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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布罗代尔注重长时段趋势的总体史日益遭到西方历史学界的批评和质疑，引发了西方史学的转型。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转型之中，聚焦于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和微观史学三个方面。本文以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为例，具体展现了年鉴学派与西方史学转型的关系。 【关 键 词】勒华拉杜里/《蒙塔尤》/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微观史学 【作者简介】陆启宏，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二战以后，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总体史强调长时段的结构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个人和事件，注重分析而非叙述，注重环境而非个人，注重宏观结构而非微观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没有人和事件的历史学”日益受到质疑和批评，1979年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叙事史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一文中宣告“叙事史的复兴”，并认为这“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对昔日的变化作出一种有条理的科学解释的努力的终结”。① 叙事史的复兴导致了西方历史学研究的转型，斯通概括为：“在研究的问题方面，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情感；在影响的主要来源方面，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在研究的主题方面，从群体转向个人；在历史变迁的解释模式方面，从分层的和单一原因的解释模式转向相互关联的和多原因的解释模式；在方法论方面，从群体定量转向个体案例；在组织结构方面，从分析转向叙述；在历史学家功能的概念化方面，从科学的转向文学的。”② 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史学转型之中。1988年第2期《年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史学和社会科学：转折阶段？》的编辑部文章，肯定了社会科学正经历着“普遍危机”，尽管这一危机已波及到历史学，但不能说是年鉴学派发生了危机，只能说是一个“转折阶段”。③ 可见，年鉴学派的转型并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史学”。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一）研究方法的转变——人类学的方法。年鉴学派一直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布罗代尔就重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其中主要是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这种取向和总体史的目标是相一致的。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则将目光转向了人类学，这导致了历史人类学的出现，并使得年鉴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重要的转变。正如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所指出的：“按早期年鉴学派的方式研究的经济、社会史在今天已不再是新史学的先锋领域了，而在《年鉴》杂志创办初期尚无足轻重的人类学都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成为新史学的优先的对话者。”④ （二）研究问题的转变——心态史的研究。心态史学的传统在年鉴学派第一代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著作中就有体现。到了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那儿，心态史成为一种研究风潮，并取代了结构和分析的研究路径。雅克·勒高夫、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都是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中心态史研究的代表。 （三）研究视角的转变——微观史的视角。微观史学的研究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以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和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等人为代表，他们最早使用“微观史学”（Microhistoria）一词，来界定这种“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⑤ 年鉴学派的微观史学放弃了布罗代尔式的宏观叙述，转向微观的研究，他们“不再把历史看作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的叙述，而看作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⑥ 历史学的这场转型在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身上得到了显著的体现。勒华拉杜里早期的研究比较接近其导师布罗代尔，关注“静止的历史”。他认为历史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经济、人口事实，其次是社会结构，最后（也是最不重要的）是思想、宗教、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勒华拉杜里的博士论文《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u Lauguedoc, 1966）遵循了这一研究思路。而勒华拉杜里于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一个山村》（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却标志着其研究的转型，也是整个年鉴学派转型的反映。本文以《蒙塔尤》为例，从历史人类学、心态史以及微观史学三个方面具体探讨年鉴学派与西方史学转型的关系。 一、《蒙塔尤》与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的出现与年鉴学派的兴起有着很大的关系。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政治军事史，还应该研究经济、思想、文化、宗教和人类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都为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例如，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不是将焦点聚在封建主义的政治、教会和司法体制方面，而是“从人类学切入封建主义，把它当作是一个各种人际关系的复合体”。⑦ 年鉴学派第二代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中就关注前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包括人口、食品、衣着、住房、交通、技术、货币、城市等。布罗代尔发现，旧制度下的人在观念方面“同我们当代人不相上下”，他们的思想和爱好“同我们十分接近”；可是一旦注意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可怕的距离”。布罗代尔告诫我们：“必须完全抛开我们周围的现实，才能妥善从事这次回到几世纪前去的旅行，才能重新找到长期使世界在某种稳定状态的那些规则。”⑧ 在这里，布罗代尔的方法已经倾向于人类学的方法，不再将旧制度下的社会视为与当代社会同质的文化，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异文化。 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史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倡导与人类学紧密结合，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背景：一方面，当时由于现代文化（如超级市场、麦当劳和可口可乐文化）的冲击，人们力图挽救“正在迅速毁灭的法国传统社会形态的记忆”，因此当时的社会人类学家“不再向当代的异国社会发展，而是朝着我们自己社会的过去发展”。⑨ 另一方面，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家为了应对结构人类学的挑战，放弃了布罗代尔的宏大经济空间，而关注“社会文化史”。弗朗索瓦·多斯指出，“社会文化史只是披着人种学外衣的历史学”，同时人种学的研究方法“排除了突发事件，只留下常态事务和人类反复出现的日常行为”。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鉴学派转向了历史人类学。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中论述史学的前途时提出了三个假设，其中之一是：“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11) 同时，历史人类学的出现也导致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其结果扩大了研究主题的范围，使历史学家摆脱了传统政治史研究的桎梏。历史学家开始关心“最容易影响到家庭生活、物质生活条件以及基本信念这样一些制约人类的因素所发生的物质变化和心理变化”。(12) 历史学家不仅关注人的日常生活，研究人的饮食起居、姿态服饰、风俗习惯、技艺和文化，同时还强调关注边缘性的、地方性的、弱势群体的声音，即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这种强调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观带有强烈的人类学的旨趣和研究方法，是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特征。 勒华拉杜里也极力倡导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他在1973年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提到：“历史学家靠手中的检索卡片去阅览无数的档案和有关社会事实的原始资料，就像人类学家不厌其烦地对他所研究的那个社会中的成员提出问题并把一切都记录在笔记本中一样。”(13)《蒙塔尤》正是一部历史人类学的典范。 从《蒙塔尤》的结构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强的人类学痕迹。勒华拉杜里曾在美国短期逗留过，在那儿他接触了研究村庄的人类学。《蒙塔尤》正是“依照人类学家常常撰写的社区研究的方式，将嫌疑人向审问人提供的信息进行重新编排”。(14) 我们可以将《蒙塔尤》与中国社会学家杨懋春的文化人类学社区研究著作《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进行比较。杨懋春没有描述“社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教育”，而是“以初级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起点，然后扩展到次级群体中初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扩展到一个大地区中次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台头村，家庭是初级群体，村庄是次级群体，大地区是乡镇。根据这一研究路径，作者“首先描述自然环境、社会类型、社区中的人、人们的谋生手段以及生活水平，这样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作为静态社区的村庄”。(15) 同样地，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的第一部分中着力描写了村庄的生态，即“考察了村子、土地和社会的全貌”。在这里，勒华拉杜里继承了年鉴学派的传统，首先叙述蒙塔尤的自然环境、经济形态以及政治结构。 在描写了村庄的自然环境之后，两位作者都将目光聚焦于家庭。尽管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蒙塔尤和20世纪上半叶的台头是两个在时空上完全不同的村庄，但是它们的社会基础都是“家庭”。杨懋春指出，台头村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家庭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与家庭生活相比，村庄生活的重要性要小得多。(16) 勒华拉杜里也提到，在一般居民心目中，“‘家’在情感、经济和门第方面是至关重要的”（第42页），正是“家”的观念“把乡村的社会、家庭和文化生活统一起来”。家庭的重要性也体现在了异端“在上阿列日和蒙塔尤形成和重建的过程中”（第43页），异端传播是以家为单位，“像跳蚤一样从一户蹦到另一户，从一家跳到另一家；异端学说扎下根后，信徒的家便成为它的基地”（第44—45页）。因此，家庭构成了宗教信仰的基本单位，一个农民提到“异端一旦传入一个家，它就会像麻风一样扎根四代之久，或者永远存在下去”（第44页）。同样，天主教的发展也依靠家庭。 我们可以看到，《蒙塔尤》（尤其是第一部分）和《山东台头》在内容安排上是很相近的，而两者的差别仅仅是资料来源的不同。《蒙塔尤》的资料是宗教法庭的档案，而《山东台头》则是“从一个在此社区长大并经历了所描述的大部分社区生活的参与者的视角进行描述”。(17) 勒华拉杜里通过这些历史文字资料，“深入观察了‘我们失去的世界’，以及在这个‘旧日美好年代’中生活的庄稼汉们”（第1页）。 下面我们就以蒙塔尤的小集团冲突这个例子来说明《蒙塔尤》的历史人类学方法。 无论是杨懋春还是勒华拉杜里，他们在描写了初级群体（家庭）之后，都扩展到次级群体（村庄）中初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最典型地体现在小集团的冲突之中。 在蒙塔尤，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集团，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克莱格的小集团及其同盟者，这个小集团势力很大，“几乎足以单独充当全村本地人社会的化身”（第410页）。克莱格小集团在蒙塔尤的霸权是来源于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的支持，但是随着帕米埃主教雅克·富尼埃的介入，克莱格家人“在当地组织的控制和保护体系开始出现裂缝”（第414页）。双方的焦点是关于什一税的征收问题：克莱格家族长期以来一直凭借着收税人的身份，减轻什一税对村民的冲击，但是富尼埃上任后就要求严格征收什一税。因此，富尼埃的行为在客观上就破坏了克莱格家族的权力。 蒙塔尤的另一个小集团是阿泽马小集团，相对于克莱格集团，他们的势力较小。这个小集团的成员受到富尼埃主教的支持，他们“成功地在村子里组成了一个朋友和同谋的网络，在一段时间里与克莱格小集团唱对台戏”。两个集团为了巩固优势，采取了相同的策略，包括：“交换小礼物、相互帮忙……乃至交换老婆”（第418页）。 可见，蒙塔尤的冲突牵涉四方的利益：克莱格小集团、阿泽马小集团，以及支持它们的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和帕米埃主教。一方面，两个小集团有了教会势力的支持才能在村中占有优势地位；而另一方面，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和帕米埃主教“通过夹在中间的小头头达到他们的目的”（第421页）。 在勒华拉杜里之前，已经有其他学者关注到了这份档案，勒华拉杜里的原创性在于他采用了人类学的方法，“他试图撰写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社区研究——不是某一特定村落的历史，而是借助居民自身的话，对这一村落进行描绘及对村落代表的大社会进行描绘”。(18) 正是由于勒华拉杜里采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拓宽了研究的视角，使得他关注的并不是档案中传统史学的内容，他将蒙塔尤的档案视为“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而这里的“文化”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上的文化”（第19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