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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奢侈消费大讨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发生在西欧范围内的18世纪奢侈消费大讨论互相借助思想资源，相互激荡，对近代早期西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到英国大讨论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第一，通过18世纪奢侈消费大讨论，逐步摆脱了消费的道德意识形态困扰，促进了英国人消费观念的转变，使得英国的消费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推动英国在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中期左右诞生了消费社会。 在近代，道德的基础性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古代和中世纪的道德统一标准已经没有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道德分化。再加上在大商业时代，即使是道德改革的鼓吹家本身也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分享了经济发展的好处，这是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能够逐渐摆脱道德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外，“奢侈的定义对启蒙运动讨论社会的性质和进步也至关重要，奢侈逐步失去了其以前与腐败和恶德的联系，开始涵盖奢侈品的生产、商业和文明影响”(71)。奢侈与道德的脱钩并不意味着奢侈作为进步社会力量的倡导者在18世纪就能轻易取得优势，批评者仍持续不断地挑战他们的观点。(72)但通过对奢侈消费的激烈辩论，其结果就是社会舆论能够理性平和地看待奢侈问题，从而消除了日常消费中的意识形态限制。人们也认识到奢侈消费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财富增长，他们看到“哪里变得越富有，哪里的消费就越庞大”(73)。再加上本国生产的“新奢侈品”大量涌现，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人的消费观念。因此，“不管道德家或美学家如何聒噪，毫无疑问，城镇中对娱乐的追求在这一时期不仅增加，而且是显著增加。出于自身和社会的原因，越来越多的满足身体和精神的方法被开发出来”。吃喝玩乐，打扮赌博，俱在其中。“如果说这样的娱乐在复辟时期就得到发展，那么光荣革命之后追求‘想象的娱乐’不仅急剧增长，而且发展方向有了显著变化。”(74)从而导致“英国的普通男女比以前吃穿范围更广的商品”(75)这一现象的出现。而且“伴随着我们大都市甚至王国每一个角落财富的增长，所有东西的消费都令人称奇地获得增长，所有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人们的条件都令人称奇地改变了”(76)。消费的巨量增长使英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消费社会。 第二，奢侈消费大讨论促使英国人重新思考本国生产的消费品特点，使他们认识到，英国人必须也能够生产出与众不同的奢侈品和新的消费品来满足急剧增长的社会多样化的需求，从而促进了消费品的设计和生产的创新，也因此而成为工业化的动力。 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取代了“贫穷效用”理论。逐步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生活舒适和便利同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能够对工业形成强有力的促进。(77)除了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努力控制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不再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新风气促使进口商和制造商不断意识到，这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78)英国制造商受东方奢侈品启发，充分借鉴其设计、多样性和美学特性，实践了大讨论过程中反复提到的一个核心概念“模仿”，再结合英国消费者的品位和时尚，进行产品创新和工艺革新，终于成功开发出本国生产的“新奢侈品”或者说“新消费品”。“这些新商品并不是以前国产产品的简单替代品，他们是用与众不同的材料和风格做成的特殊物品，供个人与家庭装饰之用，他们通常能够唤起异国情调，借鉴了17世纪末开始规模不等地到达英国的亚洲进口奢侈品的影响。”(79)这一模仿再创新战略最成功的新商品是英国陶器，英国的陶器和瓷器制造是从模仿荷兰代夫特陶器和中国瓷器开始的。英国制造商通过仿造、抄袭加上本国的设计，创造出了独具英国特色的新陶瓷。这些新商品以“能买得起的价格满足了中产阶级和乡绅消费者要求的优雅品位”(80)。比如，他们创制的英式奶油色陶器、伍斯特和德比瓷器、斯塔福德郡洁具是如此与众不同，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品牌，是英式商品成为国际市场上受到追捧的优质商品的典范。此外像茶具、茶几、漆器、搪瓷器皿、各种镀金器皿和金属饰件，以及随处可见的搭扣和纽扣都从过去的进口品经过模仿再创新变成了英式新产品。其中得到最广泛消费和认同的英式新消费品是玻璃器具、陶瓷器具、镀银器皿、钢制品、黄铜制品和漆饰品。(81)正是这些产品创新和工艺革新促进了制造业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变迁。正如马克辛·伯格所说：“博尔顿和瓦特的蒸汽机长期以来被18世纪史家看作发明和创造的关键指示器，但是18世纪本身值得骄傲的地方是从镀银的咖啡壶到刻纹的黄铜器皿和上漆的纸型托盘等全新精细消费品的爆发。”(82)这些消费品不但满足了英国消费者的需求，而且成为英国拓展和占领世界市场的利器。桑巴特就指出：“奢侈最令人称道之处是其创造新市场的功能。”(83) 第三，在大讨论过程中，奢侈成为18世纪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之一。与此同时，为了避开奢侈的争议，当时人使用了“舒适”“品位”“幸福”“优雅”“体面”等词汇来描绘和界定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和社会理论，不断刷新人们对所能达到的理想生活状态的期望，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从曼德维尔之后，奢侈就不再是道德哲学讨论的主题，而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成为范围宽广的商业讨论的一部分，成为大卫·休谟、詹姆士·斯图尔特、亚当·斯密讨论的主题，并且完全与商业、便利和消费联系在一起。亚当·弗格森也按照这一思路来定义奢侈：“在我们对优雅时代称颂时，它(奢侈——引者注)是艺术的起源，商业的支柱，国家伟大和富裕的管理者。”(84)由于“奢侈”一词从古以来就具有道德的含义，所以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为了避免陷入争议，使用“舒适”等一系列词汇来替代“奢侈”一词。麦克里·奥迪尔-伯尼兹指出：“使用‘舒适’一词指代18世纪取得的物质幸福，表示物质享受和生活舒适，它为18世纪经济理论提供了一个替代奢侈的词汇。”(85)“品位”是界定奢侈的关键词汇之一，弗朗西斯·哈奇森、大卫·休谟、阿奇博尔德·艾莉森都对品位进行了系统阐述。乔治·迪基认为，“18世纪是品位的世纪，是品位理论的世纪”(86)。“幸福”是另一个替代词汇，据保罗·斯莱克考证，在17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幸福一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涵盖了各宗罪以及公众与个人欲望，但洛克用作“人民的幸福”，从此国民幸福在18世纪得到不断的共鸣。(87)亚当·弗格森也提到，奢侈“有时用来表示我们认为的文明甚至是幸福必备的一种生活方式”(88)。随着文化消费的扩大，“优雅”也成为奢侈的代名词之一。波考克指出：“优雅和斯文的概念是18世纪商业意识形态中的关键因素。”(89)朱利安·霍皮特提道，“如果说在复辟时期对这些娱乐的追求已经不断发展，那么光荣革命以后，追求‘想象的娱乐’不仅急剧增加，而且发生了显著的方向转变。即使在战争年代、政治不稳定和宗教紧张的混乱之中，文学、戏剧、音乐和艺术世界沿着新的方向发展，得到了有力的捍卫。在制造和享受这种娱乐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自信，以至于到《观察家》在1714年开办的时候，温文尔雅已经得到了引人注目的扩散和重新界定”(90)。W.D.史密斯指出：“‘体面’一词在18世纪后期开始使用，构成一个清晰的且意义极其重大的文化模式，对西方和帝国的‘现代性’极为关键，体面赋予消费以道德和政治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含义。”(91)按照《牛津英语词典》在18世纪的定义，体面是指“品行端方的立场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道德品质。因此在后来的应用中，指不提社会地位，或者尽管身处简陋的环境中，所具有的诚实和得体的性格和行为”(92)。这一系列与奢侈具有内在联系的词汇的使用和探讨，极大地拓展了对奢侈的理解，丰富了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理论，推动人们不断改善现有的社会状况，追求更为理想完善的社会生活。 总而言之，通过这场奢侈消费大讨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奢侈品的定义和概念。到亚当·斯密，就从完全不同的视角来区分必需品和奢侈品：“我所说的必需品，不但是维持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国习俗，少了它，体面人固不待说，就是最低阶层人民，亦觉有伤体面的那一切商品。……此外，一切其他物品，我叫作奢侈品。”(93)这一宽泛的共识性定义从根本上消解了奢侈与道德、健康等诸多争议性问题，不再从恶德还是美德、道德败坏还是品行良好、懒惰还是勤劳这些角度来看待奢侈消费的问题，而是从商业经济角度出发，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等广大人群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94)随着英国奢侈品生产不断推陈出新，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商品现在已成为日常用品，人们可消费的商品种类也随之越来越丰富，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更为这一历史进程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