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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吉富: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史理论与城市化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人民出版社 袁吉富 参加讨论

    近来,关于世界城市的话题,在学界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些讨论成果颇丰,但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世界城市似为不多。有鉴于此,笔者斗胆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史与城市化理论的角度,谈谈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理论思考。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就是由地域性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现代城市化的过程。现代城市化意味着世界历史以各个城市为主要枢纽连接起来。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如果说现代社会是以现代生产为经济基础的话,那么,这一经济基础的必要手段就是“大工业城市和廉价而便利的交通”。在便利的交通而形成的世界网络之中,城市显然就是这网络中的枢纽和支点,也是人们进行生产生活的主要基地。
    值得提及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中心不断转移的过程。在世界历史条件下,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格局。最初中心是英国,随后代替英国成为世界历史中心的是美国。对此,恩格斯曾经有远见地指出:“当英国迅速丧失它在工业上的垄断地位的时候,法国和德国正在接近英国的工业水平,而美国正要不单在工业品方面,而且在农产品方面把它们统统赶出世界市场。美国实行一种至少是相对的自由贸易政策,无疑会彻底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同时会破坏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品出口贸易”。如果我们顺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推断,在各个城市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个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格局问题呢?如果有,那中心城市不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世界城市吗?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尤其是其现代城市化理论,在我们这个全球化或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在首都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宏伟建设目标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日益显现出它的巨大意义。
    首先,对国际化城市的定位要有正确的认识。在世界历史时代,每个人既是地域的个人,又是世界历史的个人,而根本上是世界历史的个人,这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与此同时,每个城市既是地域性的城市,又是世界历史性的即国际化的城市,而根本上是国际化的城市,这就意味着,我们讨论所谓的国际化城市,在质的意义上其实是没有多大的价值的,因为当代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国际化的;只有在量上讨论才是有些意义的。也就是说,只存在国际化程度高低的问题,而几乎不存在什么是否是国际化城市的问题。如果在是否是国际化城市的问题上绕来绕去,差不多是自讨苦吃。
    其次,对何谓世界城市的判断要有清醒的认识。世界城市作为一种高端城市形态,它存在的依据根本在于处于国际城市体系分工的高端,而国际分工体系向来是由多重的分工复合形成的,这就意味着,有多少种国际分工,就有多少种处于高端的世界城市;一个城市占据着多种国家分工的高端数量越多,它就越是复合的世界城市。目前一些人在讨论到底有几个世界城市,是不是只有纽约、东京、伦敦才是世界城市,巴黎是不是世界城市等等问题,在笔者看来是没有什么意思的。维也纳就是音乐界的世界城市,巴黎就是服装界的世界城市,难道不是吗?此外,人们还经常用有限的几个指标,特别是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几个指标来衡量是否是世界城市问题,这种做法如果全面,当然是值得大力提倡的,问题是如果把这些指标定得过于狭窄,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种眼界狭隘的表现呢?如果我们被眼前的利益所左右而忽视了长远的前景,后人又会如何评价我们呢?
    第三,对世界城市的建设思路要有清醒的认识。世界城市是在全球化、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世界城市。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构筑与周边及世界其他地域的物流、资本流、信息流、人才流等交往通道,在多赢博弈中实现自己的建设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在自身追求的特有分工方面,切实成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内涵,否则,过于强调与世界的联系极易造成寄生性的发展后果,进而形成实质上非自主性的世界城市局面。对北京来说,如果它不能成为中国北方区域一体化意义上的中心城市,即便它成为世界城市,其发展潜力也是不容乐观的。
    还应该看到,世界城市之为世界城市,意味着它的建设主体是世界人民,而不仅仅是北京市民,当然北京市民应当是基本的主体或者说是核心力量。而这就提示我们思考下述问题:其他建设力量为何也愿意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如何才能把非北京市民的其他力量努力转化成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力量?
    第四,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面临的严峻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建设世界城市并不意味着城市的大规模量的扩展,也不意味着城市中一部分人的发展要以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为代价。大规模的量的扩展会造成愈益严重的生态、资源问题,极大地破坏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可取的核心办法是通过合理的分工和便捷的交通体系,形成城市群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联合体,以缓解中心城市的巨大生态和资源压力。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在消除城市贫困问题上下大力气,不能造成马克思所说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激烈对抗,以便为首都世界城市建设提供有力的社会基础。
    (作者: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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