更可贵的是马克思对当时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阶级不平等问题形成了鞭辟入里的认识。思想家与一般大众的不同，主要在于他们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行为现象和历史事件洞悉人类社会在绵延发展进程中所出现过的或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一旦形成积极的“问题意识”，必然善于反思历史、明辨现实、研判未来。所以，“问题意识”可以被视作敏锐洞察力的外化表现，古往今来的那些名家大师没有不对社会历史的重大问题“洞若观火”。学术研究离不开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只有站在时代的前沿，用心思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面临的紧迫难题，学术成果才真正获得了生命力。 二是调研力。“问题意识”不可能是空穴来风，任何管用的“理论”都不可能不经过缜密的论证而横空出世。人文社会科学若要科学回答时代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就必须围绕“是什么”和“为什么”来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这是从对策的角度提炼“应当如何”的基础性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的作风要求，更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正如毛泽东说过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做不好的。”毛泽东之所以“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就在于他具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十大关系》都是毛泽东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写成的经典文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调查研究主要以搜集、整理一手资料为目的。随着西方社会科学逐渐传入中国，人们对调查研究的方法也越来越熟悉，例如发放问卷、深度访谈、翻阅档案等许多手段都被学术界乃至其他行业广泛地运用。不过，搜集资料可以凭借的手段有很多，整理搜集来的一手资料还得依靠理论工具的指引。因为没有理论工具，搜集来的资料就是零散的，我们很难从中理出需要的信息和答案。毛泽东在《的序言和跋》中回忆自己当年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 三是思辨力。从事学术研究工作，除了要身体力行地融入社会生活，其实最主要的行为方式就是“思”、“辨”。提出问题要靠思辨，分析资料也要靠思辨。一个学者不思考、不辨析，无论如何也写不出“真东西”来。《中庸》将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治学进路概括为五个层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中“思”与“辨”就是两个关键的环节。当然，思辨并不是为了尽情展现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挥洒自如和天马行空。从实用角度上看，思辨主要是为了澄清“是什么”的真相，并在此基础上抽丝剥茧、条分缕析、查明原因。与真正的思想家近距离接触，我们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他的字里行间品味思辨的魅力。老子的《道德经》就是这样一部神奇之作，围绕“无为”这一核心命题，我们既能感受到老子对大道的追求与皈依，又可以深切体会到那种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浑然一体、无所不在、出神入化，像“上善若水”、“天地不仁”、“宠辱若惊”以及“治大国若烹小鲜”都体现出了玄妙抽象与生活经验的巧妙结合。或许，让每一位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具备伟大哲人的思辨力有点儿急功近利，但至少我们应该见贤思齐，用心观察思考时代给我们提出的大问题，遵循一定的逻辑原则科学论证我们将要提出的论点，而不是在别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排列、再按照“一、二、三”的顺序教条堆砌。 四是表达力。当问题、材料经过学者的思辨加工最后形成观点结论之后，表达就显得尤为重要。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只有具备卓越的表达力，才有利于学术成果的传播和转化。中国古代的《史记》、《资治通鉴》，以及我们熟悉的《共产党宣言》都是表达力极强的著述，它们不但思想深邃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文字简练、用词贴切、语句流畅、令人愉快。但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学术产出批量化的竞争时代，人们越来越忽视对文字表达的推敲、润色和加工。不良文风无异于制造文字垃圾，它对知识的积累、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意义。文字功夫不是一蹴而就的，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撰写《滕王阁序》的王勃式天才人物，但那毕竟凤毛麟角。更多的人若想炼就过硬的文字功夫，必须通过广泛的阅读和持之以恒的动笔写作才能实现，“拼凑”永远不可能诞生美文。好文章除了美丽的辞藻，更要“言之有物”，而不是满眼“虚浮夸耀”的空话和“穿靴戴帽”的套话。那么，如何做到“言之有物”呢？这又回到了前面的论点——问题意识和调查研究。 五是群策力。与古代社会相比，现代社会越来越呈现出网络化、动态化和复杂化的特征。另外，随着人类社会的持续演进，意味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越来越长。因此，围绕那些覆盖面广、跨度很大、学科交叉多的学术问题展开研究，只有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没有几代人的共同付出和积累都很难产生好的作品。譬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出版一度引起广泛的关注，该书不但充分吸收了此前的诸多优秀成果，而且还汇集了百余位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学术研究都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来进行，这既没有必要，而且囿于人力、物力的限制也不可能。如果将群策力内化于一般学者的日常行为，其实它更多地表现为合作交流、传承延续。所谓合作交流，就是强调学术研究在提出问题、调查研究、思考辨析、形成论述的不同阶段都要虚心听取相关人员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做的好处有很多，比如扩大学术视野、加深对问题和材料的理解、提高理论工具的效能以及增强立论的可靠性等。所谓传承延续，就是强调在前人已有的优秀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弥补不足、深化加工，这样做的好处也有很多，比如避免无谓的重复、扩充知识增量、打造学术精品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科社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