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奢侈消费大讨论的内容 在西方思想史上，从古希腊开始，奢侈一直就是重要的议题。17世纪后半期至18世纪英国的奢侈消费大讨论从内容上来看，主要聚焦于什么是奢侈、奢侈消费与社会道德、奢侈消费与经济、奢侈消费与健康等主题上。 奢侈的定义是这次奢侈消费大讨论的核心主题之一。W.D.史密斯认为，“‘奢侈’作为一个词语，一个概念和一系列的文化实践，经常具有多重含义”(13)。奢侈的定义之争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争论，而是解读这次奢侈消费大讨论的钥匙。因为奢侈的含义在17世纪中后期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开始于霍顿、尼古拉斯·巴本等人，但决定性的转折点是曼德维尔。这一重大转变的关键之处，在于将奢侈的定义与道德脱钩而与经济发展挂钩。转变是从思想观念的突破开始的。霍顿列举了一系列当时被视为奢侈品的进口商品对英国的好处，认为如果摧毁了这些贸易，抵制高水平生活，英国人就会沦落为“农夫和酒鬼，伦敦城很快就会成为爱尔兰棚屋”(14)。尼古拉斯·巴本把物品区分为“必需品”和“欲求品”，(15)把消费者的无限欲求置于经济增长概念的核心，在奢侈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约翰·比尔在杂志上看到霍顿公开宣称挥霍、傲慢、虚荣和奢侈等恶习可以使英国变得富裕的观点后吓坏了，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捍卫传统道德并公开反驳霍顿，要求霍顿给予回应。(16)围绕奢侈的争论很快扩展到当时的知识圈中。曼德维尔将这一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17)。从这一定义出发，他直截了当地挑战奢侈品和必需品的界限，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他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的就业。曼德维尔“对奢侈定义的挑战设定了随后讨论的框架，更有意义的是，他将奢侈和贸易的结合开启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对商业扩展和商业社会的讨论”(18)。曼德维尔的观点虽然引发了轩然大波，受到不少人的诋毁和抨击，但他的激进观点也为大讨论起到了消毒的作用。之后，大卫·休谟、詹姆士·斯图尔特能够从容客观地重新定义奢侈，并将其视为社会进步的力量。从此，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奢侈消费的问题逐渐成为思想界的共识。休谟认为，“奢侈是感官享受的极大精致”。但他认为“‘奢侈’是一个意义不确定的词汇”，随着时代、国家或个人的条件变化而变化。但“人们已经熟悉奢侈的快乐和商业的利润，他们的精巧和勤劳一旦被唤醒，就会在国内各贸易门类和外贸做出进一步的改良，这可能是与外国开展商业的主要优势”(19)。詹姆士·斯图尔特认为，“奢侈”是一个复杂的词汇，将其视为“我们自然或理性欲望的适度满足”，奢侈品能够促进“仿效、工业和农业”。(20) 18世纪奢侈消费大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是奢侈与道德的关系。克里斯托夫·贝里指出：“‘奢侈’是前现代时期道德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21)赫克歇尔也认为，“从中世纪思想来看，奢侈应该受到谴责，因为追求奢侈使人逾越了他正常的和宗教规定的‘生存之道’，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标准”(22)。虽然正统派认为奢侈败坏了传统道德，但在近代早期包括一些重商主义思想流派在内的思想家都旗帜鲜明地支持奢侈的去道德化。赫克歇尔认为，“重商主义倾向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道德考虑从作品的许多部分中完全消失了”。因为从重商主义的观点来看，仅有当禁奢法为了本国工商业的利益而禁止消费外国奢侈品，才可能具有正当性，重商主义原则上已经抛弃了对奢侈的任何道德看法。(23)但是正如保罗·斯莱克指出的那样，对奢侈和消费者欲望极度放纵的道德反击在17世纪90年代获得了一致的支持，形成了道德改革的同盟，(24)从而引发了有关奢侈消费道德问题的激烈争论。詹姆士·惠斯顿就抨击“懒惰、奢侈、淫逸、渎神、自然神论”以及“宗教、美德和公众正义的衰败”导致了自古到今“帝国、王国、国家的所有革命”。(25)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对“傲慢的道德家”的道德拷问提出了强烈质疑，认为众多“蜜蜂”的生活“实在是奢华安逸”，“享受挥霍财富与生命的生活”，但私人的恶德带来的是公众的利益，“众多蜜蜂当中的最劣者，对公众的共同福祉贡献良多”。(26)由于不少道德家也参与到当时的商业活动中，通过经商或投资赚钱，这样他们就采取了一个论战策略，就是承认奢侈是一种罪恶，但同时认为这种罪恶是商业社会中实现富裕的道德代价。(27)在切身利益面前，最终道德改革同盟很快瓦解，从而为理性看待奢侈与道德的关系提供了土壤。哈奇森和休谟都认为，享受适度的奢侈和维系道德是相容的。(28) 奢侈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18世纪奢侈消费大讨论的核心主题之一。W.D.史密斯认为，“讨论的基本问题是奢侈作为一宗罪或稀缺资源的一项消耗，是否应该由国家禁令限制，或者作为一种扩张的经济力量，是否应该不管其道德含意给予支持甚至鼓励”(29)。尼尔·麦克肯德里克指出，17世纪之初的思想家还没有认识到奢侈消费的益处，把奢侈视为异国情调，因而对贸易平衡有害。(30)到17世纪晚期，英国的思想家开始从经济方面而不是道德方面来思考奢侈问题。阿普尔比指出：“人类作为一种消费动物，具有永无止境的欲望，能够驱动经济达到繁荣的新水准，这一思想在17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作品中出现。”(31)巴本就指出：“挥霍是一种对人有损害而不是对贸易有损害的罪恶”，因为“最能促进贸易的支出，是花在穿和住、花在装饰身体和房屋上的支出”。(32)从曼德维尔开始，奢侈消费更是逐渐被看作一种经济优势。(33)曼德维尔反驳了“奢侈能毁损整个国家的财富，同样，挥霍亦能毁损一切奢侈者的个人财富；而国家的节俭能使国家变富，犹如个人的节俭能使其家族财产相应增加一样”的观点。(34)虽然他仍是从“贸易平衡的正统观念”出发进行辩护，(35)但也明确指出奢侈消费能够促进穷人就业，刺激工业发展，鼓励工匠改进工艺。(36)巴里·科沃德就指出：“不断增多的对制造品、奢侈品、服务和娱乐的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话题已经被多次讨论。在近代早期，英国形成了一个足够富有的社会，能够提供有效需求促进英国制造业经济在工业革命的工业化之前快速增长，甚至成为工业化的重要前提。”(37) 在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的观念中，奢侈损害身体健康，造成精神堕落、狂躁、懦弱，使得男人变得女里女气。这一问题在18世纪的大讨论中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乔治·切恩就认为，随着整个国家变得更奢侈、富有、挥霍，疾病就成倍增长。他本人曾在18世纪早期流连于伦敦的咖啡馆和酒馆，与朋友胡吃海喝，最终这种奢侈阔绰的生活毁掉了他的健康，他变得“相当肥胖，呼吸困难，昏昏欲睡，无精打采”(38)。巴本则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精神需求是无限的，人天生就有渴望，当他精神振奋的时候，他的感官就更为精致，更有能力获得快乐。当他的渴求增大，他的需求伴随着他的愿望一起增加，这些对稀有东西的愿望能够满足他的感官，装饰他的身体，促进生活的舒适、愉悦和奢华。”(39)曼德维尔对奢侈损害健康的指控进行了驳斥，认为“追求感官享乐者亦像任何人一样悉心在意自己的身体”，“洁净的亚麻布和法兰绒同样使人虚弱。锦缎墙围、精美油画或华丽墙板，并不比不加装饰的四壁更有益健康”；西班牙和佛兰德尔的纨绔子弟，穿着精美的花边衬衫，头戴香粉假发，“却表现得理智而勇敢”。因此，“说到奢侈使一个民族孱弱和丧失活力，我现在对此的恐惧已经比以前大为减弱了”(40)。 通过这次奢侈消费大讨论，加深了当时英国社会对奢侈问题的认识，达成的最大共识是奢侈消费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这次奢侈消费大讨论涉及的问题相当宽泛，内容五花八门，但这四大主题是当时参与讨论者关注最多的问题，其他次生主题如奢侈消费和妇女、奢侈消费和美与品位、奢侈消费与商店等消费场所、奢侈消费和异域风情等也在大讨论过程中受到程度不一的关注，但限于篇幅这里不准备一一展开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