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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国政治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 1.工业革命、产业结构调整与阶级结构变化 如果说英国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德国的现代化发展是紧紧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发展起来，从而迅速实现了赶超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在德国经济的赶超过程中，第三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传统制造业中的体力劳动者人数相对下降，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在人口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德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所谓的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体现在传统产业部门，即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比重日益缩小，而第三产业即附加值高、利润率也高的产业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比重日益扩大，这从总体上推进了中产阶级队伍的急剧增长。特别是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制造业、尤其是体力工人较多的制造业转移到落后国家，把第一世界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所从事的体力工作转移到国外，这使得第一世界国家的国内工作以服务性产业为主，就如今天的美国，主要以金融业为主。用今天的经济学术语来说，资本主义产业链中的低端产业被转移到落后国家，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因此主要集中在第三世界的“世界工厂”；而第一世界中的发达国家则以高端产业为主，这就决定了发达国家的雇员的收入水平处于较高层次，其雇用人员也就自然成为中产阶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政党的阶级性下降，而民族性即保护本国利益的动机大大增强，所以在20世纪就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当经济危机发生之时，不是出现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而是由贸易保护主义所引发的国际争端，这说明国家利益逐渐取代阶级利益成为政治斗争的核心。 总之，正是由于德国工业化所采取的独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导致白领工人有技术的熟练工人，如在今天中国的长三角区域，熟练工人的工资已达到3 000元，与教师、公务员的差别不大，如果仅从收入水平业看，这些人实际上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成员。和特定的服务阶层（经理、专业人员、教育工作者、公务员、科学家）人数增长，为中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与白领工人成为中产阶级的主力这一发展路线相应当的是，德国有着深厚的工艺技术传统，熟练工人以自己的精湛技术为荣，这使得德国的工人阶级异质于英、法两国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从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角度来看，这些德国的技术工人拥有不同于英、法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技术，我们今天的中产阶级也大都拥有一定人力资本，如技术、管理能力、文化等。马克思当时也注意到这一现象，所以在《资本论》中分析剩余价值时，把工人的劳动分为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可以按一定的比例把“复杂劳动”换算成几倍的“简单劳动”。这实际上从理论上揭示了英、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工人阶级从事的是“简单劳动”，所以，他们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中只能获得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那部分——即维持一个工人的基本生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因为这些早期工人只是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所以，他们在社会分层上也是属于下层的“无产阶级”。而德国的工人不同，他们由于拥有精湛技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他们实际上是拥有“人力资本”，所以，他们能依靠自己的人力资本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中获得比简单靠体力为生的产业工人更多的剩余价值——收入。所以，德国的技术工人实际上是处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层次上，而一般的依靠体力为生、从事“简单劳动”的产业工人则是处于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层次上。以这一视角来考察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们可以发现，只有那些刚从农村转移过来的、无一技之长、仅靠出卖体力为生的工人——“农民工”才是处于社会分层中的下层，即古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拥有一技之长或一定“人力资本”的政府和大型企业的大量雇员，构成了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主要成员。 2.大公司的发展与中产阶级壮大 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社会分工和协作进一步扩大，为企业的规模化经营提供了条件；激烈的市场化竞争则导致垄断的产生。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企业的集中与垄断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垄断已成了德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在德国，1882年拥有6名工人以下小型企业的就业人员在全部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为59.8%，而到1907年则减少到31.3%。卡特尔成为德国19世纪70年代至1945年最重要的特征。据官方调查记录显示，在1905年，德国采矿工业中17个卡特尔，金属工业中有73个，化学工业有46个［4］。到20世纪初，垄断已经成了德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据统计到1900年时，小到制针、皮鞋,大到钢铁、煤炭，几乎没有一个行业没有自己的卡特尔。1907年,占企业总数0.9%的大企业占有了四分之三以上的蒸汽动力和电力，其中586个最大的企业占有了几乎三分之一的蒸汽动力和电力［5］。 由于这些垄断型的大型公司规模大，需要大量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而且由于系统化管理和新技术的引进的需要，使得公司内部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同时也就需要大越来越多的办事职员。这些带动了职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工业人口逐渐超过农业人口，其中白领阶层增长速度最快。在大公司中从事白领工作，既体面，又稳定，因此人们趋之若鹜，许多人把白领工作看作跨入上层社会的台阶，指望先当公司职员熟悉业务，有朝一日进入管理阶层。这些都使得在这些大型企业中的就业人员即所谓的“职员阶层”大大增加。“随着都市化的发展，‘职员阶层’和‘白领阶层’它还将以比产业工人的上升率快得多的速度继续增长”。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工业结构发生变化，出现大量大公司和工业组织并开始主宰美国经济，带动了职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工业人口逐渐超过农业人口,其中白领阶层增长速度最快。 此外，公司变大了，而且专业化了，原有的企业管理模式不适应了，不得不从家庭成员管理的企业改为上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由此出现生产资料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原来的企业规模不大，企业主既是所有权人，也是管理者；另外的一方工人，工人则既没有所有权，也是被管理者。所以，在传统企业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对立是简单明了的。现在则出现了一些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如“经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专业人员”等。正是在这些新的领域，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产业无产阶级的新型雇劳动者，他们构成了“新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现代企业制度的层化和复杂的管理阶层的等级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 3.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对外扩张与国内劳资同盟的构建 德国以铁路建设为代表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在德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巨大作用，中国的高铁建设与此异曲同工。以铁路建设为例，它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因此它的发展也刺激了银行业的兴盛，同时还刺激了德国的煤炭、钢铁、和机械工业的发展。以今天中国的眼光来看，德国当时的发展与今天中国以政府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由此导致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大发展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与当年的德国一样，大量产生于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之中。 由于铁路建立对资本有巨大需求，而小银行的资金无法满足于这种大型投资建设的需要，于是一些小银行和钱庄组织起来，成立了“合股银行”，他们把分散在投资者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德国的综合银行对工业有重要影响，它们与大企业建立金融交易关系，甚至银行人员直接进入企业董事会，这种银行与企业间密切的资金与人员交往，使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出现了当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希法亭所说的“金融资本”。希法亭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越来越密切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6］1，而信用和股份制公司则是促进金融资本产生的有力杠杆。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银行的职能发生变化，传统的银行主要是向产业提供流动性即或流动资本，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放贷，因而银行和产业之间是一种暂时性借贷关系。现在的银行资本不仅向产业资本提供流动性，而且还提供长期贷款甚至入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这样的话，有越来越多的银行资本长时间地集中到产业之中，按希法亭的分析，这将使得银行和产业“由暂时的利害关系变成长远的利害关系，信用越大，特别是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比重越大，这种利害关系也就越大和越持久”［6］93。这种趋势在当下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和银行的关系中其实更容易看清楚。 如果说银行与企业的合作，即所谓的银企有关系对于企业来说一种间接融资的话，那么，通过发展信用而兴起的股票证券市场，则是一种更为便捷和便宜的直接融资方式。用现在的话来说，则是由于证券市场和银行一起构成的完善的资本市场给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和经济腾飞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持，这便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金融资本问题。由于信用的发展而兴起的股份公司成为企业的普遍形式，为金融资本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由于金融资本的产生，集中了大量可以离开资本所有者而长期移植国外的资本，而且建立了资本输出组织，为资本输出创造了条件。 资本输出由借贷向产业资本转移，使得垄断组织可以利用被输入国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对于我们所分析的中产阶级而言，正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及其与产业资本相结合，所得被输入国产生一批“新中产阶级”。这正是全球化时代的中产阶级所特有现象，当我们在分析全球化时代的中产阶级问题时，需要注意到这一现象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以及金融资本发展相关。正当德国完成工业化进程时，历史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时期。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与国家结合之后，它与帝国主义实际上分不开了，帝国主义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发生了变化。我们以英国为例，一方面在内部进行改革，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如《工厂法》《教育法》的实行；另一方面，发动对外战争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发展瓶颈。因为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必然有危机而致其崩溃，所以，只有对外战争和殖民主义才能为其找到发展出路，今天中国以外贸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之一，实与此有相同之处。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分析德国工业化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本输出，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政策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得到缓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工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结成同盟，如德国在“一战”中劳资双方合作，制度了一个“劳动共同体”，以此来共同剥削其他不发达国家的贫苦大众。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其原来的劳工阶级也可以分享到一部分国际经济分工体制中的剩余价值，此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阶级并不是像资本主义早期那样一无所有，他们实际上也分享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实际上转变为了新的中产阶级。 此外，由于垄断的发展，要求以保护关税来排除外来竞争，保证它们通过限制产量和提高价格来谋求超额利润，这在一方面保护了民族产业，间接地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超额利润反过来又可以支持它们用较低的价格出口商品，以扩大在国外的销售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种卡特尔的保护关税，与德国早期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关税同盟的作用不同，后者是经济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幼稚民族工业，前者则是为了占领世界市场，按希法亭的说法，“从抑制外国产业占领国内市场的手段变成了国内产业占领国外市场的手段，由弱者手中的防御武器变成了强者手中的进攻武器”［6］354。按希法亭的看法，“如果国家的政治力量在世界市场上成为金融资本的一种竞争手段，那么，这自然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同国家的关系的彻底变化。在反对经济上的重商主义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是同国家相敌对的力量的代表（这正是我们前者所分析的英法的中间等级-资产阶级反对上层的贵族的统治）。自由主义是真正的破坏力量，它实际上意味着‘推翻’国家政权和瓦解旧的羁绊”［6］382-383。列宁后来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提出了垄断资本主义特征的理论。由此可见，中产阶级的发展问题与金融、资本、垄断、全球化（在19世纪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等资本主义问题密切相关，离开了资本主义经济过程这一基本理论视域来讨论中产阶级的理论与实践，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帝国对外的扩张和对海外市场的控制，一方面为国内的阶级利益调整提供了经济——剩余价值的来源；另一方面，出于帝国海外扩张的需要，国内也需要团结起来，因此，需要对阶级利益进行调整，这种状况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发展。而由金融资本的发展并走上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又使得中产阶级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19世纪的帝国主义可被认为是军刀保护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关。我们在今天研究中产阶级问题时，不能不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第二次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