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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为什么要从事全球史的教学与研究呢？这里就要提及全球史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需要从全球史所关注的主要内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说明。 在今天的世界，一方面，全球化如火如荼地向前推进；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在忠于自己的群体与参与全球化进程之间，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用怎样的协调方式呢？以美国为代表的“己所欲者，必施于人”的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历史上的无数冲突、战争就是由于类似的原因造成的。其实，人类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协商合作、求同存异、互利互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往方式，哪怕是在遥远的古代。全球史的研究已明确告诉我们这一点。 威廉·H.麦克尼尔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⑧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全人类从属于一个本体，人类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真正孤立的人群，他们总是相互交往的。从最早的历史时期开始，互动就开始影响着人类。从智人作为一个物种在35000-40000年前登上历史舞台起，人类就走上了长途跋涉的迁移之路。到公元前15000年，人类分散到地球上几乎任何一个可以生存的地区。通过对语系、血型和物质遗存的特征和分布的研究，学者们可以相当精确地追溯一些民族在史前时代的活动。尽管现存的材料不允许我们深入了解迁徙中的人们的经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迁移早在史前时代就导致了互相间的跨文化碰撞，尤其是工具、武器和诸神的广泛传播，证明了史前时代人们已进行远途的交流。随着交往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频繁，麦克尼尔所探讨的欧亚非“共生圈”形成了。这一“共生圈”囊括了从中国到非洲和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农耕地带，到公元1000年，这里的商路发展成为“成熟的世界市场”，东方和西方在这里走到了一起。那么，这一庞大的“共生圈”体系是靠什么维系的呢？麦克尼尔认为，商业实践实际上逐渐地创造出了一套可行的商业法则，这些法则大大有利于规范跨越文化边界的交流。不仅如此，欧亚世界主要的宗教：基督教、儒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认同并规劝虔诚地对待陌生人，这就为外来者和异教徒留出了空间。因此，尽管不曾有过任何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统治整个欧亚非共生圈，但是一套粗略的道德法则的确出现了，并且卓有成效地把跨文明交流的风险降低到能容忍的限度。各个地方的统治者渐渐认识到，用征税来取代对外来者的掠夺，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被统治阶层也同样学会了对外来者的容忍，因为在这种交往中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由于这些认识逐渐变得普遍，可付诸实施的（并且具有明显一致性的）商业法在欧亚大陆的一些港口和其他一些大的城市中心出现了，另外，针对那些深入内陆乡下的外来者，还有一套非正式的习俗规定作为补充。论述至此，麦克尼尔郑重地告诫全球史研究者：应该把这一点作为自觉研究的目标。⑨ 除了经济纽带所维系的网络体系，古代世界还存在“话语共同体”。约翰·奥伯特·沃尔的《伊斯兰：一个独特的世界体系》一文让人颇受启发。沃尔在文章中首先对沃勒斯坦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沃勒斯坦认为，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体系，帝国通过单一政治体制控制着大片地域；另一种是1500年之后的世界经济体系。具体到中世纪的阿拉伯，通常认为，在公元10世纪阿拔斯王朝政府开始衰落后，伊斯兰帝国体系开始瓦解，1258年蒙古的军事力量摧毁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给这一崩溃过程画上了句号。然而，历史事实是，在此后的几百年间，一个穆斯林共同体（“穆斯林之家”）形成了，从中华帝国的亚洲内陆地区和在菲律宾的小型马尼拉素丹国一直延伸到波斯尼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那么，是什么赋予这一共同体以统一性或根本凝聚力呢？沃尔认为是共同的“话语”，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概念的和手势的或仪式的等交流方式。有了这种交流方式，群体之间发生交往时，希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就会降到最低，而和谐一致则会得到最大张扬。正因为如此，14世纪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从中国到非洲的广阔土地上旅行时，每到一处，都遇到相似的文化上和语言上的路标，就像今天的北美洲人到西欧旅行一样。⑩ 总之，在1500年前，欧亚非大陆已经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孤立的社会逐渐融入这个共同体，西欧也不例外，也是这众多社会中的一个。“西欧的演变取决于欧亚非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11)这样一个视角对我们理解西方的兴起会很有帮助。按照上述思路来推理，我们就不会再赋予1500年太多的意义，欧洲的航海发现只不过是把欧亚大陆业已存在的互动网络进一步延伸到了美洲、澳洲。从此全球一体化的趋势逐渐加强，“同一个世界”日益形成。 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一体化必然以消灭地方特殊性和多样性为代价吗？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世界的发展方向是一极的、西方式的，而其他的“传统社会”需要通过现代化道路，向新的全球文明看齐。按照这种逻辑，具体的地方史就只能作为一种“史前史”吸引人们的目光，所研究的是“他者”文明之谬误与西方胜出之原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全球加速融合的大背景下，近年来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地方自治主义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显示出了“地方性”的持久地位。今天的世界“既空前融合统一、又空前四分五裂”，“更像是一幅缤纷的拼贴画，而绝非全球文明的纯色图”。(12) 那么，该如何理解当今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呢？注重“互动”研究的全球史学者给出了历史学的解释。19世纪中期，世界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发生了快速、剧烈的社会变革，(13)其中包括：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引发的内战、克里米亚战争、印度各阶层人民发起的反英斗争、在拉丁美洲发生的试图灭绝巴拉圭民族的战争、美国内战、非洲南部黑人与白人争夺定居点的战争、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协调危机以及欧洲国家实现统一的一系列战争。所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战争都反映区域性权力和稳定的危机，反映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这种问题无法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因为它们有各地的具体原因，发生的时间也有先后。然而，这些流血冲突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以各地区间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具有竞争性的接触为大背景的，而这种竞争性主要是由欧洲国家咄咄逼人的插手所驱动的。正因为这一共同点，此种危机对世界历史来说便拥有了变革的意义。各个地区应对危机的解决方式也具有共通性，一则都努力恢复秩序、重建国家；二则都实践了自我变革、自我提高的战略，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解决地区性危机的过程中，始终都离不开区域间的相互适应和借鉴。各个地区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快速发展的地区间交流，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交流。人们看待世界、看待世界的空间、看待跨越空间的地区间联系的传统思想，让位给了全新的全球构想。不仅如此，虽然这种新的“全球”构想把世界看成互相联系的整体，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种联系是不同的。因此，全球一体化进程并非首先在西方设计好而后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而是一系列政治力量中心为解决内部危机、应对与其他地区不断强化的交流而尽其所能地艰难前行所致。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西方还是非西方，人们都没有断然地、始终如一地抗拒全球一体化。相反，一体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尽管是以不对称、不对等的方式。印度、埃及、阿根廷、中国、波斯还有非洲无一例外地成为西方人扩张和对外侵略的牺牲品，但若没有印度人、埃及人、阿根廷人、中国人、波斯人和非洲人的推动，帝国主义也不会存在。这些人不只是受愚弄者，他们还追求复兴大计，而这同欧洲主导的全球政治体系有吻合之处。这些国家同西方势力的关系，是合作与抵抗共存、容纳与拉拢共用。它们利用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加强或创立自己的政权、利用自己的地利来讨价还价、利用欧洲人和美国人入侵的契机，来学习借鉴西方的统治方式为地方利益服务。它们的确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但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如此说来，这些非西方国家才是产生全球一体化的力量源泉，它们在一体化进程中让世界逐渐融合，而世界各地区的历史也因此同世界历史产生了关系。(14) 这种分析与费正清等人依据中国经验形成的“冲击—回应”研究模式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它简单地假设19世纪的东西方交流是单向的、都是由西向东的，或者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是完全被动的。而上述全球史学者的研究放眼全世界，认识到不仅其他社会陷入危机，西欧社会也同样面临困境；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各区域总是在互相适应和互相借鉴，其影响是双向的甚至多向的；西方并非先设计好一种模式然后强加于其他地区，其中的很多举措是在与其他地区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亚非拉地区积极地自我提高、自我变革，自觉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一方面推动了全球化，一方面也因融入方式的不同和自我认同的存在而保留下了多样性。笔者认为，以19世纪中叶世界一些主要地区出现的危机以及各地区不同的应对策略为研究对象，据此追溯当代全球化的源头，这有助于把握全球化的本质，理解全球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长期并存，指导人类不断前行的脚步。 全球史不仅关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还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包括环境、生态和生物进程对跨区域、跨大洋甚至是全球的影响。学者们之所以关注这样一个领域，其原因在于，人类并不是全然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推动历史的发展，而是处于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并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人类的活动确实改变了自然环境，但是环境也经常会令人类大吃一惊。在《人鼠之间：太平洋群岛的简要环境史》一文中，J.R.麦克尼尔提供了许多具体的、令人震惊的材料。在太平洋环境发展史上，贯穿整个大洋的人类交通和交往的突然兴隆和暂时停歇是环境变迁的主要支配因素，其中技术因素尤为重要，因此可以从技术角度把自人类登上太平洋这个舞台之后的环境史分为三个时期：桨叉驾船时期、帆船时期和汽船时期。在每个阶段，交通的进步，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及某种程度上与殖民帝国的政治联系和战争等推动力量给本地微生物和社会带来诸多不幸的后果。(15)历史发展到今天，环境问题是人类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解决的难题。全球史在这方面的研究能够提供给我们诸多的经验和教训。其实，按笔者理解，戴维·克里斯蒂安之所以倡导并身体力行地讲授150亿年的“大历史”(16)，重要目的在于提醒今天的人们，人类的历史只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不可把人类的积极作用无限放大，应当充分认识到人类的出现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在生物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生物大消亡，最后一次是6500万年前的恐龙大灭绝，带来了哺乳动物的兴盛和人类的出现。自从人类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个阶段是人类对大型哺乳动物的屠杀；第二个阶段是人类相互间的残杀；第三个阶段是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环境的持续破坏，其间造成了许多哺乳动物的迅速灭绝。除非人类通过行为的进化改变其自私性和侵略性，否则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型哺乳动物将无可挽回地走向第六次大灭绝。在人类的整体灭绝危机面前，没有谁能够逃脱。所以，人类整体的携手合作，已经不容任何偏见和狭隘感情阻隔其间，每个个体（个人、集团）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置于整体的存在和发展之中去考虑和谋求。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顺便提及历史学的现状、历史学的社会价值等问题。自19世纪专业历史学诞生以来，历史学家致力于历史的实证研究，倾注了大量精力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历史学科中，像在任何其他学科一样，如果想理解细节的含义、理解它们是如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就必须有超越细节的眼光。如果要搞清历史中任何一个部分的来龙去脉，就需要构建大的图景。遗憾的是，历史学家如此全神贯注于微观研究，往往忽视了构建这些大的历史图景。事实上，很多历史学家存心忽视宏观概括的工作，相信当积累足够事实的时候，事实就不言而喻了，却忘记了只有我们可以给“事实”以声音。历史研究的这种片面方法导致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拥有大量信息但研究领域零碎、狭隘的学科。早在20世纪80年代，威廉·麦克尼尔就曾予以严厉的批评，“除了我们之外，谁会真正关注我们的学术期刊与著作中那些细枝末节？”“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人在乎，凭什么希望得到回报呢？为什么学生要听我们的？为什么其他人要听我们的？”(17)在此有必要强调，笔者无意贬低民族国家史、专门史的重要性，只是希望人们能够给予全球史研究应有的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