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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研究国家起源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普遍接受了国家作为历史事物的认识，即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对国家的定义和国家的起源途径、原因等问题仍然没有达成共识。经典马克思主义把国家看作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暴力机器，因此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些阶级的暴力机器，显然具有合理的一面。但也不能否认，随着史料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化，这一定义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因为国家的定义必须能够涵盖整个世界文明史范围内的所有国家类型，恰恰在这一点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定义存在着局限。历史上的所有国家无疑具备暴力强制的特征，执行对内镇压、保持秩序和对外防御或扩张的职能。但暴力和强制并不是国家的唯一特征或职能。国家，尤其是近现代国家，同时还有组织生产、分配资源与产品的任务，有实行国民教育和组织、管理社会文化活动的义务，有社会保障包括作为防病救灾、慈善事业等诸多社会公益活动的最高行使者的职责，也就是政府的职能。尽管所有这些职能都以国家特有的暴力强制力量(军队、警察、监狱、法庭)为发挥这些职能的终极依托，但仅用暴力机器来释解国家的本质毕竟简单了一些，它容易掩盖现代国家并非都以富有阶级为唯一社会基础的事实以及国家更多地着眼于国民福利的特征。所以，我们既不能否定国家的暴力强制的本质，又不能把国家仅仅归结为单一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 洛克、卢梭等近代思想家把国家视为通过契约形成的政治联合体的定义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国家肯定是一种人们基于某些原则结合而成的共同体，但这种组合是否出自平等协商而订立的契约，就显然是难以确证的假设了。至于卢梭等人推测的最初的国家形式是共和国，则与目前掌握的史料完全不符。契约论的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用社会矛盾的发生来解释国家的起源和国家的本质相比，在实证方面显然处于劣势。迄今为止的考古材料(主要是从各地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已经能够证明在原生的国家出现前夕，无论是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还是黄河与长江流域、印度河与恒河流域，都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即贫富分化的现象。而现有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也表明，最初的国家的统治者都是拥有大量社会剩余产品的君主。(29)这种随葬品的分级现象与后来的国君的普遍富有之间虽不能建立直接的物证联系，但是可以推测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在史前社会中拥有强势地位的氏族部落领袖是怎样突破原始共产制、原始民主制的束缚，跃升为社会的统治者的。由于史料匮乏，对这类重要的具体问题的解答至今仍未超出假设的范围。 需要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这就是自从20世纪以来，推动国家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问题研究的队伍不再是非专业的思想家，而是专业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这是因为19世纪中叶以来各个人文社会学科的专业化、科学化，缺乏实证、游谈无根的思辨研究方法已被学术界普遍抛弃。20世纪的研究者继承19世纪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开创的社会调查方法，广泛利用人类学对史前社会“活化石”的调查材料，推导国家各种特征起源的一般原因和国家起源的不同类型。然而，由于国家起源问题的特殊性，现有的各种人类学材料毕竟同历史上已知的原生国家无直接关联，所以在国家起源这个老问题上，迄今国内外学界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从接触到的成果来看，现代国家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并没有超越19世纪以及19世纪以前的思想家们奠定的解说基础，这就是：首先，国家不是自古已然的，而是比较晚近的时代出现的历史新事物，是社会进化的结果；其次，国家的产生和存在以社会不平等或社会分层为基础，是社会结构复杂化的产物，国家的职能之一便在于保持这种不平等的结构；第三，国家的产生和存在是以某种形式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是超阶级的。第一点认识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第二、第三点认识则依不同学者而二者各取其一。以下择取若干华语世界与欧美学者的代表性观点加以简析。 美国华裔学者张光直在其著作《美术、神话与祭祀》中提出国家起源的两种模式，即断裂—连续模式。他认为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西方式的，其代表是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乌鲁克文化和地中海的爱琴文明。它以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变为契机，通过技术的突破，通过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其特征是在兴起时突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束缚，并与旧时代发生断裂。在张光直看来，西方式的国家起源中，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积蓄社会财富的主要方式，生产技术是决定性的因素，社会组织结构中的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因此，西方式的国家起源的特点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断裂性的。二是东方式的或世界式的，其代表是东亚的中国，也包括美洲的玛雅文明。它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在生产技术上没有大的突破，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威的确立开创新的时代。其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连续的，它们的和谐关系没有受到破坏。东方式的国家起源中，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城市与以前的氏族聚落也有连续性，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社会延续下来，包容了新的地缘关系，因此东方式的国家起源的特点是连续性的。(30) 张光直的断裂—连续模式把苏美尔人的国家同爱琴文明时期的国家划为一类是否合适姑且不论，他视断裂模式为非典型的起源模式，而以中国为代表的连续模式则是国家起源的典型模式，这同历史事实不符。西亚与东亚是两个独立的农耕文明的发源地，都经历了新石器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农业革命、金属器革命，并独立地形成了原生的国家。现有材料表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爱琴文明与古代中国文明的相似之处大于相异之处，都是连续而非断裂的。三处文明中，只有爱琴文明时代的国家出现过反复，曾经被假定的多立安人入侵彻底毁灭，从而在新的基础上产生新的波利斯国家。但这是在原生的爱琴文明的君主制国家之后发生的变故，与这里所说的爱琴文明时期的国家起源没有直接关系。 我国学者谢维扬在其代表作《中国早期国家》一书中提出酋邦作为从部落到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类型的假说，认为从一个单一的社会来看，酋邦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它由典型部落社会演变而来；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典型部落社会又不必然转化为酋邦，因为有些典型部落社会可以不通过酋邦直接发展为国家。所以，又可以把酋邦制度看作是人类政治组织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谢的观点对国家起源的类型分析提供了新的内容，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他的典型部落社会和非典型部落社会的划定却难以令人信服。 易见平的专著《部落联盟与酋邦》是国内关于国家起源与早期形态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书中详细介绍与分析了20世纪以来、特别是英语世界的有关论作，其数量颇引人注目，(31)表明英语世界学人对这一传统课题的高度关注。作者在与一些现成论点的论战中展开自己的解说，就人类社会从假想的游团社会直至国家形态过程中的权力结构演变情况进行了自己的探讨。他认为在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游团以及其后的部落社会中，成员相互间是一种平等而民主的关系，领导只是临时魅力型的，他们也许拥有权威，但是并不拥有制度化的强制性质的权力，整个社会处于无中心的分散状态。在其后发展出来的酋邦社会或者可以称之为其他什么的社会中，领导已经成为常设的职务型的了，酋长以及(或者)议事会虽然拥有过去的权威而非制度化的强制性质的权力，但这种社会却是一种等级制的拥有中心的社会，整个社会大多数时候都可以按照某种统一的意志来行事。换句话说，酋邦即是一种准国家组织，还不是完全形成的国家形态。在易见平看来，国家与以前的社会根本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种以制度化的强制性质的权力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社会，它拥有一个组织起来的政府，合法地垄断了暴力。普通人或者普通团体，不经过政府允许使用武力，将会受到政府的惩罚。 在解释人类社会早期权力结构的来源和演化时，易见平提出了一个新的探讨角度，就是生物学和行为学方面的介入。他指出无论是在关于争斗的动物那里，还是在天生好斗的人类那里，家庭内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说都天然倾向于等级关系；由此还可进一步推论，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凡是由家庭模式扩大开来的社会结构，是否也都天然倾向于等级结构。换言之，建筑在等级结构基础上的国家权力具有先天的来源。这就对等级或阶级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说提出了挑战。 华语世界之外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是研究国家起源与早期形态问题的主力。他们一般从传统的社会进化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是从相对平均主义的无国家社会到拥有政治权力的等级社会(rank societies)，并最终到拥有国家的分层的、文明的社会这样的路线演进的。(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