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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劳资合作与中产阶级的产生 与此同时，由于受英、法等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德国的工人运动在德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就开始产生，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资产阶级不仅不能发动对封建贵族的革命，而且还需要借助贵族力量，特别是十分需要贵族所掌握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对付工人阶级，所以，在德国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与英法所不同的社会阶级：英法两国在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其社会阶级结构相对比较简单明确，贵族是上层、市民阶级（资产阶级）是中层、无产阶级是下层，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当时的整个资产阶级当作中间阶级（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级）来看待，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市民阶级发展成资产阶级这一命题成立的历史条件。但在德国，这一历史条件就不一样了。 在德国，由于上层的资产阶级与贵族在政治经济上结成联盟，而不是像法国那样，贵族从整体上排斥整个资产阶级，所以整个资产阶级可以被认作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在19世纪中期的德国，资产阶级本身存在分裂，或者说，资产阶级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个固化的阶级，其上层与贵族结盟而成为社会的上层，而由于德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国家主导型的，所以存在大量垄断性的大企业，小资产阶级在与垄断的竞争中是处于不利的地位，无法像英、德那样发展壮大，所以，社会上存在大量面临分化甚至处于破产边缘的小资产阶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所以德国的市民阶级无法像法、英那样发展起来并形成资产阶级。 倒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的功能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守夜人”——仅仅是维持秩序——的角色，向控制社会和调节市场以实现国家的各种目标之方向转变，由此导致国家官僚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其政府雇员的也大量增长。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大量企业雇佣的管理人员（非体力劳动者）。这些人构成了新的中产阶级。在德国当时“大工业发展和小规模工场衰弱中，出现了另一种趋势，即领取工资的雇员的增长，在德国比体力劳动者增长还快。同时，也比欧洲其他地区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每千名体力劳动者中领取工资的雇员人数，在丹麦，1911年为77万人，1921年为117万人；在英国，1907年为14万人，1924年为108万人；在挪威，1910年为73万人，1920年为72万人；在法国，1906年为66人，1921年为107人……这些领工资的人员通常被称作‘新中等阶级’，他们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管理人员、科学和技术人员。随着这批新中等阶级成员人数的增长，工人中体力劳动者的比例从1895年时的56．8％，下降到1925年时的45．1％。德国的社会结构新现象引人注目。”［7］。 由于德国是一个后来居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到19世纪后期（1870年德国统一后），其社会中间阶层并不是像英、法在早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呈出现比较明显的三个阶级：上层贵族、中层的市民阶级、下层的劳工阶级。我们现在所说中间阶级在早期指的是市民阶级，然后随着英、法的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建立，市民阶级发展成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本身开始分化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其中的小资产阶级正是我们现代所说的中间阶级（中产阶级），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这一历史时段具有特别强的解释力。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模型也主要是基于英、法两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而建构的，但对于德国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并不能完全包含进来，其阶级理论也不完全对应于德国的社会结构。 德国这种由国家所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实际上提供了另一种的中产阶级模式。如果说英法等国进入资本主义是经历了200年的挣扎，其社会中间阶级的市民阶级发展成了资产阶级；那么，德国则是集中于19世纪后半期的50年之中，而且这一过程又是与帝国主义和王朝统一战争关联，也是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开始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这个特殊时期，所以，德国的特点是垄断以及国家政治主导的资本主义，“新中产阶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 换言之，中产阶级在英、法、德等国产生时，在时间（历史语境与背景）与空间上（地域与民族）有很大差异。我们在分析“老中产阶级”时把目光集中于英、法；而德国的资本主义兴起与帝国主义相关，正是处于产生“新中产阶级”的历史背景中，所以，我们重点分析其“新中产阶级理论”的萌芽。这一点给我们今天的中产阶级研究应当有一个特殊的启示，那就是：今天在研究东亚以及中国的中产阶级时，不能脱离这些亚洲国家在“二战”以来的第二次全球化进程中的现代性历史转型这一背景。正如我们在研究古典时代的“老中产阶级理论”时，不能脱离当时的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和帝国主义过渡这一历史背景一样，否则就无从把握其根源。 由于德国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大发展是从1870年之后的德国统一开始，从这时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来看，有两个明确的时代特点：一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其重要特点是重视重工业，且垄断程度高，大银行、大工业、大铁路等使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直接以大规模的垄断企业的方式出现，所以，德国没有一个像英、法那样一个比较漫长的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自由资本主义的阶段，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德国也就没一个比较独立发展出来的市民阶级到资产阶级过程，也就是说，在德国，英、法两种所出现的从中世纪的市民阶层发展到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这一中产阶级的发展路线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和大企业大量雇用人员成为中产阶级的主力。他们在德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中扮演了中坚的力量，所以，才有黑格尔所称的“中间等级的意义”。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德国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中，政府和大企业雇员成为中产阶级主要成分，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则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而当资本主义经济崩溃时，他们也落入社会底层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当法西斯主义代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时，作为中产阶级主要成员的政府和大企业雇员也转而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盖格认为，中产阶级是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我们则认为，中产阶级的一切社会角色都是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发展相关，当资本主义经济健康时，这个数量庞大的中间阶层会成为社会的稳定器；然而，由于这个阶层处于可上可下的、不稳定的社会中间地位，当资本主义经济出现问题时，这个阶层的许多成员往往会被迫向下流动，落入社会的底层。这种社会地位的失落更容易引起他们的不满，从而诱使这个群体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正如民主革命往往是由中产阶级发动）。 参考文献： ［1］刘长江.中产阶级研究中的三个问题［J］.唯实，2008，(7). ［2］埃尔德曼 卡.德意志史:第4卷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4. ［3］拉斯韦尔 哈.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 ［4］麦克劳 托.现在资本主义—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61. ［5］吴友法、黄正柏主编.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152-153. ［6］希法亭 鲁.金融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7］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中古到20世纪［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25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