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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华盛顿开会要坐上五个小时的飞机，路程既长又无聊，我总是要带点儿东西读读，可是自己专业的读物实在无味，便挑了王汎森的《傅斯年》（Fu Ssu nia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在路上看，书不离手地一直看到飞机降落在杜勒斯国际机场。掩卷之余，发觉自己对汎森兄又增添了不少认识，也对这本著作表现出来的学识相当佩服。 十几年前的1992年，我曾经和当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的罗志田兄，为汎森兄的另外两本书，即《章太炎的思想》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写过一个小小的书评，发表在当时的《读书》杂志上。当时，我们就都觉得汎森兄学识与功底俱佳，那两本书也确实不同凡响。斗转星移，转眼十几年过去，汎森兄不仅荣膺中研院院士，还当了史语所的所长，志田兄从四川大学教授转任北京大学教授，我因为专业关系离历史学越来越远，平时，最多也只能挑一些熟人所著史学书籍闲读，来轻松一下始终紧绷的弦，不过，当我读了汎森兄的这部英文著作后，仍然忍不住技痒，写下一些已是外行的感想。 一 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政治和社会评论家、一个学术组织者，傅斯年可能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最充满色彩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5页）。关于傅斯年已经有不少论著，不过，我所看到的几种都不惬人意，不仅见识不高，对于傅斯年的“古史重建”了解较浅，对傅斯年影响现代中国学术的估计也不足，对傅斯年的政治情怀和民族意识体会更不深，像汎森这样占有大量资料的研究更不多。汎森兄在重建傅的Life history时，所依据的资料，不仅有各种版本的傅斯年文集（如1952年台湾大学出版的《傅孟真先生集》5册；1967年文星书店出版的，增加了43篇论文的《傅斯年选集》10册；1980年由俞大采撰序，又增加了9篇文章的《傅斯年全集》7册），还拥有各种新发现的傅斯年文字、私人访谈和各类纪念文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可以利用保存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包括五个柜子四千多件的傅斯年档案（简称“傅档”）。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因为近水楼台的缘故，汎森可以直接读到傅斯年所藏王国维《观堂集林》和《古史辨》，从书的空白处傅的批注中，可以看到傅对王国维和顾颉刚的感觉（108页，115页的注），而这些资料的使用，不仅使这部著作成为有关傅斯年人生最翔实可靠的传记，也使这部著作成为有关傅斯年学术最深刻的探索。 毫无疑问，在研究傅斯年的时候，首先应当谈论他关于“古史重建”的见解，因为傅斯年进入现代中国学术世界的时代，恰恰是有关古史的大辩论时代。那个时候的古史辨运动，使得顾颉刚对古史的怀疑成为主流，就连此前人在国外的傅斯年，也曾支持过古史辨运动，很羡慕顾在史学界称“王”。根据徐旭生的描述，在1920年代，这是一个大潮流。中国各大学历史系除了信奉古史辨者之外，其余所剩无几，有的人甚至激烈到认为，汉平帝以后才有信史，以前皆为伪造。但是，傅斯年回国不久，他却成为顾颉刚这一历史观念的批评者，汎森兄在书中（124页）提到，傅曾写过一个小故事以讽刺他的朋友顾颉刚和钱玄同，他指出：“傅氏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他将古史的研究重新开启”，他努力地从古史辨和疑古思潮中拯救古史，如《左传》、《国语》、《周礼》等等，他在中山大学给学生讲课时就指出，“伪造”二字，并不都能适用于被发现的古史料矛盾上，汉代儒生尤其是刘向、刘歆父子在编定文献时也许有错，但并不是故意“伪造”。汎森兄在书中说，“是顾颉刚将古史旧的大厦推倒，却是傅斯年用碎砖重建了古史”（99页）。 走出疑古思潮，来重建古史，并不等于是重新恢复传统的古史观，傅斯年所重构的古史图像与传统大相径庭，汎森特别指出的是，读者应当注意到，傅在重新拯救古史中，作为学术领袖，曾在历史、起源和文明方面，都有相当有意义的举措和论述。 汎森兄指出傅斯年关于古史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现代的考古发掘证明古代中国文明与历史。很少有人把中国辉煌的考古发掘和傅的远见卓识及领导才能联系起来，也很少有人提到后来几乎所有考古界的头面人物包括夏鼐都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训练出来的。其实，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到傅的重要性，他任命李济取代董作宾去领导安阳发掘，这便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如果说，擅长古文字研究却未必精通现代考古的董作宾仍在“掘宝”，即“金石学”和“挖古董”的意识中操作，并不知道考古分层的意义远在甲骨片数之上，那么，由考古学家李济领导的安阳发掘，不仅证实了殷代甲骨的可靠性，而且证实了殷商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还反驳了中华文明西源论。众所周知的是，这种中华文明西源论，自从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以来，曾经被章太炎、刘师培所接受，和古史辨的观念一样，共同形成了对古中国文明和古代中国史的瓦解。 汎森兄指出傅斯年关于古史的一个重要论述，是以“夷夏东西说”重建了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当然，顾颉刚是率先怀疑三代一脉的线性传承的学者，但是汎森注意到，虽然他启发了傅斯年把原来的一元古史说分解成了多个过程，傅斯年也曾在1920年代支持过古史辨运动，但他在1930年代就已经改变了看法。汎森兄曾看过一个傅的笔记本，上面有题为“虞夏两系统”的笔记，也许就是后来著名的《夷夏东西说》的草稿大纲，他说，傅和顾颉刚不同的是，“顾颉刚把旧的大厦推倒，而傅斯年用碎砖重建了多元论”（99页）。傅斯年提出，三代并非纵向线性嬗递，而是横向展开的，古代总有两个民族常常争斗，舜是东方部落的首领，而禹是西部部落的首领，他认为文化是从东到西传播的。同时他也瓦解了殷的腐败和周的圣洁这种“历史进步”说法，这种殷周文明论述，不仅是古代正统历史家的说法，也是自王国维以来一直是现代史学界的观点，但傅却对东方的殷商文明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种“文化多元说”在1927年深受廖平影响的蒙文通那里就提出过（可参看其《古史甄微》），但是蒙文通的文字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完全依赖文字材料，后来经由1934年傅斯年用考古发掘与文字资料并重的研究，也许还经由1943年徐旭生通过神话传说的研究（可参看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关于华夏、东夷、苗蛮的见解），才真正重新奠定了多元古史源流的新见解。“蒙（文通）、傅（斯年）和徐（旭生）的有趣巧合，就在与他们全都在对古史辨作出回应，他们全都将非正史的资料视为比正史更有价值。这一对史料评价的立场逆转，帮助打破了古史研究的僵局”，不过，汎森兄还细心地指出，一方面，傅斯年在欧洲游学的经历也许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因为欧洲是多民族所组成的（105～106页），傅的公式就是“历史就是种族和地理的乘积”（106页），另一方面，傅对中国文化起源于山东的说法甚为固执，“这种努力似乎部分源于他对故乡山东的浪漫情结，但是傅的方法的严谨以及他对求证的执著，使他的理论超越个人情感的内容和诚恳”，因此他并不仅仅像蒙文通和徐旭生那样，只是通过史料互证来完成他的假说，除了对考古发掘与文字资料的综合使用外，他对东方本地文化传统的认识，对欧洲历史的感受，使他并不同于前二人。汎森兄的这一对比相当独到，通过他对蒙文通（1927）、傅斯年（1934）、徐旭生（1943）这一对比，我们清楚地看到，傅斯年关于古代两个部落群体常相征伐的说法，直接与三代一脉和谐相承的传说相抵牾，粉碎了所谓“十六字心传”的神圣系谱，也改变了文明由西徂东的惯说，指出了文化的由东向西，这让我们了解到为什么傅斯年的影响最巨。 领导考古发掘，提出夷夏东西说，可能是傅斯年重建古史的重要贡献，徐旭生、王献唐以及拉铁摩尔都受其影响，与傅共事的三位考古学家李济、夏鼐和高去寻也始终坚持龙山文化有其独立本源，虽然张光直早年曾经因为龙山文化在仰韶文化之上而倾向一元论，但在他1986年的《古中国考古》第四版中，也放弃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论。可是，这种重要贡献却曾经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尽管安阳考古由傅斯年直接领导，傅斯年领衔的《城子崖》（1934）出版，曾是夏鼐承认的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事件，但是“文革”结束时夏鼐谈中国考古学与安阳发掘，竟然没有提到傅斯年的名字。而1987年逄振镐写《东夷古国史论》，明明用了傅斯年关于东夷的观点，却连一点点Credit都没有给傅斯年（7页）。 二 中国现代历史学的革命，始于顾颉刚而完成于傅斯年，换个说法就是“从破坏到重建”。汎森兄很早在《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中就指出，这一过程是现代中国学术的逐渐形成历史。在本书中，他利用能够掌握的档案材料，为我们描述了顾颉刚和傅斯年由同盟到交恶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并不只是个人恩怨，而是折射着那一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变化。 1986年，刘起在《顾颉刚先生学述》中曾经认为，傅与顾的交恶，是因为顾颉刚在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下，公布了傅斯年的一封信，这封信中傅斯年称顾在“历史学称王了”。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根据史语所保存的档案，汎森兄在书中清理了这一过程，傅当然是一个竞争心很重的学者，在给胡适的信中，他也确实暗示了不愿折服于顾的历史学威望之下，但是更应当注意的是，他的古史观念确实与顾不同，汎森兄看到傅在自己所保存的《古史辨》的空白处对顾的批评，这一对古史的差异观念使得他和顾分道扬镳，在古史研究上另辟蹊径，汎森兄也注意到档案中保存的1926年傅斯年关于五等爵的笔记和草稿中有对欧洲贵族制观察的痕迹，显然，有留学经验的傅斯年和未出国门的顾颉刚相当不同，也许正是这种经验，最终使他们各树旗帜。 和顾颉刚逐渐“转向民间”也不同，从1937年起，傅斯年开始“转向经典”，对儒家道德哲学起源的探索，因为这是中国人文思想的初始和儒家道德哲学的源头。汎森兄书中指出，《性命古训辨证》不仅是历史学与哲学方法理想的结合，而且在看上去严谨的学问中，实际上有傅斯年的现实关怀。有的傅斯年研究者竟然完全忽略了它的意义。其实，如果注意到傅在1919年即五四时代所编的《新潮》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注意到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人们就可以发现傅的这一学术考证隐含的现实含义。早在1928年，傅就认为，“仁义”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所以他向来比较夸奖荀子而不很认同孟子，对于宋代以来儒者继承发扬孟子的心性说，傅是很不赞同的，他对新儒家即理学的蔑视，可以从贺昌群和傅的学生孙次舟给傅的信中看到，据说，劳榦就曾提到，傅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从不发表有关新儒家的东西。他也像阮元《性命古训》一样，试图给它做一个追根溯源的历史考察。不过，汎森兄比较了阮元和傅斯年的研究，指出傅、阮的差别，在于傅用了考古与金文的证据，而阮只用了古代书面文字的材料，阮元只是指出了“性”和“命”并没有神秘的意思，而傅认为这两个字压根就没有在西周典籍中出现，尽管这两个字的今义已经在东周可能出现，但直至汉代，“令”和“生”并没有被“命”和“性”所取代，是五经先秦的传抄者将这些字按照后来的意思抄写而成的。 将古圣人之说非伦理化，这是傅的一大贡献，在那个时代，接触考古和甲骨的李济、董作宾、徐中舒，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很多伦理思想从未出现在殷商时代，至于“心”、“性”这样的文字，也只是在周中期才有。这些说法显然可以帮助傅较阮更进一步，把这些伦理化的圣人思想放回历史。汎森兄在傅斯年的几篇未刊手稿中也看到，傅的这种非伦理化的倾向，他还用张政烺给傅的信，说明傅斯年“去神秘化”的决心。张在信中指出，他对金文的研究，支持傅的想法，就是“命”字在金文中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神秘指谓。而傅也指出，尽管儒家尤其是新儒家一直反对“生之谓性”，他发现在文献和铭文中，“性”总是作“生”，并没有任何道德伦理内涵，“命”与“令”的本意，并没有“归属”之意，而“人”字并没有广义的“人”的意思。至于很多古礼，则源于初民之图腾部落的仪式，但这些仪式后来在春秋时代被理想化了，比如《诗经》中的“有物有则”，其中的“物”字，可能是指性图腾，一旦这些被冠以圣人名义的伦理思想“去神秘化”，还其本来面目，也许更能让人看清其历史中的意义（参看第四章）。 这一关于性命古训的考证受到很多人的重视，像汎森书中就注意到，在《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陈垣给他儿子的信，信中陈垣曾说，读完《性命古训辨证》，才知道自己的学问落后了（126页注）。 三 傅斯年曾经说，自己“不能离学术太远，也不能在学术里呆太久”，这也许是五四的历史记忆和中国的社会现实使然，汎森兄引用这句话指出傅斯年游离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困境，作为一个从五四运动中走出来的学者，傅斯年对于身边的政治和实现的中国，始终不能忘怀，这是使他最终走上政治道路的原因。本书的第五章《五四心态的负担》，就讨论了他为抗日战争而撰写《东北史纲》，也讨论了他心中深切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反传统思潮的纠葛，也涉及民族危亡之中文化认同的需要，傅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也是一个有社会关怀的人，他无法局限在纯粹的、学院的学术世界中。 确实，1942年傅斯年参政之后，“就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不过，他却参与了中国那一段现代政治的风云。他是政府弊病的批评者，也曾平息昆明学生骚乱，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时，对汉奸或附逆者的严厉举措，都反映了这个被叫做“傅大炮”的学者高度的政治热情和严厉的政治伦理。汎森兄书中引用了很多资料，记录了傅斯年在学术研究之外的各个方面的身影。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如书中记录1945年7月傅斯年与黄炎培等国民参政会代表访问延安，7月1日，傅斯年与毛泽东这两个五四时代崛起的弄潮儿，曾经在窑洞中彻夜长谈。傅斯年说，毛是宋江式的人物，是大反叛，如同刘邦、项羽一流，而自己只是小反，是陈胜、吴广之类，毛听这话便大喜，亲笔写了唐代章碣诗“刘项原来不读书”送给傅斯年。书中感叹道，“这两个五四青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成为学者，另一个选择了做 不读书 的，这个分歧在三年后，当毛在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里宣布傅斯年为战犯时，终于展现出来”（171页）。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傅退出学术舞台。就我阅读的感受说，此书最精彩的，可能也是大部分傅斯年研究者未能问津的，是有关傅斯年与史语所、北大及台大的故事。人们尽可以批评傅在后半生太过旁骛，太入世参政，但是一个刚出道就和五四有着深刻联系的学者，恐怕很难仅仅躲在“象牙塔”中。在序言中，汎森兄就说到，他试图在两个较大的现代中国思想史背景中，讨论有关傅斯年的话题，一是把傅斯年放在五四运动偶像破坏（cultural iconoclasm）的初期兴起与后来变化背景中论述，二是把傅斯年放在建设中国学术社会的成功与挫折中去观察（8页），在这一点上，傅斯年和陈寅恪毕竟不同。 四 最后要说到的是资料。前面提到汎森兄对傅斯年资料的收集和使用，使得这部书成为关于傅斯年的最有权威和最可信的传记。汎森兄不仅掌握傅斯年在史语所的各种档案，而且能够读到原来不曾公开的书信和笔记。比如，他曾通读上千封傅的来往书信，这对傅的生命史和交往录，才能有深切的了解；又比如，大量档案中从未有他与左翼史学家的往来书信，似乎也可以看出，他在历史学界提倡“史料即史学”的倾向，与左翼史学“强调历史要为现实服务”的差异；再比如，由于只有一封信中提到何炳松，只有两封提到钱穆，人们也可以看到他在学界立场上的远近亲疏。因此，读者切不可忽略大量的脚注，这恰恰是王书的一大特色，我真担心以后的中译本会将这些脚注删除或简化，实际上，这些脚注常常并不比正文逊色，有的脚注几乎就是一个小故事或者一个小考证，有时候也许还是一个重要的史料线索，或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论证。 顺便再说一些感慨罢。傅斯年是一个眼光很高的人，他作为现代中国历史学的Leader和Symbol，这使得那个时代的历史学界有一个标准，也因此成就了那个时代历史学界的进步。通常我们都相信，做学问讲究眼光（vision），做学问讲究功底，做学问还得讲究胸怀，傅斯年曾经评论张皋文说，他什么都是第一流，但都不是第一人。傅斯年眼光甚高，但更难得的是傅斯年既有高的眼光，又有厚的功底，还有大的胸怀。学术世界中，有的学者如剑侠，单打独斗可能是高手，可有的学者如领袖，仿佛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在中国现代学术界，前者能够数出不少，但后者不多，傅斯年算得上是一个善于集众工作（collective work）的人。今天我们常常会提到傅斯年的《史语所工作旨趣》，提到他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提到他的民族史学立场和关于“虏学”的议论，不过，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学有什么可以数得上大进展的话，这些进展几乎都与傅相关，汎森此书《塑造新史学》一章中，以三个事例来证明傅斯年的远见卓识，即安阳考古发掘、收购明清大内档案以及坚持历史学科的自主独立和专业化。正因为如此，他去世后，史语所同仁给他的挽联中才写道：“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远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掩卷之余，唯一觉得可惜的是，汎森此书以英文写成，在剑桥出版，恐怕大陆学界一时难得阅读到。 Wang Fan shen,Fu Ssu nien: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本文是葛兆光先生根据亡弟葛小佳2005～2009年笔记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admin) |