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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史一定要以全球为研究单位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全球史不总是，甚至不经常是把全球作为其分析单位。倘若是，全球史研究就会停留于不着边际的推论的层面上，历史进程中个体的作用将很难得到承认。那么，全球史研究到底应该如何选题？全球史研究的课题在研究范围、研究思路上有什么特征呢？杰里·本特利在《新世界史》一文中评述了全球史的一些学术研究课题近年来的进展情况，其中包括全球史理论、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与交流、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移民和离散社群，等等。(18)刘新成在《在互动中构建世界历史》一文中指出，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是互动，全球史研究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在认真梳理全球史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他列出了全球史学者表达“互动模式”的八种方式：1.阐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2.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共生圈”；3.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4.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5.“地方史全球化”；6.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7.生态史、环境史研究；8.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19)笔者认为，这一概括已非常全面，如果认真思考和理解，对全球史真正感兴趣并有志于全球史研究的读者应当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 为了加深对诸多互动模式的理解，笔者对其中几种“互动模式”予以进一步的说明。 不同人群、不同文化的“相遇”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伴随“相遇”而产生的影响是相互的、直接的。历史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者的接触而引发的，因为接触之后的借鉴往往引发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的调整，即使拒绝借鉴也会引发同样的后果，因为只有变革自身才能抵御外来的影响。因此，全球史的从业者应该尤为关注不同文明彼此接触的史实，或者说对此保持高度的敏感。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强调单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对近代殖民主义的研究。其实，殖民地对西方殖民者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仅举一例。最初在南亚次大陆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认为，接受定期洗澡和用洗发剂洗头以及其他当地的习惯也许可以冲淡他们身上的商人气息，更像印度高种姓的成员，从而使他们看起来更适合统治者或廷臣的职位。后来，这些习惯传回英国，成为英国的时尚。然而久而久之，这些卫生习惯的婆罗门起源被英国人全然忘记了，却摇身一变成为西方声称要输出的“文明”的标志。(20)除了影响的双向性，笔者还想强调全球史学者所关注的影响的直接性。全球史学者认为，说A地的某种文化、某种思想或某种态势对B地产生了影响，应当有直接的证据，应当说明是如何传播的、如何影响的，或者说应当把影响得以发生的链条构建起来。比如，要研究英国“价格革命”的原因，仅仅提到美洲白银流入欧洲这一背景是不够的，应当具体分析美洲白银是如何流入英国，它与价格曲线的波动具体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说到这里，就该回答中国学者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了：我们讲中国史很多时候也会讲“国际背景”，全球史到底高明在何处呢？笔者认为，我们通常所讲的“国际背景”与具体历史事件之间很多时候是“两张皮”，其间的联系是想象的、推断的，而全球史所构建的联系不仅是直接的，而且是双向的。 如前所述，历史上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共生圈”或互动区是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突出表现在威廉·麦克尼尔对1500年之前欧亚非“共生圈”的研究；K.N.朝德哈利(K.N.Chaudhuri)在《印度洋的贸易与文明：从伊斯兰教的兴起到1750年的经济史》、《贸易与文明》、《欧洲之前的亚洲》等著作中对于8-15世纪以穆斯林商人为核心的“环印度洋贸易网络”的研究；菲利普·科廷(Philip D.Curtin)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一次人口统计》、《种植园经济的兴起和衰落：大西洋历史论文集》等著作中对于包括欧洲、非洲、美洲在内的大西洋沿岸一体化进程的研究；等等。这种研究与一般的区域研究有何区别与联系呢？在美国，区域研究方法最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国家战略需要发展起来的，所研究的是一个个孤立、封闭的地区，所强调的是在其自身的语境中，用“土生土长”的范畴来理解非西方文化。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对此提出了批判，认为它像西方中心论一样狭隘。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许多在自己领域经受严格训练的区域研究专家却变成了全球史学者。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放弃了传统的研究领域，开始参加非传统的、非“文明史”的区域研究项目（威斯康星的热带社会研究项目，地中海、大西洋或印度洋研究，等等），这是一些充满内、外互动的“互动区”；另一方面，他们借用一些外来范畴从事研究，使不同领域学者间的对话、不同领域的比较成为可能。最初，这种“互动区”的研究过多地关注经济、贸易方面，可以相信，对于“互动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全方位研究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全球史研究关注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创造发明、某个发现甚至某种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连锁反应。最典型的个案是近代早期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的白银开采对欧洲、南亚和中国经济的影响。林达·沙佛尔的《南方化》一文提供了又一个典型的个案。南方化是一个起源于亚洲南部而后传播到全球其他地区的多层次的进程，包括数学的发展，热带和亚热带香料的生产和销售，新商路的开拓，糖、棉花等南方作物的种植、加工和销售，等等。公元5世纪，南方化在亚洲南部全面展开，也是从那时开始传播到中国。8世纪，南方化开始在穆斯林哈里发的土地上传播。阿拉伯人把许多在印度培植和改良的重要农作物传播到了中东、北非和伊斯兰化的西班牙，其中最重要的是甘蔗、棉花和柑橘类水果。在阿拉伯人的努力下，印度数学沿着与农作物相同的路线来到了伊斯兰世界。花剌子密在撰写于公元825年左右的《印度计数算法》中把印度数学介绍给了阿拉伯语世界。1200年以后，随着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征服，南方化开始对信仰基督教的地中海地区形成冲击。甘蔗和棉花在地中海岛屿普遍种植。比萨的利奥纳多·斐波纳契（约1170-1250年）的《珠算原理》把印度数字和数学介绍到意大利的商业中心后，它们使13世纪的西欧变得重要起来。欧洲西北部的崛起，始于那些不局限于地理限制的南方化要素在这些地区的移植。但是，由于离赤道太远，西北欧人不能在所有方面都实现南方化。西北欧的完全南方化以及我们今天与西北欧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财富，仅仅发生在他们公然控制了热带和亚热带的领土并绕过非洲参与了南洋贸易之后。在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海岸地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占领土地，第一次成为蔗糖和棉花的生产者。在东印度，荷兰人夺取葡萄牙在马六甲的贸易站，并于1621年征服班达群岛，从而完全控制了优质香料的供应。没有这些南方的财富，那些欧洲更北部的地区没有能力完全参与南方化进程。分析至此，作者得出结论，一方面，我们不能低估本土发展在西北欧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同样也应该强调，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许多非常重要的起因在欧洲范围内是无法找到的。不如说，这是西欧与东半球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欧洲的兴起仅仅是在13世纪的东半球大重组推动了南方化之后才发生的，而西北欧在得到南方化的利益之后才开始崛起。因此，北大西洋国家的崛起不能被过于简单化，以至于被看做是一个孤立的、无与伦比的、只能植根于希腊以西的欧洲现象。我们应该把它描绘成一个在半球范围内展开的进程的一部分。(21) 全球史注重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或者说，把小地方放到大世界中来认识，从而折射世界的变迁。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怀特的研究具有典范的意义。他曾多次到西非实地考察，特别是考察了冈比亚的“纽米国”，与当地人座谈，翻阅档案资料。他认识到，在1500年之前，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西非与地中海世界甚至与东南亚有着广泛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他继续研究1446-2003年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纽米国所发生的变化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写成了《世界与非洲的弹丸之地》(The World and a Very Small Place in Africa)。此后，“把小地方放到大世界中”(to put a small place into a big world)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一种范式。 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也属于全球史的研究内容，包括跨国别、跨文化的社会史、妇女史、商人史、移民史、疾病史研究。近年来，社会史与世界史的结合颇为引人注目，出现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这里举三个例子。第一，来自一系列国家的历史学家、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合作的欧亚大陆研究工程，运用一些纯粹来自外部的范畴，如“收入处于后20%的人”——不管他们在这里包括小土地所有者，在那里包括无产者——来展开研究，从而摆脱了每一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这一问题的困扰，提出了这样一些研究课题：比较儿童走向成年的几率、他们离开农田后寄钱回家的几率、应召入伍的几率等。(22)第二，有研究表明，在近代早期，许多民族的绝大部分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忙碌，一年中农业劳动的天数增加（由于双季作物的增加等），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而每周的工作时间延长，管理更严，童工增加，退休制度近乎消失等。(23)一旦我们把这视为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不仅包括那些稍后劳动日产出极大提高的地区，也包括那些发展更为缓慢的地区，我们就不会轻易把这种模式在一个地方的表现视为后来“成功”的先兆（如西北欧），而把在另一个地方的体现视为“失败”的明显征兆（如中国）。(24)第三，近年来，帝国社会史关注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发展，发现了一些普遍的发展趋势。何谓帝国？帝国是这样的政治实体，在其中，一个社会的领导者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统治着至少另外一个社会，其统治手段不同于在自身社会所使用的手段，虽然并不一定更为专制。根据这种理解，帝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证明其合法性，不同时代的帝国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但在某个时段，某种做法却具有世界性。在近代早期，人们日益关注绘制疆域图、对种族群体进行归类，等等，也关注把这些信息传达给其他帝国。到19、20世纪，出现了一个非常流行的现象，即许多帝国日益重视“教化工程”(civilizing projects)。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帝国声称，帝国最终会把至少一部分“异域”臣民转化成为像帝国中心区的人那样思考、生活和接受管理，以此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英帝国、清帝国、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无不如此。到19世纪后期，我们看到了一个进一步的转变，即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教化”帝国臣民意味着使大众文明化，目的是更详尽地规范他们的生活，也包括在殖民地的欧洲人的生活。(2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方式与传统的史学研究形成了区别，属于“大规模互动研究”。有一种观点认为，大范围的历史研究会招致准确性和细微性的缺失，并远离亲身经历者才能理解的那种语言环境，可以说得不偿失。笔者认为，任何课题，哪怕是范围非常小的课题，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细节。我们不能苛求城市史研究要了解一个城市的所有事物，也不能苛求民族国家史研究要穷尽一切相关资料。况且，所谓详尽是相对的，在一个范围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内容，在另一个范围中可能就成了枝节，而在最大的范围中可能就完全失去意义。历史学家如果将研究范围拓宽，既会面对细节的缺失，但同时更大的研究对象也会进入视野，从而弥补其损失。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没有惟一恰当的“细节”标准，所要求细节的多少完全取决于所提问题的本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将历史研究中惯常采用的时间范围、地域范围当做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