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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马歇尔曾经断言，公民资格的发展提供了平等的地位，这种平等在削弱阶级不平等的社会意识时，也常常缓和了阶级冲突和阶级对峙，从而促进了社会整合。二战后英国福利国家似乎坚持了公民的政治权利更加平等的承诺以及实质性地扩展公民的社会权利，逐渐建立起经济和社会的更大平等。在这种意义上，公民资格的确表达了“平等的原则”。但是，从197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率的衰退制约了社会福利和公民社会权利的进一步发展。失业率的上升与人口的老龄化对国家预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国在撒切尔夫人的统治下，实行紧缩政府开支的政策，回归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支配了福利国家；结果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新工党的策略是对混合型福利经济进行合理性的改革，主要包括经济资源分配的公正、权利平等、公正而平等地获得服务以及参与社会的机会等等。这些改革要求动用国家财政控制等手段，如控制服务费用，最大限度地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加强营利部门、非营利部门以及非正式部门对实现政治目标的作用，引入当代的福利实践机制，即把职业团体的知识和消费者倾向引入服务供给之中，尤其是在国家与非国家的服务供给之间发展类似于契约基金的管理方式。这些做法虽然违背了福利国家的初衷，也曲解了公民社会权利的原则，但是，它却是后工业社会福利国家发展的基本方略。 总之，20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对公民资格理论的研究，是同福利国家政策的改革的趋势紧密相连的。社会政策的趋势可以概括为国家或政府角色的根本性变化、对市场和私人机构的强化以及公民个人的责任的重视，其重点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平衡和协调问题，最终形成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良性互动。 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之所以在20世纪末仍有很大市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强调了公民资格是建立在一种人们对它的期待的基础之上的。公民资格的特点可以描述为既是一种地位又是一种权利，“地位所强调的是，[一种规范的]期待存在于相关的社会群体中”，这不仅包括那些享有特定地位者对恰当行为的期望，而且也包括不享有特定地位者对恰当行为的期望。一种特定类别的人们的地位特征是按照他们与他人的关系而形成的，只有当他人终于承认某人的期望不仅合理而且合法时，这种期望的地位才具有可靠性。“对地位的规范期望不仅支持了权利，而且是权利及附属于权利的资格的想象，因此，在一定情境中，对权利的要求(而不仅仅是要求法律上所确定的东西)能够赋予人们产生和体现一种地位的能力。”(35)这就是说，公民社会权利对于不享有特定地位而拥有特定期待的社会成员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马歇尔认为，随着公民权利的扩展，也扩大了公民阶级，即仅限于白人男性新教徒拥有的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逐步扩大到妇女、工人阶级、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黑人和其他以前受到排斥的群体。(36)1990年代公民资格理论的复兴也能说明这一点。公民资格理论的核心意义在于“以某种特定的共同体价值和制度，将独立的个人凝聚成为共同体，并以共同体为平台，为个人的充分发展提供环境”(3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